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歌-美国的本质
学过外交学的人都知道，外交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最大程度地追求国家利益。
依照这一理论，国际上的外交活动都是在围绕着本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的。所谓国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经济利益为主的领土、资源、市场等可计量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等不可计量的利益。
这个理论有一句名言，叫做“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一直被讲述外交和参与外交实践的人们奉为圭皋.。
这个理论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可以说非常形象与深刻地讲明了外交的目的与实质。它尤其是适用于世俗化国家。所谓世俗化国家，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已摆脱宗教的控制的国家，如果用这一理论来读解这些国家的外交，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他们外交的来龙去脉、明白其目的与实质。
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宗教从来没能够起到过统治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作用，日本的外交就一直遵循着利益原则。它的典型的利益外交的实例，是三十年前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并且不顾盟主美国的反对而与中国建交。
三十年前主政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从国家利益出发，舍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顾国内右派以及不愿被搅乱战略步伐的盟主国美国的反对，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般人理解，田中角荣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的缘故，中国媒体以及日本左派媒体也都喜欢炒作这种感情，但在其背后，其实是政治家们及其所代表财团对建交之后所获好处的精确算计。田中角荣及所代表的财团看到，与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丰富的廉价资源和潜在的广袤市场更有利于日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建交，实际上为日本企业就近获得发展资源和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这是日本外交史上利益外交一篇杰作，充分体现了世俗国家的利益主导型外交风格。
这种理论在中国也一直很有市场，一直很受许多学者及外交家的追捧和信奉。中国也属于政教分离、社会世俗化的国家，对利益论外交有强烈共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外交的务实色彩愈见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愈见淡薄，利益外交论愈发受到学者或专家的推崇。在近期的很多外交声明以及论文中，我国的学者和有关人员都公开地不加掩饰地把国家利益当作外交活动的正当性依据。在联合国的某次发言中，中国代表在对某提案表示反对态度时，提出的理由与根据是：它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很多外交人员在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人交往时也往往提出“国家利益为重”的原则，即超越意识形态或国家体制障碍，寻找利益的共同点。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薄弱之处，就是它不能涵盖偏重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盖宗教影响强烈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外交，利益论不能解释这些国家外交的实质与目的。
偏重意识形态或宗教色彩强烈的国家的外交，其行动取向深受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其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获取若干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目的。尤其是宗教国家，作为极端外交行为的战争，这些国家的进行的战争往往不是争夺领土或资源等逐利性战争，而是宗教战争。
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美国人的外交，其实也一直是偏重意识形态的外交。
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与一般世俗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意识形态往往是其外交的重要目标：
美国人一直把人权当作一个重要的外交要价。美国人在其外交活动中，习惯性地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甚至在最高层次的领导人会晤中也非常认真不做作地提出人权问题。在最近的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美国人又将朝鲜的人权问题提出来，要求获得一揽子解决。似乎解除北朝鲜核威胁这种现实利益与北朝鲜政府是否善待自己的国民同样紧迫同样重要。
美国人又坚持世界上的国家都应该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要求别的国家采取西方式民主体制，并不惜投入它大量的资源来促进世界的民主化。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地区，美国挑起“颜色革命”，旨在促进该地区的进一步民主化；对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免除上，美国以民主化实现与否为条件，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美国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来实现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
美国还将宗教自由当作它一个重要的外交目标。1998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宣称美国政府把“宗教自由当作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苏丹政府被美国认为是迫害基督教的政府，于是美国政府制裁苏丹几十年。当布什听说在北朝鲜存在着迫害基督徒现象时，不顾外交影响，对记者脱口而出“我极其讨厌金正日（1）”。
再往以前看，就会发现，不仅是现在，就是在以前美国的外交也是以意识形态为目标，而不单纯遵循利益论原则。比如说，二次大战美国的参战，就不是一个利益论能够理清的行为。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在二战前完全可以依照十八世纪以来盛行的帝国主义逻辑，依据自己的实力，与当时占上风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来共同瓜分世界，当时的德日两国出于对美国国力的畏惧也有这个企图，因此多次向美国示好。但美国还是站在了民主主义这一边，参与了针对德日法西斯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从利益考量来讲，美国对二战的参与方式不是一个很经济的、符合利益原则的行为。
这种人权外交、民主外交、自由权利外交从利益论角度来看很不明智。
首先，从利益论来讲，别的国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权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依照利益论的逻辑，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只要别国政府支持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该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其次，一个最简单的算计是，人权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国家的反弹，甚至可能产生对立面或敌对势力，从而影响自己国家在国际上实现国家利益。但美国人却不按照这个逻辑办事，人权状况以及民主与否一直是美国对外交往中衡量敌友的一个标准，是美国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要价。
事实上，美国因为坚持人权外交，并且因为经常将经济制裁当作实现人权外交的一个手段，结果自己也经常为此付出代价。在制裁苏丹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禁止企业参与石油管道铺设等项目，美国的财团也失去了相应的市场。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在与中国的几次人权外交的较量中，都曾以经济制裁来要挟中国。但经济制裁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对华的经济制裁虽然意味着中国众多的企业失去了美国市场，但也意味着众多的美国企业将被排斥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之外。
