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斯曼诗歌集》
前言
豪斯曼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大约在半个多世纪前我就已经翻译过他的诗歌了，但是，老实说，我那时并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尤其是我并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一个诗人。
那是1970年前后，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令人几乎窒息的那个年代，为了找点事情做做，更为了躲进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虚幻世界，避开那个无法让人再面对的现实世界，我就开始了我的译诗工作。那时，要找一本能合适我英语程度的英文诗集都找不到，于是只能在一些大学英语课本的夹缝中，以及能找到的一些报纸、杂志和书本中发掘出一些那时我能看懂的英文诗歌来翻译。就这样，不知道在哪一本书中，我看到了豪斯曼的两首诗〈最可爱的树〉和〈当我二十一岁时〉（分别为《西罗普郡一少年》中的第2首和第13首）。我马上被这两首诗简明、清晰、流畅的语言和清新、自然、幽默的风格吸引住了。这两首诗很容易懂，很快就翻译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豪斯曼和他的诗。
八年前，二0一四年年中，可能在网上有人提到这两首诗中的一首吧，我就把几十年前翻译的那两首诗找出来，词句稍作了一些小改动，每首后面加了一个译注，放在我的博客“六树堂文集”上。那两个译注的内容，主要是说明了豪斯曼是怎么样的一位诗人，因为我那时曾在网上作了一点研究，知道了豪斯曼学术研究上的成就和诗歌创作上的影响，于是，那时，我算“认识”了豪斯曼，但是，老实说，除了这两首半世纪前翻译的诗歌外，我对他的其他诗作还一无所知。
今年年初，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 可能也是在网上看到吧 —— 我发现了豪斯曼《更多的诗歌》这本诗集中两首关于他与他终身的恋人杰克森分手的诗：第30首〈我们决不会成朋友〉和第31首〈因为我更爱你〉。这两首诗都不长，语句也并不复杂，但感人至深，读了令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来。与〈最可爱的树〉和〈当我二十一岁时〉比较，这四首诗语言上有同样的简练、自然和流畅的特点，但在感情的表达上，这两组诗却有很大的差别：我以前翻译的那两首诗感情含蓄，不激动奔放，只有一种淡淡的惆怅和忧郁感，给人一种莫名的凄冷的美感；而今年年初我读到的那两首诗却情绪沮丧、无奈，我能感到诗人在写这两首诗时心里受了多大的创伤，但他在诗里强压了心头的悲痛，用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冷漠的语句把他的沮丧心情描写出来，然而读者却可以清楚地感到，诗人的心在滴着鲜血。这种滋味，可能除了去读这两首诗以外，是很难形容出来的。
我很快就把这两首诗翻译了出来，还加了两个较长的译注，主要是说了豪斯曼与杰克森关系的来龙去脉。译完这两首诗，我就产生了一个再找些豪斯曼的诗歌来翻译的念头。正当这时，有一位不认识的出版商写信来找我，说希望出版我已经放在博客上的、近年翻译的全部200多首英美诗歌。最后商定，先出一本包括101首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的诗。于是，那时我就打算也翻译豪斯曼的100首诗，企望等弗罗斯特的诗集出版成功之后，第二本就出豪斯曼的诗选。
从今年一月十五日开始翻译第一首，到今年三、四月就快完成计划中打算译出的100首诗中的百分之七、八十了。我最初的打算是只翻译豪斯曼诗作中比较短小的诗歌，以6节长度为限。其原因之一是我比较擅长翻译短诗。我在译诗时一向比较讲究诗歌的押韵，我觉得押韵的方式会影响诗歌朗读时的流畅感。一首一节以上的诗歌，要是每节换一韵，在朗读的时候流畅感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就尽量做到一韵到底。但是要是一首诗有六节，甚至八节以上，那么要一韵到底就难以做到了，所以，我一向很少翻译长诗，因为我不善于处理长诗的押韵问题。决定只翻译短诗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一向觉得短诗琅琅上口、易于记忆，往往感情更加强烈，因此比较感人。所以，我很少翻译长诗。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是我以前在谈我的译诗的文章中常常提到的：我觉得译诗是一种语言游戏。怎么把一种语言的诗歌翻译到另一种语言去，使之也像一首诗歌，这就像是在做智力测验一样，要动一点脑筋。翻译一首短诗就像做一个小游戏，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做完；翻译长诗，那就是做一个很费脑筋和时间的大游戏了，我没有这个耐心和精力。所以，我大多翻译短诗，很少去碰长诗。
