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卿简介：王克卿，原名王焕东，山东省莱西市院上镇花园头村人。1929年12月1日生。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3月参加工作，1947年参军，历任新兵连连长，团政治处政工队员，连部文书，团政治处政工组长，团组织股干事、副股长、股长，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团副政委、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总政群联部群众工作局局长，总政群众工作部副部长，总政长沙政治学院副政委。先后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剿匪、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等战斗。1988年被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命令授予少将军衔。
花园头村是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村，全村为了民族自由、人民解放先后有101人为国捐躯。我父亲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受其影响，我从小立下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思想。
1936年（7岁）开始我在本村完小（莱阳县第九完全小学）读书。因处在战争动荡年代，断断续续读到1943年（14岁）才高小六年级毕业。1944年春（15岁）我投奔抗日根据地---胶东东海专区文登实验小学继续读书，秋季考入东海联中。
1945年3月（16岁）我从学校被分配到莱西县沽河区担任青年救国会干事，主要工作是宣传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组织民兵、自卫团对敌（日军）伪（汉.奸）进行斗争，并组织进步青年参加青年救国会。同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日庄镇解放，我调到福山区任青年救国会干事，后任青年救国会会长。
1946年3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内战，第三次国内战争——解放战争开始。当时地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号召人民群众“保家、保田、保饭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做地方工作主要是依靠贫下中农、雇农等基本群众进行反地主恶霸和土改工作，使贫穷农民翻身解放，有地种、有饭吃。所有干部都要和基本群众打成一片，到村里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付饭费，帮助群众生产劳动，所以广大人民群众把共产党看成是一家人，诚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
1947年2月，我向区委书记王作祥同志提出上前线，到部队工作。不久区委召开以青年为主的群众大会，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我带头报名参军到前线去，全区共动员300多名青年参军。参军后，我先在新兵连当连长，同年4月，调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队学习，主要学习连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党支部工作。我在二队任分队长。
1948年1月，从华东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华东军区第二纵队四师十团政治处任政工队员，主要任务是向人民群众做宣传工作，经常用锅底灰和石灰水往墙上写宣传标语口号等。2月，土改政策学习后，二纵队奉命由山东南下苏中作战，为充实连队，我被分配到五连二班当战士（时年18岁）。2月17日由山东胶南地区南下，徒步行军走了800多里，3月14日到达江苏阜宁地区。3月16日，部队在苏北兵团韦国清司令员指挥下，发起益林镇攻坚战，歼灭国民党113旅，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连队作战，经受战火洗礼。
5月23日，部队发起盐南战役。下午6时，我团奉命攻击田家坎以西之敌，我参加五连突击排投入战斗。在战斗中，我带领连爆破班战士炸毁敌工事，消灭敌人一个班。后趟过齐腰河水，急调机枪班掩护全排继续向敌人冲击。在坚守作战中，我消耗了子弹200余发，打死打伤敌人8名，后负伤不下火线，鼓动全排战士继续英勇作战。第二天夜（24日）部队奉命撤出战斗，连指导员张秀看我负伤行动不便，不能跟上部队机动作战，命我去野战医院养伤。7月我伤愈归队，回连后调连部当文书。因连续参加两次战斗，作战勇敢，不怕死，完成任务好，战后荣立三等战功。经过几次战斗考验，迅速改变了连队老兵对我的看法，他们评价我“小知识分子当兵不怕死，能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巩固部队、转化俘虏兵，帮助排长工作”，因而战友戏称我为“排政委”。
同年9月1日，二纵奉命北上山东，参加济南战役，执行在南线打援任务。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在山东蛟龙湾地区休整，准备参加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6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我随部队南击、北战。时值天寒地冻之时，历时65天，在枪林弹雨中连续作战，东南西北跑了3000里，记不清打了多少次仗。后因我所在五连伤亡过大，被撤销建制。此时六连文书李仁卿负伤住院，我被调到六连当文书。淮海战役后我又荣立三等功一次。
