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惯匪（四） YMCK10252018-08-19 10: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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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泉交手之后，因为于毛子匪帮似乎一直没有行动，一度被认为其可能自行瓦解了。直到哈尔滨公安局实施“清理社会环境”的运动，才有发现了他的蛛丝马迹。

1947年，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南线的国民党军从攻势转向了守势，雪上加霜的是蒋介石又派来一位不善打仗，却想来摘桃子的“陈诚伯伯”，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弄到东北代表大呼“杀陈诚以谢天下”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北线的“中央胡子”基本被国民党抛弃了，因为没有系统的后勤，又遭到民主联军的猛烈打击，迅速呈现崩溃的局面。到秋天，多数匪股被消灭或打散。残匪本来就很难度过漫长的冬季，而剿匪部队又和以前的官兵不同。贺晋年、田松一班悍将都没有按常理出牌的自觉，大冬天的仍不歇兵，漫山遍野转悠捉土匪。胡子们一面叫苦连天，大骂土八路打仗不讲规矩，一面在饥饿寒冷的夹击下开始放弃抵抗。东北的匪患在1947年这一年走向了末日。

贺晋年，看着文质彬彬的一个人，追土匪追到自己的战马口鼻喷血而亡，胡子们一提贺司令没有不怕的

这样一来，哈尔滨公安局的工作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1946年，公安干警常被当作准军事部队使用，动辄要面对有枪有炮，成建制的土匪。确切地说，他们的工作更像今天的武警。到了1947年，招架不住剿匪部队痛击的土匪们纷纷瓦解，很多匪首在山上，林子里呆不住，潜入哈尔滨等城市，利用其复杂的社会环境隐伏下来。为了彻底消灭残匪，并破坏其在城市赖以生存的环境，公安局的任务集中到了“清理社会环境”，即清查残匪和整顿社会秩序。此时他们的工作又酷似今天的治安警。

只是今天治安警面对的案犯一般不会有悍匪们那么强的战斗力和那么精良的装备。

“清理社会环境”的工作较为枯燥，查户口，排关系，追来历，但收获很大，以前讲六二五七案件的时候，提到过哈尔滨铁路局动不动一个办公室可以抓出好几个司令和炮头来，就是这个时代。一天倪钦在审问一个旧日本把头（帮助日军管理劳工的汉奸）时候，那人为了立功赎罪，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说我有天在新城大街北来顺吃饭，出门碰上一个熟人，是以前在挺进军司令部见过的，人称鞠副官，他从样车上下来，正回头给钱的时候让我看见了。我这两天手头紧，想找他要俩钱儿花花，就上去说，这不是鞠副官吗？没想到他看了我一眼，明明认出我来了，却说了句：“你认错人了。”进路口就跑了。你们要清查挺进军，这人肯定是。

这个线索看似虚无缥缈，但倪钦马上抓住了重点：鞠副官，于毛子的亲信鞠希增，在土匪里就被称作鞠副官的。

鞠希增在伪满时有案底，倪钦找出他的照片给这个举报人看，对方看了以后，说就是他。

那么，这个鞠希增，是偶然路过新城大街，还是以此为巢穴呢？

那个举报人说他应该就住在那儿。因为想着讹他点儿钱，自己曾经问过路口附近摆摊的，问他们认识不认识前面那个鞠先生。那个摆摊的说哪个鞠先生？这不是陈会计吗？后来那摆摊的看举报人不似善类，再问就不答理他了。

从这个线索看，这个鞠希增很可能在附近某个地方化名供职。

倪钦马上带人前去核查，那个摆摊的还在，面对公安人员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告诉倪钦等人，这个陈会计是在附近一家合作社做会计的。

公安人员没有打草惊蛇，但动作很快，倪钦马上带了四五个干警，悄悄找到了合作社，把经理叫杨炳煜的叫出来了解情况。杨经理问明情况大吃一惊，公安人员问他能不能把鞠希增骗出来逮捕。他说这个人平时挺机敏的，怕露馅，要不，来两个警察，装成来买货的，先到经理室，再把他骗进来抓了？