为什么美国的外交偏重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
作为世俗化国家的学者，我国的研究者们也喜欢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说，在全球实现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种说法是一种自虐式的说法，难道民主不是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实际，单从利益指向而言，民主国家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不发生冲突，独裁国家也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一定发生冲突。实际上，是因为二战后美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实力充当了民主国家的盟主，并对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与利益进行了统合，才使民主国家之间得以维持太平，避免了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根本的利益冲突。帝国主义时期的列强之间的冲突，有时也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利益论者还解释说，美国人的人权外交实际是人权大棒，专门打向美国的敌对国，也是实现自己利益的一个手段。
其实这样解释不符合实际，美国也同样指责盟国如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人权的不完善，并操纵人权机构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促进这些国家人权改善并对这些国家及周边国家的人权状况予以监视。比如，自八十年代起，就有许多菲律宾女郎或主动或被人骗去日本卖春，这些女郎固然为自己挣得了一些养家糊口的好处，但基本人权也遭到了蹂躏，有的人直接变成了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性奴隶。为制止这种现象，美国政府和人权机构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日本政府将每年给这些女郎颁发的签证由每年8万个降低到8千个，从而使菲律宾卖春女郎大为减少，这个贫穷国家少女的人权获得了保护，日本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也少了一些不良记录。此外，美国对盟国也施以人权压力的例子很多，说明人权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普遍的标准。
实际上，要理解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就必须了解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要了解新教中的清教徒派的思想。
美国的外交深受其社会性质以及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而美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民的行为方式又深深地受着美国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
因此之故，美国人的外交经常表现为基督教理念所左右的、旨在实现基督教理念的宗教色彩强烈的外交。在基督教保守势力强大或总统本人基督教信仰虔诚的时候，美国的外交指向往往是直接的宗教目标。
具体来说就是：
美国人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着基督新教的信念。这些价值观与新教教义一起，构成了延续两百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本质。
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充当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保护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推行和保护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制度，旨在全球建立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和国际秩序；在宗教信仰虔诚的总统执政时期，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往往被直接的基督教传播行为所取代。
促使美国采取这样对外政策的，是美国人的由来于基督新教的天命意识，起源于基督新教教徒的救世主义态度，尤其是清教徒的一些特有革命性宗教信念，比如后千禧年思想等等，它们又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人的外交虽然也经常表现为一城一池的争夺，一锱一铢必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来美国的外交也执著于利益，但其从全局上，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利益外交仅仅是战术上的表现。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美国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美国的外交实质，明白其真正的外交目的，也才能明白中美关系的实质及走向。政府才知道怎样才能与这个世界的巨无霸大国打好交道，我们的国人才知道怎样与美国人相处。
这本小册子，将说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是如何起源于基督新教的，说明基督新教是如何构成美国的国家本质、以及如何决定了美国的外交实质的，并且从美国作为基督新教国家的这一本质出发，结合现在国际上一些流行的观点和看法，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做一个预测。
实质宗教化的国家
第一章 美国是一个表面世俗化，但实质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我知道，上帝更喜欢你们。（1）
——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
世界上没有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2）
——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托克维尔
一、美国是一个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世俗化的国家
一般人在看待美国时，都把它看作是非常世俗化的国家。
所谓的世俗化，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们心理上已经摆脱了宗教影响或束缚的状态，主要表现为：
1，政治与宗教的分离。
政府不得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人员的公务活动不得受宗教的影响。表现在立法上，就是法律规定，国家不立某种宗教为国教，政府不得偏袒或迫害任何一种合法的宗教。
2，公民的绝对的信仰自由。
政府不得干预公民的信仰自由。
3，社会生活不受宗教的清规戒律的束缚。
比如人们生活追求奢侈豪华、追逐物质利益等等。
从表面上看起来，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确实有以上的特征。
在美国，尽管有一些宗教团体仍然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甚至对美国国民意识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清教徒思想也有政教合一的倾向。但是，在法律和社会制度上，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且从立国以来就是如此。
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设定某种宗教为国教，禁止政府干涉或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员无论有怎样的狂热的宗教信仰，都不能以公职身份参加宗教活动；公务员的宗教活动只能以私人身份，并且是在公务时间之外。这体现着政教分离的原则。
美国的这种特点与日本形成了对比。在日本，首相经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且法院都裁定为不违法（近期日本终于有法院裁定小泉的公职参拜属于违宪行为），这实际上不符合政教分离精神。从美国的标准来看，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是违背了近代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如果以个人身份，就只能说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