1949年2月15日，部队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由山东韩庄南下安徽合肥中派河地区集结准备渡江作战。我被调到团政治处任政工组长，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征集民船，召集水手。4月21日18时，我们团乘坐木船，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突破长江天险。渡江后，部队冒着酷暑打仗，顶着大雨行军，每天平均行军100余里追击敌人，边打边走。5月3日我部率先攻克杭州城，一举解放了人间天堂——杭州。三天后，部队奉命南进温州，我团以急行军速度到达新昌县时，又接令进击宁波之敌，师命我所在181团进击蒋介石老家溪口镇并解放奉化城，团日行军130里，按时到达，胜利完成任务。6月中旬又受命继续南下温州，在部队到达天台县时，接令停止前进待命，后受命配合22军进行象山战役并准备攻击舟山群岛之敌。在天台我调到团组织股当干事。
1949年8月30日，部队奉命攻击国民党溃败于浙江舟山群岛之敌。先后参加桃花岛、登步岛等战斗，以小木船与敌飞机、军舰进行鏖战。1950年5月18日，舟山群岛全部解放。7月4日部队南下温岺地区进行剿灭土匪、建立地方基层政权等工作。
我与妻子于甫英于1943年秋结婚，结婚一百余天后，因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共产党抗日家属，我西渡小沽河投奔南海专区我父亲王希周处。妻子于甫英在1948年济南战役之前参军，从胶东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野战医院，参加了济南、淮海两大战役，在战斗中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战役结束后野战医院归属山东卫生部领导。1950年妻子接到调令，只身一人乘车、坐船、徒步，行程3000里，到达浙江温岺县21军61师181团报到，在卫生队任卫生班长，管理训练新参军的卫生人员。这是我们夫妻分别四年后才得以相见。
1951年3月部队奉命调防宁波地区并做好解放上下大陈岛的准备。1951年8月我任团组织股副股长，1952年10月任组织股股长（时年22岁）。任组织股股长期间工作成绩突出，特别是通过下连队蹲点，及时总结连队工作经验，指导其他连队工作有力，经师批准再记三等功一次。
1953年初，我军奉命入朝参战，准备抗击美军两栖登陆作战。181团随师3月1日由江苏昆山登车，经四昼夜千里长途铁路输送到达吉林省通化市。3月15日跨过鸭绿江。入朝后先在朝鲜咸兴东海岸烟台峰坑道作业。7月接防三八线鱼隐山坚守作战。朝鲜战争是立体战，不分前方后方，所有人员都抱定不怕死的精神去完成各项任务。我曾到938.2高地，与一营的指战员们在一线阵地并肩作战。
在朝鲜任团组织股股长的三年中，组织、指导、开展了许多具有特点的政治工作，如指导部队坑道作业红旗竞赛；指导全团各党支部、营党委如何高标准发展新党员；战场组织抢救伤员；训练中怎样开展政治工作等等。特别是深入基层总结出的连队训练中政治工作经验，发表刊登在第三兵团的内部刊物“工作往来”杂志上。在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工作中，深入基层培养抓好九连党支部典型，指导全团建设强有力党支部工作，与全团准备发展入党的41名同志逐个谈话、考察，严把政治质量关，使这批党员在此后的实际工作中，经受住战争的严峻考验，全部得到提拔使用，为181团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干部。此项工作受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组的好评。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又荣立战功，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军功章一枚。
我入朝作战，妻子于甫英留守山东曲阜，后转移到长春市。一方面带两个孩子，另外学习文化和政治，过军事生活。后来妻子奉命到朝鲜前线181团工作，即将大儿子送到农村老家，二儿子送军幼儿园（因幼儿园容量有限，每家仅收一个孩子），按时到达志愿军181团报到。
朝鲜战争于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部队主要任务：一方面战备训练、坑道作业、自建营房；另一方面帮助朝鲜人民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生产。1955年我被授予大尉军衔。1956年6月，我调181团一营任教导员（时年26岁），在任教导员三年期间，组织部队政治教育，进行战备训练，修建营房，两次参加军和师两级战术演练，1958年5月回安东（今丹东），参加志愿军总部组织的营团政工干部主官集训，结业后返回朝鲜。1958年7月志愿军奉命撤军回国，我营于7月27日由朝鲜乘火车回国，沿途在朝鲜人民热烈欢送下，在祖国人民热情欢迎中，到达山西定襄驻防。