倪钦觉得这样主意比较好。

他带着两个干警把住了合作社的前后门，派另外两个同志随杨经理进去抓人。

等了有五六分钟还没动静，倪钦觉得有点儿奇怪。他正要带人进去察看，忽听旁边有老百姓叫：“谁呀，怎么在房顶上跑？别把房踩坏了啊！”

不对，有情况！倪钦等人抬头看去，正看见几个黑影从旁边房顶上一掠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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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最后一个惯匪》的过程中，不断有朋友来询问，相关史料究竟出自何处，有无夸张演绎。夸张演绎是难免的，否则很多断片性的事件便无法融会贯通了，但基本史实是清楚的，无论于兴随匪帮的各次案件还是克东县的匪徒逃狱，都是那个时代轰动一时的事件。

其实，除了直接采访当事人，比如张孝德老人以外，它的若干内容来自公安部和黑龙江省旧公安厅档案材料中为表彰和宣传倪金德（倪钦）烈士及其战友而收集的相关材料。它们大多数来自曾经与他一同战斗过的同事，好友乃至对手。目前，这些档案已经对社会相关人员开放。

类似这样被湮没在历史中的材料，还有很多。在得到机会对其进行研读的时候，笔者常有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之感。

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和倪钦烈士相似的人物，他们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写下了自己人生的故事，有些读来令人感到呼之欲出。在非网络时代，信息成为铅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对一名所谓英雄人物的表彰宣传，又是那时十分重要的任务。所以，公开发表的材料，往往只是宣传部门择其精华进行汇总的内容，而且往往出于突出典型性的原因有所选择，故此难免挂一漏万。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被视为“边角料”的材料中所包含的内容，渐成人们记忆中珍贵的素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老萨写作之时，难免有求全之处，舍不得丢掉任何有价值的材料，不觉把故事拉长了。同时，这又是工作之余的写作，速度上可能不够快，因此连载可能做得不符合时代高速、快捷的读写特点，尚请读者原谅。

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谅呢，毕竟，于兴随案件是一起十分跌宕起伏的案子，一个在其他匪帮相继覆灭之时顶风作案的团伙，自有其独到之处。而侦破这一案件的过程，也堪称血与火的较量，智慧与狡诈的对决。

新城大街追杀，是于兴随案件中办案人员的一个噩梦，因为这多少有点儿丢人。其实，这在敌暗我明的情况下属于正常现象。

在周围群众的呼喊中，公安人员才注意到房上有人。

谁在房上呢？

那还能有谁啊？鞠希增他们呗。倪钦他们眼睁睁看着几个匪徒连蹿带蹦，一路从房顶上跳过几条巷子，不见了。

怎么不打啊？

倪钦他们都是全副武装，但是大家一枪未发。房上的土匪也一枪未发，双方只是闷头追逃。

这是警察和部队的区别了。部队的任务是战斗，为了打胜仗要不惜一切代价。警察的任务是治安，尽量避免造成市民死伤和恐慌。

于毛子是城里的土匪，知道警察的特点，所以他们在房上蹿越，也是手中持枪不发，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开枪，双方心照不宣。

一路上追了几条街，案犯在房顶上跟跑酷似的，警察却没有茅山道士的穿墙术，最终越追越远，只好作罢。

倪钦等人回到合作社，看到两个战友被匪徒绑得跟粽子一般。经过调查，才知道问题出在那个经理身上。从拜泉逃回之后，于兴随感觉到社会情况的变化，于是安排匪帮人员去找合适的公开职业，暂时潜伏下来。这个匪帮的成员社会上的混混居多，但也有一些伪满时期便在社会上有公开职业的，承担窝赃，打探消息等任务，而哈尔滨清理整顿社会秩序之前，他们复杂的社会关系仍有相当能量。所以他们几乎都找到了过得去的职业，甚至还有的当了街道办事处主任。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潜伏下来之前，周智富还和他们一一谈话，鼓励他们时刻准备为党国效忠，等国军打过来如何如何。