在美国，无论你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某种新兴宗教的信仰者等等，国家都保护你不受任何来自政府或者民间的宗教迫害。这体现着信仰自由的原则。
美国每年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带有明显邪教性质的宗教出现，一些在本国受到取缔的邪教往往最后跑到美国去寻求庇护和发展，这是因为宗教自由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而美国国家与社会普遍尊重这种权利的缘故。美国对一些邪教的镇压，理由也只能是他们违背了具体的世俗的法律，如果不构成违法，即便是其有许多违背公德或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政府只有听之任之，奈何不得。
美国人狂热地追求财富，追求舒适豪华的物质生活，也让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世俗化国家。
美国主流人群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豪奢，生活的富裕也让别国百姓羡慕向往。中产阶级的富裕的生活一直引导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潮流，并不断地将消费推向一个新的高水平。美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可以与过去皇室贵族的气派相比拟。
美国人崇尚经济成功。美国式的英雄是白手起家一代聚集亿万财富的英雄，而不是靠祖传财富生活的富人。比尔？盖茨的财富总和并不一定是美国首富，但他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了巨大财富，所以成了美国文化中的英雄的代表。
美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崇尚，以及对奢侈的物质的毫无愧疚的享受，似乎是只有在极端世俗化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的现象。一般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或宗教性国家都鄙视物质享受，或者将追求物质当作是罪恶。社会主义初期的苏联与中国的共产党人，以及现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们都将追求物质享受当作是恶行，早期的欧洲清教徒的行为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禁欲主义，天主教徒则将禁欲刻苦修行甚至对自身的摧残当作通向天国的必由之路。美国人的物欲主义态度似乎与这些宗教精神相背悖，只有世俗化到拜金主义盛行的国家才会出现与美国相类似的物质主义态度。
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以及生活的奢侈和对物质的追求等等，使得一般人们都认为：美国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美国文化的主流是世俗主义、现世享乐主义，真正的宗教信仰在美国已经衰落，基督教在美国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是由来于基督教文明的生活习惯，有些宗教活动，如各种基督教节日等等甚至在美国已经演化为娱乐。
二、但实质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但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被美国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看到美国的社会和国家的实质。实际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新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
依据美国盖洛普的调查，在美国，有95%的人“信仰上帝”，（3）其中，86%为基督徒，基督教徒中，60%的人为新教徒，28%的人为天主教徒，10%为东正教。其余信仰犹太教或伊斯兰教。（4）成年人中，70%的人从属某个教堂（5）。
这几个反映国民信教程度的数据，美国在全世界主要国家居最高。其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占绝对的优势，其主体又为新教。
据美联社调查，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化在体育娱乐上的时间和金钱要多得多。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人数3.88亿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数则为52亿人次，比看比赛的总人次多出13倍；1992年捐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而棒球、橄榄球、篮球三大联赛的总收入只为40亿美元，两者相差14倍。(6)
同样，在参加社会组织方面，据美国学者伍斯诺（Robert Wuthnow）的调查，在上个世纪末，有2/3的美国人从属于某个宗教组织，而只有1/5的人从属于工会或商会。（7）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货币上至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样，美国的“爱国誓词”也说：“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上，新任美国总统也必须手按《圣经》，向《圣经》宣誓。这些做法，就笔者所知，在世俗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已经很少见，反映着美国人的强烈的宗教情绪。
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直是所谓的“WASP”人群，他们在今天也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体现着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谓的 “WASP”人群，也就是既具有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血统（White、Anglo-saxon ），又是“新教徒”（Protestant）的人群。在这里，清教徒信仰或路德宗信仰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许多华人在美国生活数辈，经济上也颇为成功，但也经常有种边缘人的感觉，感觉没有融入其主流人群和文化，其原因，就是美国的主流仍然由WASP在把持着。
美国自建国以来，总统的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美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业绩的总统几乎都同时都以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而著称，其中，有些总统因基督教信仰而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第一任总统国父华盛顿在总统就职典礼上，亲吻《圣经》，手按《圣经》宣誓，并且在正式誓词之外，另外说了一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以后历届总统都向《圣经》宣誓，并在就职演说中祈求上帝的保佑。在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命令所有军官把向士兵宣读祷告文作为一天的开始，并于1776年7月开始自己的部队配备随军牧师。自此以后直到今天，美国军队一直保持着士兵作战前祷告并在军队中配备牧师的习惯。
华盛顿认为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经说“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美国人不应该忘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革命时期多次彰显，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8)
第二任总统亚当斯 (John Adams)是第一位迁入白宫居住的总统，他曾经志愿做一名全职的基督教牧师，为此进了哈佛大学专修神学。在总统府迁入白宫后，亚当斯下令在正式的餐厅刻上祷词：“我祈求上帝，将最好的祝福赐予这座屋子和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但愿唯有诚实睿智的人永远在这屋檐下治理！”（9）这个祷告词至今刻在白宫的餐厅上。
（下略30000字）
三、美国的宗教性来源于以清教徒为主的新教移民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在现代仍然保持着这么强烈的宗教性？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每当出现世俗化浪潮时就有强烈的回心力量将其拉回宗教的轨道来？
其原因在于，美国这个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由一些因为宗教原因而迁移北美大陆的新教徒所创建的宗教国家，这些新教徒建国的目的是在新大陆实践新教理想，在新大陆实现新教的宗教目标。
因此，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是建立在新教徒意识形态之上，为新教意识形态所驱动，为实现新教徒意识形态目标的国家，新教的价值观是这个国家产生的动力，也是这个国家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
