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020：陈毅批侦的“金圆券”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3期
文易明佳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占领南京。大军乘势东进，迅速解放了“国民政府”江苏省省会镇江市。随之，根据预先部署，距镇江市二十七公里的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丹阳，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战役总前委、华东军区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临时驻地。一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座古朴的小城内日夜操劳、精心策划、运筹帷幄，成功地组织和指挥了上海战役，使这座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与此同时，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为顺利接管上海，在丹阳组织干部进行培训，准备物资。本文所要披露的这段秘闻，最先就是在这里拉开帷幕的……
一、
1949年5月23日凌晨两点，陈毅接待了一位午夜时分刚从上海赶抵丹阳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络员。
这位联络员向陈毅汇报了上海目前的最新情况，提供了地下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获取的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其中一条看似简单、平淡的情报引起了陈毅的特别注意。这是一条经济方面的情报，简单得只有一句话：上海浦东有人正伪造“金圆券”。
以今天生长在新中国红旗下的读者的角度来判读这条情报，可能是很难捕捉到其中的重大意义的。伪造“金圆券”？“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在“国统区”使用。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到时候市面上流通的是人民币，这当儿伪造“金圆券”干吗？难道准备运到尚未解放的那些地区去使用？
但是，对于正在审阅并准备签发一份重要文件的陈毅来说，这条一句话情报的重大价值却是一目了然。这份目前已经载入史册的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的重要文件，对于整顿新上海的经济秩序具有关键性的重大作用。
这是一个可能由于岁月久远而被人疏忽了的问题：一座城市的统治权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的更换，从经济上来说，会有一个谁也无法绕过去的问题：货币。这就是说，上海的老百姓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打到你家门口的苏州河对岸了，你手里持有的官方规定的流通钞票还只能是“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而次日，解放军彻底完成上海战役的军事行动，上海全市获得解放，共产党接管国民党的旧上海市府，新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随即宣告成立。这时，新政府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让老百姓使用共产党自己发行的钞票——人民币。这种新钞票当然不可能由政府白白地发给老百姓，得凭老百姓手里原先持有的国民党旧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军管会布告规定的期限内去规定的地点予以兑换。
这样一说，就可以理解陈毅为什么对于这条只有一句话的经济情报会特别予以关注，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上海的国民党旧政府即将倒台、共产党的新政府马上就要登台的当儿，有人伪造“金圆券”，这问题不是明摆着吗，是准备在上海解放后用这些伪造的“金圆券”到人民政府的金融机构去兑换人民币。这是与伪造人民币同样性质的犯罪活动，并且，处在新旧政权更替的阶段，这还无疑有着一份搅乱金融秩序、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作用。
因此，即将出任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的陈毅对此非常重视，问这位联络员：“这条情报可靠吗？”
联络员回答：“这是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那边得到的最新情报，是侦缉大队在浦东的内线向他们密报的。”
陈毅沉思片刻：“同志，请你就该情报写一个材料好吗？现在就写。”
于是这位联络员就在陈毅的办公室里写下了这份简单而又重要的情报。
陈毅在这份情报上批示：请李士英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如若属实，则应立即予以严厉打击，以确保我金融领域不受破坏，维护新上海的经济秩序。
次日，经陈毅批示的这份情报就到了李士英手中。