这可能也算中毒太深的一种类型。

令人扼腕的是，倪钦他们来抓捕的机会非常好，于兴随和周智富也在逃跑的匪徒当中。当时于毛子正带着一帮土匪在里面分赃，都在合作社的办公室里。但警方没想到杨炳煜本人便是于毛子匪帮的成员。公安人员对情况没有了解清楚便贸然下手，而且认为两个干警，控制毫无准备的鞠副官应该不是问题。

结果，进院后杨炳煜发出暗号，面对七八个持枪匪徒，两名公安人员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在追击过程中，有一批局里的干部恰好在附近开会，也目击了追逃的过程，其中就有倪钦他们局的局长——根据当时的职务情况判断，这个局长很可能便是姜达生。

但毕竟来得仓促，追了半天一无所获。

倪钦也觉得很失望，带着一班部下，见到局长自承工作有失误。

局长倒是没有生气，只是责问当时为什么不开枪。看来是做了领导，对业务不熟悉了，倪钦只好一番解释。局长听了只是摇头，说不对吧，关键是你们装备不够好，得改善。

怎么？难道还要给我们装备几门迫击炮不成？

局长说，要是有几支好枪，你们的战斗力肯定能提高。他一指倪钦身后一个警察——瞧，就这枪，怎么打土匪啊。把你那破玩意儿拿来，给大伙儿瞧瞧。

那警察一咧嘴，把枪交给局长。

挺好的一支枪啊。

局长接过枪来，忽然退后一步，脸色一变喝道：“把他给我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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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身边都是会家子，不用号令，他拿枪一撤身的时候已经扑上去了。

被抓的是那个本片的民警，户籍管理员。事后查明，他果然是于毛子匪帮在公安系统内部的卧底，他曾经为于毛子匪帮的多人伪造户口，使他们潜伏下来。没有他的掩护，于毛子他们很难在新城大街隐藏这么长时间。

而他的供述让公安机关深感扼腕——那个匪帮的粮台二爷周智富，居然此前不久又被哈尔滨警方抓过，但再次化险为夷。

周智富怎么二次被抓呢？还是因为他那个挺匪身份。

这个周智富也是合该倒霉，他在更换了身份之后，也潜伏于新城大街。一次外出的时候，他被一个当过挺进军的自首人员当街看到，马上喧哗起来，于是再次被抓。

周智富当时没有反抗，束手就擒。他十分狡猾，注意到那个人只是在挺进军中见过他，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于是又一次施展装傻大法，一面假装老实，一面表现糊涂。他把挺进军的情况说得颠三倒四，自称是被抓去当的马夫，但又确实供出了几个挺进军中的人物。

既然如此，顺藤摸瓜难道还抓不到他的把柄吗？

还真抓不到。周智富狡猾就狡猾在这里，他供的几个人都是他认识对方，对方不认识他的。要知道挺进军当时编了八个师，团一级的干部已经比狗还多了，谁会记得他一个“营长”啊？审判员去核对的时候核查对象个个绞尽脑汁也没想起这个人来。

当时没有联网，抓起来的嫌疑分子又太多，很不容易甄别。再加上潜藏在内部的那个户籍管理员从中传递消息，大打掩护，最后，审问人员没能识别出其真实身份，笔录中认定其“智力低下，属于从匪”。末了，还同意了保外就医。

等现在明白了这个二傻子是大匪首，再想抓，早已杳如黄鹤。这次“捉放曹”的结果是一贯官迷的周智富被吓破了胆，再不敢和国民党方面或者残存的挺进军人员发生联系，使追查于毛子匪帮的线索断了一条。

两次被一个“傻子”耍了，公安人员能不痛心疾首吗？

那么，局长是怎么发现这个户籍管理员有问题呢？他的回答很简单：“他站那位置一看就不是打土匪的。”

不是打土匪的他要打谁？

这个伪警察出身的残匪供认，一旦双方真驳了火，他第一枪就打倪钦，制造混乱方便土匪逃走。

好悬。

说起来这位局长也堪称老江湖了，有了怀疑不懂声色，下枪的过程自然流畅，让对方不知不觉间解除了武装。要知道在东北鼎革那几年，很多绿林出身的人物枪玩得极好，一枪在手，轻易十个八个人放不翻他。所以，如果非常偶然地发生借人家的枪玩，或者跟人家换枪这种事儿，接下来常常就是一场火并。这位局长显然是深通此道。