追溯历史，我们会看到，美洲殖民地的形成和建设，以及美国的立国和建国，都源于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
在英属法属殖民地时代，前来美洲大陆定居的，主要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一般国内的教科书，都把他们当作是在欧洲大陆失去土地或坐奸犯科而被流放到美洲的贫下层居民，说他们在欧洲是罪犯或贫民，到美洲大陆是为了在新殖民地寻求土地、寻求生计，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不然，当初到美洲大陆寻找新生活的人，许多是有着宗教目标的基督教新教教徒，其中主要成分是与英国国教圣公会产生冲突的英国卡尔文宗的清教徒（Puritan）。在这些人中间，很多人在欧洲大陆拥有丰厚的财产或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迁移美洲，或者是为了摆脱欧洲天主教势力的压迫或来自英国圣教公会的迫害，或者是受分离主义态度驱使而要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新教统治的新天地。
人们所熟悉的最先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就是一些有着被通缉的背景的英国清教徒。这些人的主体是英国斯库卢比地区的清教徒农民，领袖是当地的大富豪布鲁斯特及牧师罗宾逊以及他们的学生布赖特福特等人，布赖福特后来做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这些人当初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在家乡斯库鲁比地区举行新教教徒的非法聚会，被政府及国教的特务检举，而面临入狱危险。于是他们从波士顿港出发逃往新教国家荷兰，希望在那里避难，并且能维持他们的信仰生活。但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及莱登城，出身农民的他们不能适应那里的城市生活，与当地的新教徒发生了冲突，加之荷兰与西班牙签订的十三年和平条约即将期满，天主教大国西班牙的威胁日益迫近，于是，这些人又筹措资金，逃亡美洲大陆。他们于1620年末到达北美，然后在北美法吉尼亚地区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成为美洲的“开发之父”。
宗教分离主义也是美洲新大陆移民的一个来源。分离主义一直是宗教史上的一个传统现象，当某种宗教派别不容于当地的风土文化或其主体宗教时，这种宗派往往就会产生分离主义倾向，即离开其所处风土文化或主体宗教，而另辟生活之地，或者是自立宗派。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就是分离主义的先驱，当初他生活的地区中东城市乌尔盛行拜物教以及多神教，为摆脱拜物教和多神崇拜的影响，在年逾古稀的时候，亚伯拉罕舍弃了居住数代的家乡乌尔以及安逸舒适的生活，带领族人踏上了迁移跋涉之旅，走向上帝赐予的“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当年迁居美洲新大陆的基督新教的教徒，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分离主义态度而离开了世居的欧洲的，他们来到北美，抱着在那里建立一个完全脱离天主教影响的实践新教信仰新天新地的梦想。对于他们来说，新大陆就如同亚伯拉罕当年迁居的中东迦南地区一样，是上帝应许的“流着奶与蜜”的地，是实践真正信仰也就是基督新教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摆脱旧大陆欧洲的天主教势力的影响，建立起能够真正实现神的旨意为神所喜悦的新天地。
美国学者奥尔森讲述新教徒大量涌入北美的历史时说：“当清教徒在17世纪自动离开英国的时候，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新世界，可以不受不虔诚的皇权和不纯洁的国家教会的阻挡，在那里建立这种基督教联邦。他们认为北美是应许之地，所以为了神与神的国度，他们要占领北美。”（34）
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生，也是因为早期移民北美的多数人都是新教教徒，而主要殖民地多是清教教徒的缘故。
清教徒是信仰新教中卡尔文主义的英国教徒，之所以被称为清教徒，因为这些人主张清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因素和影响，净化英国国教，建立纯正的新教教会。英文中的清教徒（Puritan）、清教主义(Purism)就含有清纯、净化的意思。稍微熟悉宗教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国教圣公会虽然号称信仰新教，但其因来路暧昧，所以带有很深的天主教痕迹和影响，基本上可以说仍然是天主教体系。当初宣布英国国教改为新教的，是国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宣布改宗，并不是因为信仰新教，而是为了摆脱禁止他离婚的天主教会的束缚。该国王因为想废除生不下男孩的王后，想离婚另娶，但被反对离婚的天主教教会所禁止，因此，一怒之下，宣布国教改为新教，新教则同意了他的另娶计划。这样改宗的英国的国教会虽然号称新教，但仍保留了大量的天主教的信仰和习俗，这些天主教的信仰和习俗一直是国教会内部真正的信教徒的不满和改革对象，新教徒因此发起了改革教会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改革运动称为净化国教的运动。
但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了掌握着政权与教权的政府和国教教会的镇压和迫害，在镇压和迫害当中，大量的清教徒逃到了真正的新教国家荷兰，前面讲的最先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的”的人群就是在此背景下逃出的清教徒。留在英国本土的一部分清教徒则与教权和政权继续做着周旋与斗争，最后，在各种政治经济因素促发下，发生了英国的著名的清教徒革命，清教徒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共和制政体。在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死后，保皇党复辟，英国恢复了旧体制。
由逃亡的清教徒们建立的美洲殖民地，在宗教上，一直与英国本土的宗教处于对立状态。
美洲大陆的宗教主流为清教徒和路得宗，英国的国教则为天主教与新教的混合体圣公会安力甘宗。安力甘宗作为英国国教就如前面所说一直是清教徒改革的对象。在美国独立战争及18世纪二十年代，英国本土和美洲殖民地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伟大复兴（Great Awaking ）”运动，这场运动，表现在英国，是卫理循道宗教派的产生，虽然此教派也反对安力甘主义，力图改革英国国教，但与清教教义很多地方截然对立，没形成多大势力，英国仍然被国教控制。这场运动表现在美国，则是新教教义的普及和强化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新教教义在新大陆被强化的运动，这场运动最后导致了新教公理宗、长老会、浸信会的进一步振兴，清教徒也被这些教派吸收，从而与英国国教彻底在思想上脱离了关系，并形成了进一步对立。
宗教“伟大复兴（Great Awaking ）”运动进一步促进了美洲殖民地人群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离心力，为独立战争做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准备。
研究美国历史的专家都承认，美洲新大陆与英国本土上的宗教对立，以及发生在独立战争前夕的宗教大复兴运动，实际上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远因。比如，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就认为宗教大复兴运动为美国独立战争播下了思想的种子。（35）美国学者桑多斯（Sandoz）在《法的政府》一书中说，“独立宣言所表达的美国精神，发端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宗教大觉醒运动。”（36）马斯登（George Marsden）说：“十八世纪的宗教伟大复兴运动为清教和民主革命之间提供了桥梁。”(37)
（下略15000字）
由于“即使以血淋淋的末日般的战斗为代价”，基督徒也要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南北战争就不可避免。南北战争开始之后，众多的基督徒投入了战争。据美国的历史学家讲，基督徒们把战争看成了一场捍卫基督精神的战争。约翰？布朗是一位在现代中国也为许多人所知的南北战争时的美国的英雄，他在战争期间因为挑动奴隶造反和武装解救奴隶而被处死，被处决前，他说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让他消灭南方的奴隶制。马斯登说：“当南北战争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北方人往往将联邦军队的前进等同于基督王国的前进”。（47）
南北战争结束后，关于北方的胜利，林肯说：“加理森的逻辑和道德力量，以及国家和军队中的反对奴隶制的人民成就了这一切”。（48）加理森是指靠基督教说教来鼓吹废奴主义并产生很大影响的新教浸信会教友威廉加理森。加里森当时鼓吹，为了废除奴隶制这一罪恶，让联邦毁一千次也在所不惜。