李士英这个名字，是新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上的丰碑之一。这个在1912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贫农家庭的汉子，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1930年开始就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从那时起一直到渡江战役的十九年中，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员、上海中央特科第三科成员、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科长、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特派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兼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局长、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等。渡江战役前，奉命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不久前来到丹阳后，又被内定兼任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后来，上海解放最初阶段的公安工作，就是由李士英主持的。
李士英看了陈毅的批件后，说上海滩可真是一个复杂之地，我们还没打下来，案子就已经发生了。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必须迅速调查。
上海没解放，公安局还没成立，李士英这个即将赴任的局长派得出人手去搞侦查吗？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早已考虑并且作安排了。早在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为贯彻“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这个《指示》规定，这些干部中的一万五千名完全由山东负责提供。因此，从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任上调派过来的李士英带来了一支公安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全都是有过侦查工作实践经验的，李士英点了其中一位名叫徐伯龙的共产党员的将。这是因为徐伯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今年二十五岁，参加革命后才去的山东。现在这个案子发生在上海浦东，李士英认为，派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主持该项工作较为合适。
徐伯龙参加革命后先是干地下工作，主要是替地下党侦察敌情。后来，地下党中出了叛徒，组织上命令凡是跟叛徒相识的同志立刻撤离，他于是就去了胶东半岛，在许世友部当了一名战士。后来，因为作战勇敢，提升为班长、副排长、军区保卫部干事。济南战役前，奉调去了华东局社会部接受保卫工作训练。受训结束后济南已经解放，徐伯龙被分派到时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士英手下从事侦查工作。
从徐伯龙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侦查员，他不过是进入济南后接触了一些公安侦查工作。所以，可以想象，当他听了李士英下达的根据“一句话情报”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任务后，心里不禁打了一个激灵，下意识地开口问道：“还有谁和我一起干？”
李士英笑了，说目前没有谁了，就你徐伯龙一个。不过，到了上海后，可以根据需要给你派几位助手，成立一个专案侦查组。上海前线作战态势令人振奋，估计我军明天就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最后防线进入市区了，因此，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丹阳前往上海。你从现在起不必参加学习，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开始琢磨这个案子吧。
这样，徐伯龙就正式接受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使命，开始独自考虑案情。按照通常的侦查思路，应当是向提供线索的人进一步了解，掌握更多的细节。但是，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其线索来源是严格保密的。当时，上级领导连该线索来自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也没有对徐伯龙透露。徐伯龙只有靠自己的想象力去推测该案的侦查方向。
次日，上海前线传来解放军已经攻入上海市区的消息。5月26日，上级下达了离开丹阳前往上海的命令。徐伯龙在离开这个工作和生活了正好一个月的小城时，对于该案如何开展侦查已经有了一个思路,但心中仍是惴惴不安,不知是否行得通。
二、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受命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徐伯龙是在5月26日晚上随华东局机关经上海近郊的南翔、真如进入上海市区的。
根据安排，5月28日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而徐伯龙身负侦查使命，在27日就投入工作了。上海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就已经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组建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前夕做了许多秘密工作，为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做了大量准备。鉴于伪造“金圆券”一案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组织上通过“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在5月27日就从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旧警察中抽调四人作为徐的助手，他们五个人组成了伪造“金圆券”案专案侦查组。