朝鲜的战火烟尘未洗，西藏反动叛乱又起。半年之后，1959年3月10日，西藏达赖上层反动武装人物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很快扩大到青海甘南藏区三十多个县，我师奉命立即奔赴青海玉树地区平息藏匪叛乱。又一次与妻子面临着生死离别。181团4月4日由山西沂州（原山西忻县）乘火车到达兰州，部队还没下车，师部已派一名干部干事先接我下车，第二天派车送我到青海亨堂镇182团集结地任政治处副主任，协助老红军王家喜主任工作。青海玉树地区，一年时间要穿11个月棉衣，真是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平叛地区高山缺氧，走路都喘不上气，还要携带几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在零下30度左右的严寒下行军打仗，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特别是与这些从小就习惯高原生存环境，上山如履平地，常年狩猎练就了上打飞鸟，下打黄羊的疯狂而狡猾的叛匪进行战斗，其危险程度更是常人所难以想象。1960年我晋升为少校军衔，同年5月又调到六十一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即玉树平叛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
平叛进行了两年时间，1961年初我随部队返回山西大同地区驻防。我在组织科长岗位上干了4年，组织科年年被评为先进科，在连队支部建设、评比先进连队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总结出培训支部书记等一系列经验，时任北京军区组织部部长的梁济民同志下部队调研时，发现这些成熟的经验，返京后立即印成经验材料在全军区推广。
1963年我晋升为中校军衔。1964年5月，我调182团任副政委。70天后，同年8月又调任183团政委（时年35岁）。在任政委两年中，主要抓领导班子的建设，部队作风建设，基层支部建设，部队军事训练等主要工作。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部队进行游泳训练”的号召，我和副团长张仁杰率全团指战员到河北秦皇岛开展海上游泳训练。由于全团武装泅渡训练成绩飞速提高，61师首长抓住我团典型，组织全团武装泅渡5000米并进行海湾登陆演习中，仅一个多小时，全团胜利到达彼岸，演习结束后受到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的检阅和表扬。这次演习恰逢朱德委员长在北戴河疗养，他老人家亲自观看了演习，并认为游泳训练得好，演习组织得好，很有紧张的战斗气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7月我调61师任师政治部主任（时年36岁）。1967年2月中旬，部队奉命到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61师政治部一部分同志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另一部分同志负责部队工作。在那个非常年月，繁重的“三支两军”任务和部队工作交织在一起，由于体力过度透支，高血压从此病魔缠身，但换回的是显著的工作成绩。1969年10月，我任师副政治委员。
1969年12月我奉命调解放军总政治部群联部任群众工作局局长（正师级职务），在局长岗位上工作了13年。1982年8月20日任命为群众工作部副部长（副军职），在副部长岗位上又工作了6年。1988年11月调总政长沙政治学院任副政委。至此为止，在总政机关工作了20个年头。
在这20年时间，我的工作可分两个阶段： 1969年12月26日总政恢复办公后到1976年10月为第一阶段。这7 年是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之中，但因种种原因机关仍无法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为此，我采取下基层的方式进行工作。主要是沿着祖国陆海边防线，检查指导边防民兵建设，实现军民共同巩固边防。几年时间，从内蒙、东北，到新疆的天山南北；从东海之滨、两广、海南到云南、西藏高原，跑遍了祖国的全部边防线，及时掌握了边防的工作、问题和困难，总结推广了“军民同建，巩固边防”的经验。
1971年“9.13”林彪事件发生后，我奉周恩来总理和李德生主任的命令，带领总政机关2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空军34师（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逃走和死党劫走直升飞机都是这个师的），负责一个师部、下属三个场站（团级单位）、四个飞行团的清查工作。在高血压病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半年有余，以对党、对人民、对同志的历史负责的严谨态度，把握政策，处理问题，胜利完成任务。20年后北京军区作家舒云同志经过调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出«噩梦“九•一三”»报告文学，并发表在互联网上，大大称赞我们工作组政策掌握得好，实事求是地做好清查工作，不搞扩大化，对安定部队，完成专机任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总政机关转入正常工作状态。我现在回想一下，也有几项工作值得欣慰：
1、“双拥”工作的首次开展。1976年总结推广了由南京军区驻徐州12军牵头，各部队与徐州市政府联合开展的“回忆淮海大战历史，不忘军政军民团结” 的系列活动。首次提出在新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军政军民矛盾，应通过军地共同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来解决。在徐州召开了全军现场会，推广了他们“双拥”经验，“双拥”一词由此而来。