基督徒们对奴隶制的厌恶，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南方的奴隶制真正的多么残酷，而是来源于对基督教精神的执著。南方的奴隶制，据一些历史学家讲，并不像废奴主义者宣传的那样残酷，历史学家莫理逊在《美利坚历史》一书中说，与北方白人对黑人的冷淡相反，“南方的奴隶主们对黑人奴隶反而有一种理解和爱，让自己的孩子喝黑人的奶汁，与黑人的孩子一起玩”。（49）其情景，就如同小说《飘》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在这部描写南部风情小说中看到，郝思佳家与奴隶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默契和相互之间的关照，很有些像今天的保姆和雇工与老板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并充满了暴力，南方奴隶庄园的生产不会有效率，而奴隶主家的安全也不会有保障。莫理逊说：“南部诸州对奴隶的虐待狂式的虐待，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大多数的奴隶主无疑对奴隶是亲切并富有人情味的”。（50）
所以，即便是现在，在美国仍然有人认为，当初白人把黑人抢到美洲做奴隶实际上救了他们，因为黑奴们在奴隶制下过的生活比在非洲的原始部落中的生活要好得多。
但是，无论这个制度实际上多么温清，给人实际上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容忍虐待他人的制度，一个完全地剥夺了他人自由的制度，在基督徒们看来，也就是罪的制度，它与基督教的“爱人”的精神相违背。正是这个基督教的爱人的说教，驱使美国人废除了奴隶制。以后，这个说教让美国确立了保护幼儿不受虐待的家庭立法，并让美国不停地对其他的社会制度予以苛病。
美国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也是因为基督教的缘故。
美国建国时期，欧洲正处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发展阶段，以后随着美国的发展，欧洲的社会主义也蓬勃发展。但是，美国作为从欧洲文明中脱体的国家，深受欧洲政治文化影响，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产生过有势力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并且成了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先锋。这是为什么？学者们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德国著名学者松巴特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说，美国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比欧洲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要好得多，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社会物质生活丰富是美国得以抵挡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考察。我们从杰克？伦敦的小说中可以看到，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劳动者的生活也很苦，劳动条件也很差，劳动者的权力得不到保障，在杰克？伦敦的笔下，许多工人包括童工因为苛刻的劳动条件而累死累疯。同时，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也很大，富者沿袭了欧洲的贵族生活方式，穷者则可能温饱不保。大家所熟悉的美国的杰出作家爱伦？坡，其实就是穷死的。他的妻子得了肺病，不仅没钱治，就连保暖也作不到，家里没有充足的被子用，造成了妻子的肺病的恶化，结果他妻子很年轻就去世。他做诗，说上帝嫉妒他俩的爱情，所以把他妻子带走了，读起来催人泪下。爱伦？坡以后自己仅靠稿费无以生存，来城市谋生，因为太穷的缘故，有一天在贪喝了竞选人提供的免费酒后，冻死在街头。爱伦？坡的生活是美国穷人生活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斯坦贝克等作家也描写了美国劳动者的悲惨境遇。
美国的劳动者的生活境遇，说明美国有着社会主义出现的客观物质条件。所以，很难说是美国人的生活的富裕使得美国没产生社会主义。
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基督教势力强大，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缘故。
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理论以及其中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对基督徒来说，是违背基督教义的，没有精神上的吸引力，尤其是涉及无神论时，往往被认为来自撒旦的诱惑。
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基督教徒看来是不可能实现，基督徒相信，人生而有罪，并且罪孽深重，靠这样的罪性深重的人来建立共产主义这样的天国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国只有在神的主导下建立，人是建立不起来这样的理想国的。
因此，基督教信徒很容易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抵制。
美国的一部电影比较形象地说明了美国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原因，说明了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特点。这部电影，中文名称叫《空谷芳草》，主人公由派克主演。电影的故事梗概是：一位贫穷家庭的姑娘，刚神学院毕业，没有工作，迫于生机，来到自己父兄劳动的工厂老板家里作保姆，父亲坚决反对，因为父亲在劳动时受伤致残，因此仇恨工厂主一家，认为自己的姑娘不能去伺候他们。但是，姑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姑娘受基督教伦理的影响，认为人不能仇恨别人，给厂主作保姆也是上帝给予的工作，也应该做好，伺候好主人是自己的本分，于是姑娘仍然坚持在厂主家作保姆工作，并且尽心尽力地去做。后来，姑娘的父亲因为怨叹自己的命运因此也不信上帝，参加了砸工厂的运动，在与工厂主的冲突中开枪打死了厂主，自己也被打死，而姑娘则因为善良的心肠和周到的服务以及处世的智慧，获得了厂主一家的喜爱和尊重，最后嫁给了厂主的公子，而且获得了整个工厂的支配权，从此完全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
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认识，也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说教。也就是，顺服上帝，勤奋工作，靠善良和智慧以及上帝的祝福来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伦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抵抗。
美国沿密西西比河一岸被称为“《圣经》环带(Bibile Belt)”，这一带的居民包括农民工人多数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其中坚信《圣经》的福音派居多，即便是现在，如果一到星期天，街道上就几乎没有商店营业，因为人们都去教堂了。这一带从来没出现过社会主义苗头。
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产生于进步的知识分子之间，比如哈佛大学的知识分子等等。进步的知识分子受理性化世俗化影响，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因此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但因为没有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基础，工人农民的主要力量都让基督教俘虏过去了，所以，终究成不了气候。
第三章 美国的外交，是追求意识形态目标的外交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原则和国民的好恶。（1）
—— 日本内阁情报局长、驻泰大使冈崎久彦
“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2）
——亨利 基辛格
一、美国的外交注重意识形态
美国自独立以来，就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早期是对西部疆域的拓展，现在被说成是国内事务，实际上当初是从法国西班牙及墨西哥等国或夺或买地获得土地，也是对外活动。
南北战争之后，在形成现在的美国的规模之后，美国开始走出美洲，参与更广泛的国际事务，其间主动投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直到今天，美国已成为影响全世界至为重要的国家，把握着几乎所有国际问题的关键，从台海，到中东，到非洲，到欧洲，都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几乎所有国际热点的当事国领导人，都把美国的态度当作首先必须考量的因素。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北美洲远离世界的纷争热点，美国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对国际事务可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它视国家的利害状况，既可以采取闭门的孤立主义，也可以采取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尽管美国一直有孤立主义的主张，但美国自建国以来孤立主义就没有得志过，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一直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调，包括被认为是孤立主义的门罗主义，其实也是为了获得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支配权，是为了向太平洋地区扩展，也是一种开门主义。甚至，我们在美国的国际活动中看到，美国在对他国的问题上经常采取干涉主义态度。