等我实际上动手开始翻译豪斯曼的诗歌之后，我才逐渐发现其实他的诗歌，即使是短诗也并不容易读懂。他的诗歌语言十分精炼，往往精炼到难以理解的程度。他的诗句用词造句有一套非常独特的方式，常常不顾词性和句法的常规。他的诗中用了很多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典故，还用了不少《圣经》中的故事和典故，要是不知道这些典故，根本就不知道这首诗在说什么。比如〈最可爱的树〉这首诗中，说到人的寿命时诗人说：
在我一生的七十年中,
二十年已不会再来啦；
七十年除去二十春，
仅有五十个春天剩下。
似乎在做数学题。其实这段诗的意思来自于《圣经 · 诗篇》中的一句话：“我们的一生有三个二十加十年”。我见到在博客上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英语老教授可能不知道这是《圣经》上的出典，就说豪斯曼在诗中做算术题。
幸亏我后来发现美国一位叫雷·穆尔（Ray Moore）的学者出版了三本豪斯曼全部诗作的《学习指南》（Study Guide）。我读了之后才弄懂一些诗的内容和典故的来源。穆尔的这三本书增强了我翻译豪斯曼诗歌的信心。我想：豪斯曼全部诗作只有177首，我要是能译出100首，那么再加剩下的77首，不就能把他的全部诗歌都翻译出来了吗？虽然剩下的部分大部分是八节以上的长诗，但是我想，有了穆尔三本《指南》的帮助，一定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正在此时，我在网上发现原来国内已经出版过两本豪斯曼的诗集了。一本是周煦良先生在2014年于北京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豪斯曼诗选》，其中包括了《西罗普郡一少年》（周煦良译为《西罗普郡少年》）的全部诗歌和从豪斯曼另三部分诗歌中选出来的九首短诗。周先生的这本著作在网上可以购到电子版，我很快就可以读到。这本诗选很可能还有更早的版本，但我没有看到过。
另一本是2010年刘新民和杨晓波两位老师在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豪斯曼诗全集》。这本书没有电子版，无法在网上读到，只能从国内买了寄来。国际邮件目前异常缓慢，等收到此书，三个月已经过去了，我差不多已译完豪斯曼全部诗歌的百分之八十了。
当我从网上发现豪斯曼的诗歌已经有人翻译过一部分或者全部之后，我曾犹豫：我再去翻译这些诗是否有点浪费时间？但是等到我读过周煦良和杭州两位老师的译作（在后文中，我把周煦良的译本简称“周译本”，把刘新民和杨晓波的译本简称为“杭译本”）之后，我觉得我的翻译还是同样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不但是因为一部文学作品本来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因为翻译同样也是一种再创作，即使翻译作品的底本是一样的，但是经过不同译者的再创作，得到的成品还是会各有特点的；而且，我还觉得我的译作与上述两种译本有三个不同之处：
第一，在诗歌翻译上，我一直有我自己的主张。我认为中文译文的主要读者是不懂原文的中文读者。对中文读者来说，英文原诗的格律如何，实际上是最不重要的东西，他们最主要的是希望了解外文原诗说的是什么。再说，两种语言形式完全不同，要在形式上翻译，有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比如，中文古诗讲究平仄，而外文中根本就没有“平仄”这个东西，如何翻译呢），有时即使勉强凑巧可以照搬，在另一种文字中朗读起来也不一定顺口。比如，杭译本在豪斯曼诗歌的翻译中，基本上按照原诗的韵式来押韵。在原诗中，豪斯曼往往采用英诗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押韵法，那就是ABAB，也就是在四个诗句的一节之内，单句押一韵，双句押一韵。然而在传统的中国诗歌中，却并没有这种押韵法。其实，我觉得在中文中，用这种押韵方式的话，朗读起来一点都不顺口，也得不出韵的感觉。再说，为了这么凑韵，其结果往往只能是因为要迁就形式上的某种一致，而损失原诗内容上的忠实转达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得不偿失的愚蠢办法。
