坎昆度假回来不几日，侄女来告表哥亡故的消息。2017年，始于斯痛，彼南风寒吹乡门，可不忉兮作哀声。
表哥大我多少岁，我现在也不甚清楚。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表哥就是个壮汉子了，身高力大，就如那梁山好汉石秀，铁板身手，可轻松拍残清江月。
杭州钱塘江上游的富春江中断南岸，有一条清江小河探入山区，终端汇集有数条溪水。山民在那里与商贩交换山货，那地方就叫场口，是个古老的地方，据说宋时就街市繁盛了；抗战时，国民县政府迁至场口，一时尘嚣不倦，获小上海称誉。
我外公邓家和外婆曹家都是场口地方人，曾算当地旺族。后来我大姨嫁与当地陈家，也家盛，表哥天荣就出生并生活在那里。人民政府后，家财散还于民，我外婆家留一角居，大姨家则在外婆家边外搭一简易房居住。（两年前我陪母再访外婆旧屋，那屋子及边上的姨家旧屋早是人去楼空，屋子矮小得有些意外的陌生，表哥身高手长，螺丝壳里做道场，这数十年岁月，不知道他如何穿梭其中的）。
场口民风逞意骁悍，富阳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场口人来打架”，我表哥应是彪炳了不少这样的“民俗声誉”。他在场口面粉厂工作，别人一次背两袋面粉，他一次能背三袋；然而，他个子高，长期弯腰蹬腿搬运，我也未曾听他提过什么腰痛脚倦的——也或许，这些于他说来，根本就不是值得一提的细零鸟事。
我十来岁时，自己一人乘车从富阳镇去场口外婆家，回来时都是表哥送我到车站。车到的时候，他往车门旁一站，没人能挤过他而先上车去的。车上客人下完后，表哥先上车，挑个好位置坐着，等我悠悠上得车去认座，他随下车，还招呼旁座的照看好我（别人也听他的）。下车后，他原地站着，看我坐车远去。我在车里望着他身影渐远渐小，终消失于尘灰搅拌的彩光里。然而他身带汗味的力量（如今的人们叫气场）始终不会在我身边散去，因为表哥，我一路都觉得车中的我，胆气泛泛而旺然。如这样的贵宾座，我一直享受到去外地上大学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下，上大学前，我在富阳县土特产公司做学徒，秋来的时候，去山中征收柴木。从湖源溪山中来的征收物，临时堆集场口埠岸，晚上需雇人看管，公司每晚付大约一元五角钱。表哥需要这工作补贴家用，也是最胜任这工作的人，但师傅告诉我不能用亲戚，我就拒绝了表哥，他怒了我两天，之后照旧的，还是他送我上车回富阳的。
再后来我远渡异国求学，国内形势也界开昆崙，烟岚黛嵋；富春江畔的富阳县城，凭残留之吴人山水，顿然兴起，青嶂中的场口镇作为山民埠岸的功用不再为继，衰颓了下来。我表哥乐意退休，一家跟随女儿们，迁至富阳镇上居住。我每隔几年回国游乡，去看他，似乎，他一直还是我原来心中的老哥样子，虎背虽稍见些驼，但身板依然朗朗，面温温然，见到我憨笑的时候多，说话的时候少，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不过近几年，他开始告诉我他身体不太好，主要是晚上睡眠不好，力气大不如以前。医生说他患上抑郁症。我问他每天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无聊得很，上午富春江边散步，午睡后跟人玩牌，晚饭喝点药酒，早睡（但睡不好）。表哥年轻时在当地是一呼人应的大侠人物，如今岁月暮色，又离开原乡居住，我想着他难免寂寥孤寞。他不喜文，不会去体味“真空本自寂”的自娱。
从无例外的是，每次告辞他出来，他总是坚持一直送我到近家的地方。路不算近，他借口说要活动手脚，其实他是有点放心不下我的心虚的。六十多岁的人，走路依然挺拔，他的身板看上去与年轻时差不离多少，我也没看到他有多少白发，他不憔悴，只是心似乎在一年一年的弱下去，因为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无用了。英雄大小不论，结局从来都难免气短，吴钩自废，这谁也摆脱不了，而不同的是这个人在时间标杆上滑行的长度和急促度。我唯愿望的是，表哥不做英雄，如果做，尽量做得小一点，慢一点。
事实上，表哥从未成为过任何政府认可的英雄，也许生不逢时，他一生平民，但认真履行了一个平民的纯粹无杂的角色，不偷懒，不嫖赌，不酗酒，不抽烟，不畏强，不欺弱，不借钱，不读书（最后一点似乎缘由于我舅舅邓柏文，书生难为，不幸的境遇无疑太强烈的冲击了后一辈）。 但，在我的感觉中，想象中，表哥是个像得不能再像的英雄。
人老去的唯一走向，是更加老去，但如果老去继续不断，也是不错和可安慰的。表哥的老去可惜过早断了，因为类似中风样病症，上月他被送进医院检查，诊断说是肠癌脑转移，奇怪的是生前未听他诉说过相关病痛。一个月稍几天后，他静离尘世，归葬于原乡场口山中。（后来表姐告诉我表哥出生于1947年，属猪。）
表哥亡后一天，文字大师周有光先生仙逝。周先生是有福气的，因为他做到了平缓、绵亘、毫无迫切的老去。周先生的一生精彩异常，我学到的其中生命道理是：只有我们自己不匆匆，时光也不匆匆。
2017年元月15日，阿宋记于麦迪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