为什么美国一直采取开门主义政策，甚至是干涉主义政策？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美国的开门主义和干涉主义，容易被理解是为了争夺资源和抢夺市场等，被认为是追求国家物质利益的行为。一般世俗国家的学者都从利益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笔者曾在全国最大的书店找遍了关于美国外交的书，发现，除了美国人自己写的书介绍了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之外，所有我国学者，都将美国的对外政策解读为追逐利益的行为，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对其内外政策的影响。对二次世界大战的解读也是如此，认为美国参与二战，是美日两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长期争夺利益的结果，日本想独占亚太，美国要求利益均沾，因为利益对立，不可调和，导致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火并。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等等。
其实，这种世俗化的利益论考量，是经不住推敲的，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所占的分量，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考察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这样的内容和特色：
1、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2、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某自成系统的价值观，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内，价值观一般都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在美国，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天命意识、和举国上下的对自由民主的执著，一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评判和价值判断，是被认为是绝对有道理和正确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内容。
首先，我们看美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美国人认为，自由、民主、人权之好，是不容怀疑的，他们符合上帝的旨意，人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获得了最大的保障。只要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反人权的，就是坏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那个民族，也无论其穷或富，民智是否开化，经济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程度，民主都应该是应该实现的社会制度，人权都应该是受到保障。
在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是一个被绝对化了的、含有崇高和神圣的意义的词，意味着几代人的理想和奋斗精神及奋斗历程，就像前几十年在中国提起共产主义、老红军等这样的词一样，被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人们看到，由于对民主自由的执著和意识形态化理解，美国人有时表现得很单纯，许多由别的国家跑到美国的流亡者，只要声称自己是民主斗士，就会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爱戴，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相反，只要你表现为不理解或不喜欢民主，你就会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面的冷遇。
其次，我们看美国人的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
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国家，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地被表述，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特有的自我感觉。
马塞诸殖民地的英国的清教徒宣布，他们建设的新大陆将成为耶稣所说的建在“山上的城”，将成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总督文思洛宣称，新教徒对“新世界的开拓，是上帝赋予的使命”。（3）
首届总统华盛顿在给各州州长的信中说：“现在，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这个舞台，是上帝为了显示人的伟大与杰出而特意设计的。”（4）
十九世纪与爱伦？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约翰？奥萨利班在一篇《前途远大的伟大国家》的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注定要向人类展示上帝的美好意志，那就是：我们是让人类进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国家，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这将是我们今后的历史，美国正是为了这一使命而被上帝拣选的。”（5）
奥萨班利还说：“美国命中注定要采取好的行动，我们除了对一些可以吸取的经验以外，对过去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远大的未来才是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历史要在未来中创造。在我们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标，有没被过去污染的良心，我们正在进入人类未曾踏入过的空间。我们注定要成为引导人类进步的国家，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前进，上帝的意志与我们同在。”（6）
近期的里根总统则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了。”（7）里根还说：“我们必将再度成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灯塔”。（8）
现在的布什总统说：“在美国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当中，无处不看到上帝的旨意”。（9）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说中还说，美国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还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允许说美国的一点坏话，并且无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国人称赞”，（10）“如果这个外国人对此有抵触，那么他们就开始自己称赞自己，他们即便是对自己的业绩持有怀疑，但也愿意用自鸣得意的目光来欣赏自己的业绩”。托克维尔举例说：“我曾经向一个美国人说，你们的国家真不错，这个美国人马上回答说，真是这样，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我夸奖了美国的自由，这个美国人马上对我说，自由是上帝的恩赐，可是世界上还有那个民族配享这样的自由呢。”（11）
美国的意识形态中的几个特点，强烈地体现在总统的就职演说上。总统的就职演说一般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大展示，历史学家申科曼（Rick Shenkman）研究了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发现它们有个共性，就是所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必然会提到以下几点：1，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2，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3，美国是世界的楷模。4，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5，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6，尊崇开国元勋等。