徐伯龙的四名助手，都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其中曹孝先、关志存是中共地下党员，另外一名叫杜奔的小伙子是1948年底参加地下共青团组织的，还有一个姓马的二十二岁的青年刑警是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
5月27日，徐伯龙在上海市人民迎接解放的喜庆锣鼓爆竹声中，于福州路185号原上海市警察局三楼的一个办公室里，跟他的四名助手见面，成立专案侦查组，随即就举行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徐伯龙向四名侦查员介绍了案件情况，说同志们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刑警了，又熟悉上海情况，希望我们同心协力尽快将这个案子侦破，完成陈毅市长下达的这一光荣任务。他又说，这个案子的侦查工作有个特殊要求，就是时间上必须抓紧，领导没有给我们限时，但是有一件东西给我们严格限定了时间。说着，徐伯龙取出了他所说的这件东西。
这是一份旨在整顿货币流通秩序、稳定金融市场的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布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该布告主要规定如下：
（一）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债务、票据、契约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
（二）伪“金圆券”自即日起为非法货币。但为照顾人民之困难，在6月5日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过期即严禁使用。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伪“金圆券”，任何人不得强迫其收受。
（三）规定人民币1元折伪“金圆券”10万元为本市第一次比价。但因国民党反动政府仍在继续发行，伪“金圆券”还会继续贬值，故在暂准流通期间，市场使用伪“金圆券”，不受第一次比价之限制，人民可随时按其贬值程度更改比价。
（四）自即日起，本市物价，一律遵照本市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计算，不得因伪“金圆券”贬值而抬高。
（五）凡5月28日以前之一切债权、债务、契约、合同等，均须按本市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凡不依上述规定改订者，在法律上不生效力。
（六）为照顾人民困难，本市中国人民银行自5月30日起，以人民币按牌价收兑伪“金圆券”，收兑之比价、票面种类、期限及兑换手续办法，由人民银行规定公布。
徐伯龙介绍了布告的主要内容后，说这份布告将于明天在上海全市广泛张贴，做到家喻户晓。根据上级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将于5月30日成立，届时将开始收兑“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这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只有三天时间，如果我们在5月30日之前未能将本案侦破，不法分子伪造的“金圆券”就将被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行动起来，争分夺秒抓紧进行侦查工作。请大家议议，看我们如何进行侦查。
众人就开始发表各自的见解，最后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伪造“金圆券”的技术要求特点，对相关拥有技术和设备的方面进行调查；二是既然情报说线索是在浦东，那就派人前往浦东进行查摸，重点还是围绕印制钞票的技术和设备。
事不宜迟，于是就赶紧分工：徐伯龙和曹孝先去“中央印制厂”了解情况；关志存、杜奔和小马分别前往浦东地区的三区三县进行查摸，鉴于治安形势严峻，他们都必须化装前往。徐伯龙一边布置着，一边拿出一本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大印的介绍信，每人给了一张，上面写上姓名和调查事由。他关照各人到了调查地后，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可以随时拨打介绍信上的电话，接听电话的同志会认真做好记录及时转告他这个专案组长的。
徐伯龙、曹孝先前往的“中央印制厂”，位于市区曹杨路桥堍。“中央印制厂”是国民党时期的财政部直接管理的一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工厂，我党准备接管上海时，将这家工厂列为首批必须迅即接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华东局移至丹阳时，就已经与1948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取得联系，由该行下令召集各解放区印钞厂的一些技术骨干集中于丹阳，随军南下。1949年5月27日，这些骨干随军方代表一起接管了“中央印制厂”。徐伯龙、曹孝先抵达时，该厂的工人群众正兴高采烈地把“上海人民印制一厂”的牌子挂在厂门口，这一行动宣告了国民党“中央印制厂”历史的结束。
军代表接待了两位侦查员，听了来意后，当即召来该厂的工程师和解放区随军而来的技术骨干，接受侦查员的调查。