2、抗震救灾中的群众工作。1976年7月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北京余震未消，我第一个跑到总政办公大楼，了解震情，报告总政首长。并立即组织一个小班子，昼夜住在办公大楼院子的帐篷里，连续三个月，了解部队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情况，连续撰写救灾简报120多期，向全军介绍部队抗震救灾经验和模范人物，总政领导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对群工部的工作大加赞赏。
3、总结推广了新时期群众工作的经验。1976年总结推广了54军驻安阳部队和其他一些部队新时期群众工作的经验。战争年代，部队驻在老百姓家里，可以采取一家一户的方式做群众工作。而新时期，部队驻进营房，各级政府健全，应该以拥政为重点开展拥政爱民工作。这就是新时期群众工作的特点。这个经验，时任总政群工部的吕部长在国防大学作过介绍，我在西安政治学院也做过介绍，受到部队干部的好评。我根据全军群众工作经验和北京驻军的特点写了“我军新时期拥政爱民工作特点”的文章，登载在北京日报上。
4、解放军抗洪救灾工作。1981年四川地区发生特大洪灾，我亲自考察成都军区部队抗洪救灾工作，总结部队抗洪救灾的十条工作内容和经验，受到成都军区领导和总政领导好评，文章登在解放军报上，向全军推广。
5、现代战争中的“双拥”工作。1982年中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随国家民政部组织的慰问团到云南前线慰问边防部队时，总结了文山州支前工作和部队在作战中拥政爱民工作，将一些重要经验和建议写在了“内参清样”报告了总部领导，受到总政首长和总后洪学智部长称道，并指示部队改进工作。这些经验和建议为我军进行现代战争提供了帮助。
6、军民共建精神文明。1984年在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秘书长栗光祥的支持指导下，为取得第一手经验，亲自抓北京市“军民共建青年湖”共建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抓好典型，加以推广。为此总政治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青年湖公园”塑立了“鱼水情长”纪念碑。此后，在福建三明市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大会上，我着重介绍了机关业务部门要抓好典型，总结出经验，请领导参观拍板，召开现场会进行推广的工作经验，受到中央宣传部邓立群部长的称赞。
7、解放军参加地方扶贫工作。1986年到山东沂蒙山区调查山东省军区如何发动驻军和人武部参加地方扶贫工作的经验，并召开了现场会，以后又在江西和福建民兵工作会上推广，经验丰富后写出专门文章登在总政机关的“工作通讯”杂志上，受到朱云谦副主任和其他总政领导赞扬和重视。
8、编撰“当代中国”群众工作卷。1986年主编“当代中国”群众工作分卷时，依靠张文林、郑怀盛等同志，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保质保量按时完稿，是军队系统出书最早的一本，受到全国“当代中国”编委主任邓立群的好评。
9、为国防建设献策。1988年上半年在国防大学研究系第二期学习，结业时每人要写出国防军队建设的论文向军委建议，我写了一个题为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有关社会化的论文，许多观点和设想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开始实现和推广。
20年弹指一挥间。在总政工作20年后，因工作调动，我离开北京。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命令授予我少将军衔，同年10月调总政长沙政治学院任副政委，1989年12月1日我满60周岁，按规定到达离休年龄，我写报告要求离休，退出工作岗位。1990年6月经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准离职休养，并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离休后，如何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在指导思想上应该怎么做？经反复思考，我总结出“永远三不忘”、“经常三对比”、“时刻三铭记”的经验。
永远三不忘是：1、不忘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华史，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2、不忘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3、不忘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奔小康。
经常三对比是：1、自己与革命先烈比，他们只有奉献没有索取；2、自己与革命历史长、功劳大的同志比，他们贡献大，索取少；3、自己与冤者、早走的同志比，他们比自己得到的少。经常三对比，感到自己是幸存者、幸福者，无怨言，快快乐乐度晚年。
时刻三铭记是：1、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应自觉地遵守党的政策和法规；2、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国家的强盛、安全、统一，尽可能地贡献力量；3、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时刻情系工、农、兵，以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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