这几个共性都包含了对民主自由的执著以及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其建国之初就存在，可以说是美国生来具有传统悠久的东西，我们从首先到达美国成为美洲开发之父的“五月花号”搭乘者们签订的契约中，从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后成为其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以后的美国各个时代重要人物的言论、各时代的主流思想，都表达出这种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续到美国的今天。
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的对外政策的主调，它使得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在周围世界推销自由民主制度，然后随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张，逐步开始在全世界充当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人。以后，又加上了推行人权保障体系。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的对外关系史，来看看意识形态是怎样扮演其外交基石角色的。
（下略30000字）
美国对法西斯阵营开战，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不是一种带有经济考量的行为，从战争开始前美国可选择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言，美国的参战对于他们而言很不经济，美国在战争中牺牲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且在战后为了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给与了欧洲和日本两大地区巨额的经济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但是，美国还是参与了战争，在这里，美国人意识形态又起了作用，在美国看来，法西斯阵营是专制独裁国家，是民主与自由的破坏者，是对美国人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挑战。美国人说，当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威胁的时候，美国人有责任保护自由世界。
基辛格在论述二战时说：即便是没有珍珠港，美国也会参加战争，因为“为了自由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罗斯福无疑会让美国参战”，进而，基辛格说，美国的参战“是美国的伟大并勇敢的领袖进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导致的结果”。（22）
日本内阁情报局长冈崎久彦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23）
在这里，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就是指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具体美国人的好恶是什么，将在下面讲述。
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一直贯穿于二战以后。
二战之后，美国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无可比拟的国家实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借此对西方世界进行了整合。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强大最坚定的捍卫者。此期间，美国出兵朝鲜，出兵越战。美国大兵卖命流血，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的“赤化”。美国在越战遭到了惨败，成为美国自立国以来的首次遭遇的败绩，因此，在美国一直有越战值得不值得打的疑问。但从意识形态来讲，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值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可能印度支那半岛早全部成共产国家了，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角度的评估。
进入七十年代，卡特执政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中，美国在无法改变大多数中立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条件下，为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当作对外交往的普遍要价。但出于其意识形态，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这个人权外交既被用来苛病社会主义阵营，也成为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后，人权开始成为美国的外交的基石，人权的状况成为除政治体制以外的衡量敌友及远近的标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以后的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中，人权都是其响亮而重要的对外要价，几乎每届总统在选举过程中都把人权外交当作自己未来政策的重要卖点，以获取选民的支持。
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拥有众多的中国朋友，被认为能理解中国的现状，带有亲华色彩。但即使这样，布什在执政期间，对中国实施基于人权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为赢得选票，与老布什竞选时，克林顿批评其在人权问题上“软弱”，掌权后，克林顿在人权外交上大进一步，在任八年，克林顿打了两场人权战争，一场是为制止种族屠杀而出兵肯尼亚，另一场是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的南联盟战争。克林顿当政期间，在国际上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两人共同把人权提到高于国家主权的高度。
小布什时代，美国一国独大，世界呈单极格式，美国不再顾忌，在人权之外，又将“政治自由”作为外交公开的对外要价。对中东阿拉伯世界，小布什除了依法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将独裁者萨达姆送上审判台之外，又靠宣传及威胁，迫使中东实现民主化；对中亚及原苏联地区，小布什靠鼓励颜色革命来促使其进一步民主化，对俄罗斯的被认为破坏司法独立的案件声称要进行制裁；在近期的对非洲债务的免除上，小布什的条件也是非洲对象国的民主化。小布什在二次就职演说中公开宣称，美国人的使命是扫除地球每一角落的专制体制和独裁者。
布什时代的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活跃。新保守主义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推进新一轮美国世纪计划委员会”（PANC）的组织，由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斐尔德以及评论家布茨、克里斯托等组成，这些人在多种场合对新保守主义外交做了阐述。这些阐述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观点：
1，美国由于其市场经济的成功，以及在妇女解放、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帝国；
2，这个帝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他不同于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过去的帝国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从，获得殖民地；而现在的美国帝国的目的，是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与法治。
3，美国政府应该继承里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里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发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里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苏联帝国，并给世界带来了民主化。
4，为确保美国的价值体系，并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价值体系，美国应该时刻准备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历史证明，美国曾经进行的这些局部战争，如夺取菲律宾、出兵西伯利亚、出兵古巴、越南战争、波西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都在确保了美国的价值体系起到了作用。
5，在这些局部战争之后，还要考虑这些国家的重建(Nation Building )，为确保这些战争对象国的民主建设，美国应该准备类似于二战后援助欧洲建设的马歇尔基金。