侦查员从对方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一）“金圆券”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以来，全部票面的钞票都是在该厂印制的，最先印制发行了二十万亿元，后来加印到一百三十万亿元，最大的面值是一百万元。所用的纸张是：大面值用美国进口的印钞纸，小面值用国产的天章印钞纸，全部用美国生产的印刷机器印刷。各种面值“金圆券”的版子，均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供，据说是向美国定制的。解放军攻占南京后的次日，财政部派员赴“中央印制厂”收回了所有面值“金圆券”的版子，目前不知下落，估计是携往广州或者台湾了。事实上，该厂从上月16日印制最后一批“金圆券”后，就再也没有印制过。
（二）从技术角度说，“金圆券”是一种质量较好、印制考究的纸币，采用双面胶印方式制作，具有一定的防伪措施，不易仿制。因此，要想把“金圆券”伪造得跟真钞票毫无差异的难度极大。但是，作为伪造者，他们既然敢于一试，那就不排除具有很高的技术手段，因为“国统区”秩序混乱、民不聊生，那些具有高超技术手段的能工巧匠目前流落于民间的不在少数，这样的人才如果精心伪造，从技术上来说，估计是能够仿制出几可乱真的“金圆券”的。不过，即使是伪造成功，也只限于在市面上商家手里私下流通使用，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银行工作人员手里兑换人民币。假钞在银行专业人员手里还是能够轻易识别的。
徐伯龙经对方如此这般一说，心头的压力好像稍稍减轻了些，因为对手即使伪造成功了，其产生的危害也应该是很小的，而且暴露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跟曹孝先交换了意见，对方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两人决定也去浦东城镇进行实地查摸。
之所以选定城镇作为查摸首选目标，是因为从印制纸币的技术角度而言，不管印制地点是否在城镇上，作案线索都离不开城镇，所以选定城镇作为首选目标乃是一条捷径。浦东地区，当时有属于上海市的高桥区、杨思区、洋泾区和刚被列入苏南行政公署的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被专案组列入侦查范围的有以下几个城镇：高桥、洋泾、杨思、川沙县的城厢、南汇县的惠南、周浦和奉贤县的南桥镇。徐伯龙和曹孝先离开市区前往浦东时，前往南汇县查摸的侦查员杜奔已经在周浦镇找到了一条线索。
杜奔出身资本家家庭，家境富裕，“二战”结束后美军兜售战备物资时，他从老爷那里取了钱去买了一辆二轮摩托车作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平时休息日也常骑着这辆摩托车去上海近郊搞些旅游、钓鱼什么的休闲活动。这次，杜奔接受任务后，就化装成旅游者开了摩托车前往南汇调查。从上海市区过去，第一站是周浦镇。这是杜奔以前旅游时经常来的一个地方，他在该镇还有几位朋友，于是就把摩托车寄放在其中一位姓任的朋友家里，也不跟当地已经接管了伪警察署的军代表联系，只是凭着以前的记忆，去了周浦镇上唯一的一家印刷社。
杜奔佯装客户跟印刷社老板聊天，得知该社不过是一家小小作坊，只能印制些名片、招贴、账册、信封、信纸之类，都是以铅字排印后上机印刷，然后再切边装订。他向老板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印制的招贴纸上需要有图片、照片呢，那应该怎么解决？对方告知说，如果是简单的图片，那就用木刻制版，至于照片，那就得去市区大印刷厂专门制作版子了，制作好版子后，他这里也可以印制。
杜奔想了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估计照片制版的价格一定不菲，货比三家不吃亏，老板您是否知道市区哪里制版价格最便宜？老板的回答使杜奔有点惊喜，他说要便宜，那就找私人去。所谓“找私人”，就是少数掌握照片制版技术而且在印刷厂供职的技师，在业余时间偷偷接私活干。老板不等杜奔打听，就提供线索说，周浦镇上就有这样一位师傅，姓白，是上海市区一家大印刷厂的技师，家住周浦，最近因为战乱工厂不开工，已经在家待了半个多月了，先生您如果想制版可以去找他。
杜奔于是就去拜访那位白技师，还是以客户身份出面。白技师在闲谈中无意间说到了一条线索：大约半个月前，有人曾来向其询问是否可以制作纸币版子。
再问下去，白技师再也不肯吐露什么了。杜奔只好出示了军管会公安部的介绍信，白技师这才说出了那个找过他打听能否制作钞票版子的人的情况：那人是本地人，什么身份什么职业不清楚，家住何处也不了解，但是白技师每周回家一次住一两夜时经常会在周浦镇街头遇到他。此人三十多岁，自称姓方，曾在外国轮船上当过几年水手，能用英语跟洋人会话，喜欢喝酒饮茶，有几次白技师路过镇上的茶馆时总是看到他在里面高谈阔论，因为脸面上有许多凹点，所以大家都称其“方麻子”。
杜奔如获至宝，叮嘱白技师保密，马上前往警署，找到军代表后说明来意，要求迅即协助查找“方麻子”。军代表便召来两个本镇出身的留用警察打听，得知周浦镇上确有这样一个人，名叫方阿祥，家住北油车弄。
于是就登门查访，方妻说丈夫外出已有十余日，没有说过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杜奔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听说方阿祥是海员出身，性格豪爽，平时很喜欢交朋友，他都交了些什么朋友你知道吗？
方妻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周浦人，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丈夫平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是否已经触犯了法律。但她听说眼前这个说上海话的小伙子是市里下来的，便料想对方阿祥不会有利，正想摇头来个一问三不知，却被陪同杜奔登门的那两个留用警察凶神恶煞地一吼给吓了个激灵，于是就脱口说出丈夫最近和一个绰号叫“大牛”的男子接触较多，那个“大牛”到方家来过多次，每次来都要带一些礼物。丈夫最后一次离家就是“大牛”登门后跟着对方匆匆而去的。
杜奔问了日期，发现方阿祥离家的日子正好是他向白技师提出是否能制作钞票版子的次日。于是就继续追问，但方妻却提供不出更多的细节了。
离开方家后，杜奔向那两个警察打听是否知道“大牛”。那二位摇头，但说他们可以负责打听，如果是南汇本地人，应该是打听得到的。杜奔去了警署，却意外遇到了刚赶到的徐伯龙、曹孝先。他向徐伯龙、曹孝先两人一说侦查情况，两人大喜。由于时间紧迫，当即决定连夜调查“大牛”和方阿祥的下落。