要说当时的风云人物，手里有支枪能玩到什么程度，丁老给我讲了一个例子。

1946年10月，公安人员在拉哈车站遭遇原日本大特务李子真。李子真在抗战中是讷河县伪讷河警务科科长，罪恶累累但十分机警。他在逃亡途中被人认出举报，七八个公安人员围住李子真一个，但因为没及时下掉他的武器，遭其拔枪还击，先后击伤我两名铁路警察，一时双方打成对峙。车站上人很多，而且许多人认得这个大特务，纷纷高喊抓他。李子真见状不妙手持双枪跳车逃走，边逃边回手开枪掩护，一气逃出去五六十米。公安部队的人员训练不足，又怕误伤群众，眼睁睁看着要被他跑掉。

意外的是此时从车站上跳下一名军官，竟然不作隐蔽，直朝正在逃跑的李子真追去，其快如箭。李子真回手一枪，那人就在其手一动的瞬间向侧面一闪，避过这一枪，同时回手一枪打去，正中李子真颈部，使其当场毙命。

因为战斗发生在车站上，观看这场枪战的群众见此情景欢声如雷，纷纷呼喊：“坏蛋李子真给打死啦！”“这下给我们这儿除了一大害！”

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此人是谁？

此人是东北抗日联军六军军长夏云杰的警卫副官，人称“夏副官”的夏凤林，此时担任嫩江卫戍副司令，他是乘车到齐齐哈尔汇报工作回程见到此事，“见义勇为”。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被称作“副官”的，无论“陶副官”陶玉峰还是“乔副官”乔树贵，抑或是“孙副官”孙国栋，个个身经百战，放在今天都是兵王。夏凤林1935年参加抗联，从境内打到境外，真正百战余生，还在苏联的八十八旅接受过特种兵训练，有苏军少尉军衔，李子真碰上他算是碰上了克星。

夏凤林（八十八旅时代）

其实这对夏司令来说只能算小试牛刀。抗联五万大军胜利时活下来的不足千人，单兵战斗力之强连同等数量的关东军也不敢撄其锋。

1946年4月，夏凤林率十一团张全山营两个骑兵连深入罕达气剿匪，被“中央胡子”尚其悦所部一千多人打了埋伏。四面的制高点都被占领，他身边大多是新兵，有的枪都不大会放，眼看是个全军覆没的局面。此时，夏凤林果断下令机枪手停止射击，把四挺机枪都集中到自己身边，机枪手只管压子弹。他就用这四挺机枪不停地向四面的敌军扫射过去，枪响人倒，山上的敌军被打得抬不起头来，机枪手上一个被敲掉一个，最后实在招架不住，有的胡子开始掉头逃跑。

土匪缺乏正规战训练，逃跑是崩溃式的，夏凤林马上发动追击，这一仗反败为胜，连国军“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嫩江司令关作舟少将也死在乱军之中。

打赢了，才发现夏凤林身中四枪，其中一处重伤。

《水浒传》中有一段卢俊义单枪匹马杀散一千多辽军的描述，看夏凤林和关作舟这一战，大约便如是。

耐人寻味的是，当我追寻夏凤林司令的生命轨迹时，却意外发现他从五十年代开始便担任一家糖厂的副厂长，一干，就干了一辈子。

抗联的干部，大多经历坎坷，这样平平安安地干上一辈子，未必不是福气。

可我总摆脱不了那个四挺机枪恶战八方的身影。

午夜梦回，不知那个糖厂的深夜，是不是会听到隐隐虎啸。

言归正传，我们继续说侦破工作吧。

22

新城大街之战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根据公安部门的审理，大批于毛子匪帮的地下人员浮出了水面，他们有的甚至混入了部队，不能不让人触目惊心。