我在诗歌翻译上比较主张傅雷“神似重于形似”的主张，也就是翻译时要注重诗歌的精神面貌和实质内容的转达，而不是外表形式的相似和模仿。所以，我觉得翻译一首英文诗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英文诗翻译成一首“像样的好中文诗”，也就是把译诗写成一首通顺的、念起来琅琅上口的、中文读者能够接受、也能看懂的好的中文新诗。我认为中文传统诗歌（包括古典诗词和民歌）用得最多的押韵法就是双句押韵，尽量一韵到底。这就是我在翻译豪斯曼诗歌时采用得最多的一种押韵法。在翻译长诗时，很难做到一韵到底，我就用一节一韵的押韵法。在翻译五句以上的长诗节时，我就往往用两句一韵的方法，而这，也往往真巧就是豪斯曼原诗在长诗中采用的押韵法。
在“信达雅”这个翻译原则的运用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信”字。没有了“信”就谈不上“达”和“雅”。所以，我的译诗尽量做到忠实于原文的意思，不做过多的增添或删减。我在译文之前都附上了原文，懂英文的读者可以一一对照着读。在做到了“信”的基础上，我再考虑中文语句的顺口、韵脚、词句长短等问题。所以，我认为，我的译作，比起周译本和杭译本来，在忠实于原文和通达这两点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豪斯曼的诗歌中，标点符号用得有点奇怪：逗号用得非常多，有时一节的末句也是逗号，意思已经结束了还是用逗号；句号用得很少，分号、破折号则用得更少；有的时候，在句末，任何标点符号都不用。在翻译时，我基本上均按照原诗的标点，但有时觉得会影响语句的理解时，也会作一些改动。这是必须在此说明的。
第二，我发现无论周译本还是杭译本，都有一些理解上的错误。其实，错译或误译是任何人都难免的，每一个译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错译之处，这无可非难，更何况是诗歌翻译，错误更为难免。这是因为诗歌的语句本身十分精炼，于是往往造成有些语句或者整首诗歌的歧义。杭译本在翻译《西罗普郡一少年》时大概参考了周译本，所以，我发现不但两个译本有些语句非常相像，而且有些错处也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不想举例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我的译本和译注，与其他两个译本对照来读，就会发现他们的错处。当然，正如我上文所说，译文的错误是难免的。我的译本也一定有不少错误。所以，我也希望读者能一一纠正我的错误。我一定会对指错的读者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三，豪斯曼的诗歌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非常难以理解，这不但是因为他用了很多古希腊、古罗马的典故或《圣经》故事，而且因为文化和时代的不同，对中国读者来说，读他的诗歌时也会产生很大的理解上的困难。再说，豪斯曼有不少诗歌，尤其是他死后出版的一些诗歌，内容相当隐晦，不作一定程度的说明，读者大概不会容易理解。很可能，这正是豪斯曼生前不打算出版这些诗歌的原因吧。周译本有不少注解，但是这些注解大多是对地名、人物、事件等具体事物的解释，并无对诗歌本身的说明。而杭译本，则注释很少，有的话，也只是对一些具体事物的注释。我这本译作，则采用了以前翻译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诗歌时在每首译诗后加上一个译注的办法，也在每首译诗之后加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译注，以助读者对这首诗的理解。我想，这一方法一定会帮助中文读者更容易地读懂这些写于一百多年前的英文诗歌。
这些译注中对原诗的理解，有很多来自于穆尔的三本《学习指南》，也有一些来自于其他学者的阐释，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我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还是希望读者不要囿于我的译注上的观点，能够跳出译注的范围，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
豪斯曼的诗，大部分没有标题。按照惯例，人们常把没有标题的诗的第一行拿来作为题目，这样，在以后讨论、研究这些诗歌时比较容易叙述。我的译诗也采用这个办法。不过，有个别诗歌，因为中英文句法顺序的不同，中文的第一句与原诗的第一句并不一致，这只是很少的个别现象而已。在诗集最后，附有中英文的索引。在英文索引中，无论用标题还是首句，均可找到这首诗。
正因为我觉得我的译本与已经出版的两个译本相比有这三个不同之处，所以，我想，即使豪斯曼的诗歌以前已经有人出版过译本，我的译本一定也还是有其价值的吧。
徐家祯
二0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写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