三、
这边，徐伯龙和曹孝先、杜奔在周浦镇挑灯夜战连夜查访；另一路侦查员关志存也是精神抖擞，因为他也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关志存去高桥镇查摸，他在街头转悠着想打听这个镇是否有印刷厂或者作坊，竟然遇到了一个熟人老洪。这个老洪以前也是干刑警的，在国民党上海市卢家湾警察局，因为工作关系，跟市警察局刑警关志存接触较多。当时关志存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见老洪正派，追求进步，于是就发展对方加入了地下党，一度还受关志存的领导。半年前，老洪因参与营救被捕的民主人士而暴露身份，被迫潜至浦东乡间隐蔽。前几天刚重新出山，被组织调派至高桥协助军代表接管了警署，此刻也算是领导了。
关志存听老洪一说情况，自然大喜，说那你赶紧助我一臂之力，我这任务可是火烧眉毛般的紧急啊！话虽这么说，因为需要保密，也不便透露案情，只说需要了解高桥区最近是否有跟印刷行业相关的情况。老洪自是心领神会，当下也不问，说那就去见一下军代表，商量一下应该如何做好这个工作。
警署军代表看了介绍信，自然热情配合。三人商量下来，决定立刻召集几位可靠的留用警察前来介绍情况。这一介绍，使关志存获得了一条线索：十天前，曾有人从本镇“宏泰机修厂”购买过一台印刷机。
“宏泰机修厂”是宁波人范宏泰于抗战时期到高桥镇来开的一家小厂，最初主要是以修理船舶机器为主，后来因为不断有乡民把日寇投降时扔下的破旧机器作为废铜烂铁贱卖给该厂，而范宏泰则将这些机器让厂里的技工拆拆装装，竟然折腾成了大大小小一件件的各类机器，工业用家庭用分门别类标价出售，如坏包修。报纸、电台广告一做，上海滩和江浙两省邻近地区的主顾纷纷登门选购，这位范老板着实发了一票。自此，“宏泰机修厂”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收购各类旧机器、零配件，大到整台车床整条机帆船，小到螺栓螺帽垫圈，来者不拒，童叟无欺。
警署的留用警察老季跟范老板是朋友，两人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十天前有人向“宏泰机修厂”购买一台小型印刷机的消息就是范老板在这种吃喝中无意间透露的。
据范宏泰说，这台小型双面胶印印刷机是日本东京大业印刷机械株式会社为侵华日军特制的军用产品。运到中国后分配给了侵华日军海军驻沪的第三舰队，但在使用时发生了故障，因而废弃不用，日本投降时就被人弄走，卖到了“宏泰机修厂”。经检修，终于使之恢复了正常功能。可是，尽管一连两年每次做广告时都将其列入出售产品的单子，但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哪怕是打个电话来问一下。
上海战役打响后，范宏泰作出决定：全厂停工，留下部分人员护厂，其余人员回家待命。
这道命令刚刚下达，一个操浦东本地口音的中年男子前来敲响了“宏泰机修厂”刚被关上的厂门，要求跟范老板谈一笔生意：询问“宏泰机修厂”是否有现成的印刷机出售。范老板马上想到了扔在仓库一角的那台日本产品。双方商议下来，最后定了一个成交价，约定5月17日银货两讫。这样，这台印刷机就被客户用一条小木船装运走了。
关志存要求跟范宏泰见面，要当面了解情况。范老板所说的情况跟老季所介绍的并无出入，关志存于是询问那个中年男子的情况。范老板先回忆了那人的年龄、外貌、衣着、口音，这些对关志存目前迫在眉睫的使命并无帮助，他需要的是迅速找到对方的直接线索。范宏泰说：“先生这就颇有些犯难了，因为按照生意场上的规矩，我作为出售方，对方如果不作自我介绍，我是不能询问其来路的。”
关志存只好连连拱手，请范老板仔细回想回想，看看是否有什么细节有助于了解对方的下落。范老板想了一会儿，眉峰一耸，说想起一个细节，不知是否有用——他记得客户那条载运机器的木船的橹上，用红油漆写着“和元记”三个字。
“和元记”是什么意思？范宏泰解释说，可能是某个商行或者作坊的字号，说明那个客户的木船是从该商行或者作坊所借。那么商行或者作坊会在日常经营中使用船只吗？范宏泰掰着手指头一一道来：油坊、鱼行、租船铺……关志存听着心里窃喜，寻思这三个行当并不多，应该算是容易寻找的。一事不烦二主，他顺便向范宏泰请教：这高桥镇上是否有“和元记”字号？范宏泰摇头。
这时天色已晚，关志存想吃了晚饭再跟老洪商量商量，看如何趁热打铁追查“和元记”的下落。吃晚饭前先得跟市里通个电话，向专案组长徐伯龙汇报一下情况。电话打到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值班室接听的同志说徐伯龙不在，但留下过话，让他们转告留言。关志存于是就把在高桥镇发现线索之事说了说，又留下了老洪这边的电话，让值班室同志转告徐伯龙有指示就打这个电话，这边的人会迅速通知他来接听的。
然后就和老洪他们商量查找“和元记”，最后决定先用一个笨办法试试：一会儿去警署向杨思、洋泾两区和川沙县城厢镇的同行熟人打电话，询问那里是否有“和元记”。
这样，关志存就连夜守候在警署的电话机旁，由那几个警察轮流拨打电话。两区一镇了解下来，没有“和元记”这个字号的商行或作坊。
关志存这下有点傻眼了，愣怔了片刻，说有地图吗，看来我得往浦东其他城镇考虑了。
这样，尽管老洪出面将关志存安排在高桥镇上最好的一家旅馆里，但关志存哪里睡得着？他对着地图反复考虑，忽而又对老洪他们打电话查摸的可靠性起了怀疑，寻思别漏了哪一家，那不是糟糕了吗？如此，关志存一直到清晨三点多钟方才迷糊过去。
话分两头，这边关志存安静休息，周浦那边杜奔他们查摸“方麻子”和“大牛”的情况进行得如何呢？
徐伯龙、曹孝先赶到周浦后，杜奔顿时信心倍增，寻思三个人一起查还怕找不到那两个主儿？三人商议下来，认为还是得请警署军代表协助发动留用警察一起查找那个“大牛”的线索。估计只要找到“大牛”，另一主儿“方麻子”也就差不多该露面了。军代表一听自是积极协助，连夜召集了全部留用警察，说上海市区来同志急找一个人，请大家帮忙提供线索。
那些留用警察很是积极，随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要说这些郊镇旧警察的侦查本领，那确实不敢恭维，不过这些人对于周浦本镇的情况却是了如指掌，十几个人凑在一起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挨家挨户排查下来，发现本镇没有一个居民是姓牛的。徐伯龙提出：那么是否此人本不姓牛而生肖属牛呢？军代表于是就让拿出户籍档案，众人一起动手查，但凡生肖属牛的成年男子都给另列出来，但跟方阿祥老婆所说的那个“大牛”的外形模样稍稍一比照，就都一一排除了。