新保守主义经常引用的保守主义政策成功的实例，是美国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改造。二战后， 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都是被美国摧毁后，美国的重建下成为独立的繁荣的民主国家的。
我们可以看出，伊拉克现在成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实验地。
实际上，考察美国的外交史，就会发现，新保守主义阐述的外交政策，其实正是美国政府历来一贯的外交政策，其目标也是在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体系，推销并保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今天美国独大的世界里，这个政策得到了明确的无所顾忌的表述。
第七章 美国的对华外交：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结
美国人的对华外交，也遵循着基督新教的理念。
如前所述，基督教是一个具有强烈传教热忱和救世主义态度的宗教，欧美国家自与中国有接触以来，就把中国当作一个传教的重点国家。上帝对他的子民说，我给你一个金币，你要给我还一百个金币回来。中国自与欧洲接触以来，就以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为欧洲人所知，为他们向往。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传教士感到振奋和激动。让数亿人民归属上帝，对欧美的传教士来说，是一个有挑战性有魅力又有意义的工作。让数亿人口归顺基督，在基督徒看来，相当于给了上帝数目极为可观的金币。
因此，欧美人对在中国传播福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到中国来的，是一些欧洲的传教士，主要以耶稣会为主，内容主要为天主教。美国建国以后，美国的教会也差遣传教士来中国，内容也变为基督新教的教义。欧洲世俗化以后，向中国传教的主要力量变成了美国。
传统的中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看来，是一个世俗主义和搞偶像崇拜的国家。
所谓世俗主义，是指儒教的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儒教是一个非常世俗主义的思想系统，它表现为注重现世，不谈来世；注重世俗理想，不讲天堂。由于注重现世，儒教又带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统治者注重秩序，百姓注重家庭，全社会人都追求世俗的价值如福禄寿等，不追求天国。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忌谈鬼怪力神等等。
所谓搞偶像崇拜，是指传统中国多数人信奉的佛教。佛教到处竖起佛像，让人跪拜，并且不认为世界是上帝所创，而认为是各种“因缘”的结果，这在基督教看来，是拜偶像宗教，不拜真神，是在自造假神。
这样一个中国，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个异教统治的国家，还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国家。反基督的国家是赤裸裸地反对基督教思想，或者迫害基督教徒的国家，如伊斯兰世界。那是应该消灭的世界。传统的中国仅仅是异教统治的国家，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信仰自由，要求获得在全中国和向中国居民传教的权利。在此之前，英法等国家只被允许在中国的开放城市向外国人传教，向中国居民的传教属于禁止之列。美国在清朝时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建立了众多的教会学校，花费了大量人力及资金。在清朝末期及到1918年之前，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60%为美国人，（1）教会学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等都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他们是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校的前身，现在也领导着中国学术潮流。
在政治上，美国的对华的态度也较友好。在帝国主义纷纷将懦弱不堪的中国当作肥肉宰割的时候，美国基于基督教精神，对列强强调了对华交往的公义性。美国人提出的对清朝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如前所述，就是在保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中国对基督教文明开放门户。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战争中，只有一次美国派兵参加了战争，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时的八国联军，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在美国被认为是一场宗教战争，是美国为保护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信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权利而进行的一场“护教战争”。当时义和团打出的“灭洋教”的口号和杀死大量的传教士及中国基督教徒的举动，使得美国国会同意出兵参与了对义和团的镇压。除此之外，美国再没有参与任何对华的侵略战争。并且，美国在多种场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美国对华的相对友好，李鸿章对此深有体会，晚清主持外交数十年的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也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事实也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说，当英法日等国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的时候，美国人拿它在中国建了清华、山西大学等教会学校。 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等国家也陆续将庚子赔款归还了中国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在清朝时期，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欧美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更为高涨，这就是黄祸论的兴起。黄祸论在欧美由来已久，早在欧洲最先了解到中国的时候，就有类似于黄祸论的论调，欧洲人了解到中国文明的悠久的历史和影响力之后，既感到魅力，又感到忧虑。他们忧虑中国文明会以它极强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众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忧虑中国代表的黄种人会突然铺天盖地地泛滥世界，淹没五湖四海，淹没欧洲。这种忧虑就是“黄祸论”。黄祸论在中国，被理解成欧美人担心黄种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危害白种人的生存空间，实际这种理解不全面，黄祸论，主要是欧美人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黄种人的文明会危害欧美的基督教文明。
在欧洲与中国发生往来频繁以及日本崛起之前，黄祸论还是欧美人脑海中的一个一个幻象，但在十九世纪末，日本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中国劳工向美国的大量涌入，黄祸论在欧美人眼里成了马上即将来临的现实。于是，黄祸论甚嚣尘上，如何阻止黄祸也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美国的黄祸论的主要鼓吹者马汉既宣扬黄祸论，同时也是美国海权理论的创始人。海权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黄祸论，马汉主张的阻止黄祸的方法是，美国应该向太平洋挺进，占领中国和日本的门户，首先抵制住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势力，然后为防范黄种人中国的崛起做准备。马汉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美国以后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的地执行了马汉的海权理论。
还有一个阻止黄祸办法，那就是传教，也就是把黄祸的根源日本和中国基督教化，让他们势力再强大也不会危害基督教文明。马汉在海权理论的同时，也主张靠传教阻止黄祸，马汉说：“摆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文明，纳入自己的怀抱并融入自己的理念：首先是中国文明，然后是印度文明及日本文明。”（2）也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
黄祸论甚嚣尘上时，对欧美形成威胁的主要是日本，日本人打败了大清，随后打败了西方大国俄罗斯，在东亚开始挑战欧洲的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