当“土八路”进入光复后的东北，最初的确是有过收编土匪武装，进行改造的想法，但此后大量发生的“先八路，后中央”等反水叛变事件，让人寒了心。孙长祥，赵有才等夏凤林的抗联战友，苦战十四年没有死在日本关东军的枪下，却被叛徒残忍杀害，长眠在这块土地上。最终，连一贯宽厚的黄克诚都发出指示：“斩草除根，彻底歼灭，放弃利用幻想。”

我们看到当时历史中一些手法简单暴烈，甚至让人觉得过激的事件，不是事出无因的。

然而，一次一次的扩大化，甚至其结果达到伤害元气的地步，总是让人觉得不正常。

面对我的问题，丁老没有犹豫便给出了回答 —— 事出有因可以理解，但在一些历史时期，当扩大化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左边没底线啊。

感觉，是经历过从悬崖坠落的痛苦，才深刻在心中的一个答案。正确与否不论，的确是一种思考。

针对于毛子匪帮案件，陈龙局长亲自作了批示，在王亢处长指挥的联合稽查处合作下，于毛子匪帮被查出的人物纷纷被捕，但于毛子等人还是再次“隐身”了。

只是从查获的情况看，他们一直都在作案，在新城大街实施抓捕之前，他们刚刚绑票了马家沟啤酒厂的少东家，经过讨价还价，勒索旧币两百五十万元，黄金约三十两。

此外，他们还抢劫了双城子的一家货栈，抢去货款六百万元。

对他们的追捕，又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仍然没能将于毛子一伙捉拿归案。毕竟，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地头蛇，长期在当地活动，刚刚进入哈尔滨两年时间的土八路想抓于毛子去打靶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九四七年十月，哈尔滨的剿匪任务被认为基本结束，各路匪帮基本烟消云散，社会治安大大好转，负责剿匪的公安执法支队张天恕所属四个大队被调整为正规部队调往前线，客观上也使追剿于毛子匪帮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这期间，还是有一个重大进展。

1947年底，在一次对军人住宿旅店的检查行动中，道外分局的干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的“受伤退伍军人”。尽管他的态度自然，也有部队开具的介绍信，但当过兵的干警觉得他的气质怎么看怎么也不像军人，于是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在打开抽屉的时候，发现了一颗手枪子弹。

此人身上并没有枪，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应该是此前的客人留下的。

但侦查员很有经验，注意到他坐在铺板上不肯起来，于是将铺板翻过来检查，结果发现铺板下方绑着一只橹子枪。

经查，此人正是掩护于毛子他们逃亡的前合作社经理杨炳煜。可惜的是，他在脱险后拿了一笔钱就和于毛子他们分开了，也不知道这伙人此后去了何处。

实际上，于毛子等人一度藏身于道外桃花巷的旧俄国窑子里，仗着作案所获钱财挥霍度日，也曾十分逍遥。但很快人民政府取缔妓院，他们在这里无法藏身，于是又转到更加混乱复杂的太平区城乡交接处活动。

有意思的是人民政府在哈尔滨取缔妓院的行动差一点让于毛子他们露了馅——公安人员居然能够在两天之内让所有妓女都同意从良搬家，迁往佳木斯。此时于毛子匪帮还有一半人在外面活动，根本来不及收回来。这时候又没有手机，于毛子急得跳脚，带着剩下的一半人四处堵截接应，就怕哪个核心人员去自投罗网。

幸运的是他居然把人都找齐了，仓皇而走。

道外“红灯区”旧址

人民政府何以能让妓女们两天搬家，而且是自愿的，让人不免惊为鬼神，也让人奇怪为何今天拆迁不用这一招。答案其实很简单——当时妓女们多半欠妈妈桑的巨款（这是当时妓院控制她们的一种手段），人民政府直接告诉妓女们，两天之内搬家，所有债务一律清零，哪个狗娘养难的敢跟你们要债让他找人民警察。

但是，只有两天以内啊，过后政府不管。

一时间如风卷残云一般，完全不用做思想工作。

谁说共产党只会作思想工作的？

不过，这样也使知情的妓女们无从提供于毛子他们的行踪，没有抓住这条破案线索。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倪钦他们突然接到通知——于毛子，又开始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