这样，侦查员终于不得不接受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有些不幸的事实：这个“大牛”不是周浦本镇人。这就大大增加了查摸难度。
徐伯龙看看时间已是下半夜了，于是就请大家各自安歇。徐伯龙回到旅馆睡了一会儿，醒来时东方已经露白，他的脑子里忽然如流星划破夜空似的掠过了一个想法，不由得一阵兴奋，自言自语道：何不这样试试？
徐伯龙的新思路是：那个海员出身的“方麻子”既然性格豪爽，喜好交友，那他肯定不止有“大牛”一个朋友，在周浦镇上肯定还有若干朋友跟他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而方阿祥有“大牛”那样一个经常往他家送东西的朋友，也肯定会在其他朋友面前提及。因此，如果了解到方阿祥在本镇有哪些朋友，登门造访，或许可能获得那个神秘人物“大牛”的线索。
这个思路立刻为曹孝先、杜奔所接受，于是三人去外面找了一家面馆吃了早餐，然后就再次造访方阿祥家。果然，方妻说丈夫确实有若干铁哥们儿，掰着指头一一说来，一共有七八个，都是周浦镇上的中青年男子。这些朋友的住址方妻都是知晓的，一一对侦查员说了。巧的是，方阿祥的这些铁哥们儿中的一个正好就是杜奔昨天寄存摩托车的那个老任！
于是就登门拜访这位老任，杜奔问到方阿祥，他说知道。三个侦查员心里一喜，可是这个希望竟然就像一颗风中的火星，只亮了一下就熄灭了——老任从未听方阿祥说到过“大牛”这个人！
徐伯龙心里一凉：糟糕！莫非是一场空欢喜？但老刑警曹孝先却似胸有成竹地说：“不是说方阿祥有七八个经常来往的好朋友吗，那就去问问他的其他朋友吧。”
杜奔就让老任提供了另外几位朋友的姓名住址，三人分头登门造访。这番折腾结束，已是过了中午，每个人都忙了个满头大汗，但结果却是令人沮丧，没有哪个朋友听方阿祥说起过“大牛”。
这是怎么回事？三个侦查员开始审视自己的思路，议来议去觉得没有什么差错，而且，以方阿祥如此健谈的性格，什么话都肯对朋友说的，却偏偏隐瞒了自己跟“大牛”的交往，这本身就有些反常，所以，方阿祥也好，“大牛”也好，两人肯定有问题，于是他们决定继续寻找这二位的下落。
这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日子。一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接管伪警察局之前，新政权的侦查员已经在为保障新上海的经济安全付出辛勤的汗水了。
周浦这边，徐伯龙、曹孝先和杜奔三人第三次前往方家，想再从方阿祥的妻子那里了解情况。到北油车弄一看，方家却是铁将军把门。侦查员一愣：莫非全家开溜了？三人正对着紧闭的大门发怔时，右侧邻居家出来一个老者，问你们找谁？听说是找方家，便说方家娘子带孩子去看郎中了，孩子昨晚发烧，一夜咳嗽，看来病得不轻。徐伯龙便说不如等一等吧。正好那老者开口邀请他们去他家坐坐，于是就进了老者家的院子。这一进去，想不到竟获得了一个意外惊喜。
这老者在南汇县也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人物，他曾中过清朝的秀才，后来又留过洋，主持过中学，抗战前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做过文官，“一·二八事变”时参加过跟日本政府的谈判。后来日本侵略者组织了汉奸政府，邀请他出任伪官，他坚辞不受，回乡出家做了道士，保持了一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抗战胜利后，老者方才还俗，看到国民党官僚在接收时的情景，便断了重新出山之念，隐居在家，终日读经，不问世事。但他毕竟是个有学问且见过大世面的人，尽管徐伯龙三人穿着便衣，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不是凡夫俗子，当下便请他们入内小坐，喝杯清茶。
老者奉上茶水后，询问客人因何造访方家。徐伯龙见对方是一个可靠群众，于是就亮明了真实身份，说是奉命来找方阿祥了解一桩公事的，同时还想找一个诨号“大牛”的人。老者听了“嘿嘿”而笑，说看你们一个个眼布红丝脸挂倦容，想来昨晚没有睡好，唔，若是早点到我这里来坐坐，那昨晚就不必折腾到深更半夜了。徐伯龙一听便知撞运了，连忙用浦东本地话请求老者说说方阿祥的去向。
老者说：“方阿祥到何处去了我不知道，但是，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叫‘大牛’的我却估料得八九不离十——他准是在彭公观。
据老者说，那个叫“大牛”的汉子，其实跟方阿祥认识不过几个月，但这一段时间来得特别勤，有时方家没有人，也会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家小坐等候方阿祥回来。老者跟其闲谈之下，略知对方的些许经历：那人姓牛，南汇县新场人氏，以前曾在英国和葡萄牙的远洋轮上当过多年海员，后来因为患了关节炎不能出海了才歇手。据说他曾在国外喝醉了酒犯过人命案子，但因为逃得快没有受到追究。不过这人迷信，最近两年老是不顺，干什么败什么，不知为什么事情还折进过局子，好像是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榆林分局关押了三个多月吧。“大牛”跟老者说起此事，请求指点迷津。老者说你出家吧，也许可以得到解脱。上个月“大牛”来对老者说，他已经跟镇外彭公观的道士说好了，就到那里去做道士。彭公观是老者经常光临的地方，那里的道士知道他出过家，将其视为同道之士，所以关系不错。三天前老者上街去购物时，遇见彭公观的一个道士，告诉他说那个姓牛的真的到他们那里做了道士，还捐了一笔钱，这几天一直在观里住着呢。
侦查员闻听之下，哪里还坐得住，当下问明彭公观地址，立马前往。到了那里，只一打听，果然说有一姓牛的在那里，只是还没有正式办理出家手续，也就是还没有举行仪式，现在后院住着。三个侦查员直奔后院，果然在竹林中的一间幽静小屋内找到了“大牛”。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和“大牛”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脸上密布凹坑的主儿——“方麻子”！
侦查员杜奔这一刻真是兴奋至极，对着那二位脱口而出：啊！朋友，终于找到你们了！
