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我读回忆录的三点心得
回忆录的写作范式
顾名思义，回忆录是作者个人经历的回顾。无论是沉吟独语，还是宏大叙事；无论是以正入手，还是从侧旁及，写作的主题只有一个：重在亲历，尤重真实。而从读者来说，读回忆录，不仅想从亲历者中看见历史的真实，更想从真实中了解作者的态度和见解。
可是，回忆录读多了就会发现，大多数作者只偏重亲历，至于真实与否，与写作时的环境要求、同样场景的亲历者是否在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为了纠偏历史和拨乱反正的需要，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回忆录热”。彼时的回忆录，个人经历只是宏大历史叙事的陪衬，或引线，作者刻意与“从一个胜利走向胜利”的宏大历史融合在一起，自己也成为只有“五关斩六将”而没有“走麦城”历史胜者了。
九十年代之后及今，随着国家威权史观的逐步解构，回忆录写作范式也有所改变：宏大叙事退隐，个人亲历为重。这是好事，可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能隐则隐。譬如，自1949年后，我们的历史是各种政治运动串成的影像。在复杂而残酷的政治运动中，“翻饼，烙饼”是常态化的现象，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充当过整人与被整的双重角色，只是不同角色的时间长短、程度深浅及后果各有不同而已。当作者在回忆往事涉及历次政治运动时，却又只说如何走麦城怎么挨整，至于在历史大潮裹挟下曾经彷徨甚至也是整人的参与者的“过关斩将”的历史，则基本隐去，更不要说应有的反思。
显然，这两种回忆录的写作，给人的观感是：不可全信，但可以理解。因为有选择地遗忘或者逃避历史是人的通病，对在历史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不掩饰地、彻底地反思者，毕竟是少数。虽然这种遗忘或逃避常常会把历史真相遮盖起来令后人一头雾水，读者也只能含着朦胧伤感的泪水给予同情而不该过于苛刻。
也有的回忆录不同。譬如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不仅遵循了“重在亲历，尤重真实”的主题，于人于己，没有矫饰，而且有见解。
李新，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之后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等职，与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1949年后，先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后担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其主编的三编十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四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里程碑。
作为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李新自然精通学术研究的规则：求真求实；而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他却有着太多的禁忌。历史事实本身与威权史观下的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政治要求，常常纠缠着他，使他左右为难，以至于这本回忆录也是分两次才写完的：先出版现实政治所允许的，再接着写准备若干年以后可以出版的内容。他去世4年后，作为史家的预见性得以满足：两部分内容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个完整的版本。
历史研究者可以从李新的“重在亲历，尤重真实”的回忆录中，为“正史”找到诸多的注脚，而我阅读全书后，不免联想到今天的种种。国家威权史观虽然在逐步解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评价，获得了更多的评说空间，但残存着的非科学的条条框框，也或多或少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这些条条框框不打破，李新所遭遇的尴尬，还会延续；回忆录的写作，依然不可全信。
回忆录的“放大法”
在学术研究界，当学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研究时，基本上要靠这样几种史料：回忆录、传记、年谱及日记。而对于这些史料的遴选，大致也有基本的共识：即回忆录不如传记，传记不如年谱，而年谱不如日记。也就是说，尽管回忆录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但可靠或者说可信程度却排在最后。何以如此？盖因当事人写作回忆录的目的，大致都是历史中的“个人表白”，就不免存在个“无意放大法”和“有意放大法”的问题。
所谓“无意放大法”者，是记忆有偏向的毛病，向着有利于自己方面跑偏。打个比方来说，张三、李四、赵五、王二麻子四人一起讨论一件事，张三出了一个好主意，李四、赵五、王二麻子三人举手赞成。若干年后，这一件事不经意成了历史上的事件，或者某一个历史时段的节点，四人也跟着汗青肝胆，青史留名了。
赵五晚年写回忆录，涉及到这一件事时，受记忆向着有利于自己方面跑偏的影响，怎么想会怎么觉得这个主意是自己出的，张三则与李四、王二麻子成了赞成、附和者。想着想着，就把张三的功劳给了自己。历史就无意中会走了样。
不过，“无意放大法”总不是有意地往自己脸上贴金。活着的人一起回忆，纠正过来就好。
比较恶劣的是“有意放大法”。
何为“有意放大法”？则是作者为拔高自己而主观为之也。还是以前面说到的张三、李四、赵五、王二麻子为例子。赵五晚年写回忆录时，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已经去世了，赵五也明明知道当年的主意是张三出的，他就写主意是自己出的，死无对证嘛，可以肆无忌惮地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为避免尴尬，就不举了。
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再加上国家威权史观束缚的因素，真实的历史在回忆录中走样的不在少数。这就需要读者有自己的判断力了。
不过，饶舌一句：人们常说，历史饶过谁？这说的是历史近乎于神秘的特性。说神秘，是因为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去遮、去盖、去捂，基本无济于事；真相总会在某个时刻不经意地冒出来的。所以，为避免尴尬，还是不“有意放大”为好。
哪一种回忆录值得一读？
在回忆录写作较为风行的当下，读者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从标有“回忆录．传记”的书架上，很快选到自己想读而且读后并感到非常值得的回忆录，这的确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以我愚见，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当下判断一本回忆录是否值得买值得读，大致可以有这样两条标准：
一是直观选择法。以1949年建国为界线，看书中此前和此后的内容分布。若1949年前内容很重，1949年后内容却轻——这种“头重脚轻”现象是大多数回忆录所共有的，那么，该书价值不大；反之，则价值较大。原因无他，即以现在90高龄的作者而言，其大半生的经历是在1949年以后而不是此前。经历多者少写，而经历少者反而多写，回忆录的价值自然削弱。
一是微观选择法。简单地翻看，看作者有无“走麦城”的记录；有无对在历史裹挟下有意或无意作恶行为的反思与忏悔。若有，则至少可以表明作者的目的不仅仅是“个人表白”。
这里，不妨借《谷牧回忆录》作为上述标准的参照。
像其他进入高级领导行列的人一样，谷牧早在1931年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一个基层干部起步，在1949年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文革”后期至1982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至1985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谷牧回忆录》全书约40万字，共分8个章节。以1949年为界线，1949年前，作者的革命经历为18年，1949年后至1993年离职，为44年。1949年前的18年，仅仅占三章的篇幅，而1949年后的44年，占了五章的篇幅。可以说，书中大部分内容集中在建国后的经历。这就与“头重脚轻”似的多数回忆录不同。
就内容而言，举凡建国后的运动，谷牧经历过的，诸如“大跃进”运动，“文革”10年浩劫等等，书中都没有避讳，而且把自己摆进去对这些曲折和失误进行反思。
从这个角度说，该书“无论作为党的历史中的一些侧面的剪影，还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和人生历程的记述，都是很珍贵的。过来人、当代人、未来人读一读它，都会从中获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