四、
侦查员是请彭公观的少年道士把他们引领至后院竹林的。这方面，就要说徐伯龙的细心了，步入竹林时，他让所有人都不要吭声，放轻脚步，慢慢地接近小屋。
众人挨近小屋只稍稍一听就大吃一惊：屋里传出两个人的对话声，说的竟是英语！曹孝先以前在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干过，懂些英语，听了听对徐伯龙附耳悄言道：“他们好像在讨论关于机器动力和运转平衡的问题。”
徐伯龙马上断言：这就有问题了！进去！
于是示意小道士上前去叫门，里面不曾提防，那个叫“大牛”的听清是小道士的声音，一边把门开了一条缝一边说：“不是让你们没有事情不要来打扰我吗？”
杜奔冷不防往前一冲，硬生生地把房门顶开了，“大牛”差点跌翻。定睛看时，三个侦查员已经一拥而入。他刚张口喝问了半句“你们是什么……”就愣住了，因为侦查员已经把手枪亮出来了。
这时，徐伯龙才看见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满脸凹坑足以证明他就是要寻找的正主儿方阿祥，不禁大喜。那当儿也没有搜查证什么的，当下喝令那对会说英语的哥们儿去屋角蹲着，杜奔在后面盯着他们，徐伯龙和曹孝先就开始搜查。只见桌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书刊，略略一看，全是关于印刷和机械方面内容的，中英文版的都有。地上则有一些拆开的机器零部件，大大小小倒是分门别类放得很整齐，仔细一看，地板上还有铅笔写的编号。墙上挂着几份机械图纸，也是关于印刷机方面的。
徐伯龙问那二位：“你们这是干什么？”
方阿祥回答：“没啥，闲着没事，研究研究机器。”
“大牛”接着说：“对，没啥，这一阵外面很乱，闲着也是闲着，弄台机器来研究研究，以后开家厂子呗。”
徐伯龙冷笑：“不肯老实说？那好，把东西都带上，跟我们走一趟。”
方阿祥和“大牛”被带到了警署，就地分别讯问。两人倒也爽快，一五一十就把事情说了个竹筒倒豆子——
“大牛”名叫牛金虎，是南汇新场人氏，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当过水手、轮机匠。抗战爆发那年回到浦东家乡，那时浦东地区一片混乱，有枪便是草头王。牛金虎凭着一支从国外带回来的左轮手枪，和几个狐朋狗友一起折腾了一年，案子作了不少，但队伍始终拉不起来，不禁有些沮丧。再一看那些拉起队伍的也是互相火并，弱肉强食，寻思这种勾当不能作为一门职业来做，否则一不小心就把性命做没了，于是就改行做起了小生意，后来小生意做不下去了，就回家种田。
这样，一晃十余年过去了。大约半年前，牛金虎到周浦来办事，在街头与方阿祥不期而遇，两人一怔之下又一喜：原来，他们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工作时，曾在法国马赛港见过面，相处过几天，这就算是老相识了。方、牛从此就开始互通往来，喝酒时闲谈，面对着国民党行将败退的乱世，他们产生了捞一把的念头。怎样捞法？抢劫型的暴力行动牛金虎已经从事过了，觉得危险性太大，而且方阿祥天生不是一块做强盗的料，一看到手枪就发抖。于是两人就商议如何用“非暴力方式”获取财富，反复商量下来，最后牛金虎从他手里留着的一张当初在外轮当水手时买下的英国债券得到了启发，提出何不伪造外国债券抛售出去，迅速获取一笔巨款后埋头伪装良民，过一辈子富裕日子？这个主意比较适合方阿祥的性格，于是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两人于是开始考虑如何进行这桩活儿，从安全角度考虑，当然是自己动手伪造合适，况且牛金虎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当过轮机匠，对于机械设备有些熟悉，自信操作印刷机器之类的活儿还难不倒他。不过债券的版子技术难度甚大，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那怎么办？牛金虎就让方阿祥去物色这方面的专门师傅，以重金相酬，保密料无问题。
这样，方阿祥就找了本镇的白技师。而牛金虎则在上海解放大约七八天前从上海市区的工业品旧货市场淘得一台报废了的胶印机和一些零部件，又买了一些印刷机械和印刷技术方面的书刊资料，买通了彭公观的主持道士，以出家当道士为名，在观内借得一间房子，把废旧机器等搬入后，叫上方阿祥躲在里面“攻关”，一心想自己装配一台印刷机，然后去请白技师制作外国债券的版子，具备条件后开工生产。
没有想到，对于印刷机的“攻关”还八字不见一撇的时候，侦查员已经登门了！
徐伯龙等人本来对这二位正在日夜操劳进行技术攻关的朋友寄予满腔希望，指望将这个案子一举拿下，没想到竟是这么一个结果，不禁目瞪口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于这两个被捕者的处理，当时先暂时关押于周浦警署内。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挂牌成立后，由于牛、方两人的案子是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员破获的，所以尽管当时已将南汇县正式定为隶属于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但还是将两人关押进了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将方阿祥释放，牛金虎因解放前所犯的抢劫杀人罪行被逮捕，后交法院审判。因历史罪行查证困难，牛金虎所交代的杀人罪没有证据，最后于1950年1月以抢劫罪判刑十五年。
这样一折腾，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5月28日下午，徐伯龙通过电话向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值班室了解了正在奉贤县进行查摸工作的小马的进展情况，得知那边没有发现线索，于是，他便指令曹孝先留在南汇县继续查找线索，让杜奔用摩托车载着他前往高桥镇跟关志存会合。此刻，徐伯龙心里对关志存查访“和元记”那条线索寄予着很大的希望。
徐伯龙、杜奔抵达了高桥镇，这时杜奔才知道徐伯龙是高桥镇人，离家已有十个年头，而且跟家里从未通过信息，便劝他应该先回家去看看。徐伯龙心里确实有着回家一看的强烈念头，但此刻身负重任，侦查工作八字还没有一撇，哪里放得下来？于是便让摩托车直接开到了关志存下榻的旅馆。
三十八岁的关志存身体没有其他几位侦查员好，他以前患过肝炎，后来知道这时已经患上了肺结核，经过两天一夜的折腾，脸色非常难看，但还是强撑着一边咳嗽一边向徐伯龙汇报了对于那支上面用油漆写着“和元记”三字的木橹的追查情况。
关志存在老洪的协助下，对杨思、洋泾二区和川沙县城城厢镇是否有“和元记”字号的商行、作坊、工厂等进行查摸未果，又想到了“和元记”可能是浦东另外两个县内商业字号的可能性。他把这个设想对老洪说了，老洪说那就查吧。不过，老洪对于自己主持的对杨思、洋泾、川沙城厢镇是否有“和元记”字号的调查感到有些不托底，因为他所调查的对象并非商业界人士，是否会出现遗漏呢？所以，他认为应当重新进行更细致的调查。
老洪的这个想法获得了关志存的认同。两人商量下来，想到了一个稳妥可靠的法子：到商会去查资料。当时每个县都有商会，有的商会内部还设同业会。所以，商会的资料应该是齐全的，哪怕是多年前开的店铺而现在早已关闭了的，只要当时有字号，商会就会留下该字号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
于是，老洪就让手下人往杨思、洋泾二区的商会打电话查询此事。正好又获悉高桥驻军有一辆卡车去川沙县城城厢镇装军用物资，于是两人便搭车前往。到商会一查资料，川沙全县自成立商会建立档案以来，从未有过“和元记”这个字号。那么南汇和奉贤呢？县商会接待他们的那个职员说，我这里可以马上打电话去向南汇、奉贤两县商会询问。
电话查询下来，南汇、奉贤两县的商会档案里也没有“和元记”这个字号。
徐伯龙听关志存如此这般一说，心里也是一阵失望，但他想到自己是专案组长，脸上便没有表露出来。他发现关志存不停地咳嗽，脸色也不好，便说现在咱们先不考虑破案问题了，到我家去吃饭吧。关志存听了也是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组长就是高桥镇上的。
关志存和杜奔跟着徐伯龙去镇子南侧的家。徐伯龙家是开烟纸店的，他离开后还继续开着，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父母兄弟姐妹见徐伯龙突然回家，自是连忙准备饭菜，招待三人吃了一餐美食。
回到旅馆，徐伯龙执意让关志存休息，自己和杜奔另外开了个房间，喝着茶对“和元记”的情况进行分析，谈到很晚，却始终没有突破。于是说明天上午前往“宏泰机修厂”拜访那位范老板，指望再获得些细节。
次日，1949年5月29日，对于专案组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内部看来，这显然是自定的最后破案期限了。因为根据上海市军管会事先的安排，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要挂牌成立，正式对外营业。同日，人民币开始在上海市场正式流通。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将在全市设立三百六十九个“金圆券”收兑点，以十万元兑换一元人民币的比值，在七天内按照“迅速的、全面的、无限制的、无差别的”收兑方针，将“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如果在29日当天还不能侦破此案，伪造的“金圆券”明天就有可能被用于兑换人民币了，这样，新政权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重大损害，新上海的经济秩序也将遭到破坏。
因此，不难想象，29日这天徐伯龙的心情有多么紧张。上午八点多钟，他和杜奔去了“宏泰机修厂”。那里是一片喜气洋洋，原来，机修厂老板范宏泰见上海解放后局势平静，加上当地区公所的接收小组领导又登门拜访，请“宏泰机修厂”照常营业，范宏泰于是决定恢复生产，心里寻思应该讨个吉利，就说这高桥镇新生了，咱这机修厂也跟着新生了，就让买了许多鞭炮燃放。两个侦查员登门时，范宏泰正带着工人们放得起劲，砰砰啪啪之声震耳欲聋。
徐伯龙等了一会儿才候得仪式结束，于是赶紧上前去找范宏泰说话，亮出上海市军管会的公函，让找个清静点的地方说几句话。对方便把两人领到一幢小楼上的厂长室，郑重其事地接待。
徐伯龙用高桥当地话跟对方交谈，把范宏泰弄得一愣一愣的不知碰到了何人，正仰脸回忆这高桥镇上何时有过这等人物时，徐伯龙自己道破了真相。这个小插曲拉近了范宏泰跟侦查员的距离，也大大调动了他的主观积极性。他听说侦查员是来了解那支有“和元记”字号的木橹的，就说“和元记”肯定是某家商铺作坊之类的字号。侦查员说不错啊，可是我们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调查的触角已经伸遍了整个浦东地区三个县呐！
范宏泰抽着杜奔递过去的“大前门”，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旧货行你们去调查过吗？”
徐伯龙有点蒙住了的感觉：“旧货行？什么意思？”
范宏泰还没有开口，一旁的杜奔忽然叫声“哎哟”，直拍自己的脑袋。这个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了几年刑警的地下团员被机修厂老板这么一提醒，想起来了：“对啊！这支橹有可能是从旧货行淘来的呢！”
范宏泰说：“我以为你们已经去过旧货行了呢！那天前来装运印刷机的那只小船，新旧程度跟那支写着‘和元记’字号的橹根本不相配，船新，橹旧。因此，估计那条小船上的原配橹已经丢失，船主人就去旧货行淘了一支。这样，你们去吴淞镇上的那家专门出售船舶用品的旧货行，我估计这支橹十有八九就是从那里卖出去的。”
徐伯龙和杜奔匆匆返回旅馆，对关志存说了一声，杜奔推出摩托车，载着徐伯龙前往吴淞。找到那家专门出售船舶用品的旧货行，一问，果然如范宏泰所料，他们不久前出售过一支“和元记”的橹。至于“和元记”是哪里的商号，他们倒并不知晓，因为这支橹的来路有点放不上台面，那是一个农民在长江里捡到的，放在家里没有用，就扛到旧货行来卖，也好换几个酒钱。至于那农民诚实与否，这就不是旧货行需要知道的了，当时这个行业的规矩是：只要卖货人没有直接说是盗劫诈骗而得，通常都是没有二话就收购下来的。
侦查员的思路很清晰，对旧货行老板说，我们不想了解“和元记”是哪家字号位于何方，只想知道是谁向贵号买下了那支橹。那个胖墩墩的老板于是让伙计拿来账册，翻了片刻，指着上面的一行毛笔字让侦查员看，只见上面写着：高桥镇木路村李海王。
旧货行胖老板说：“就是这个人买去的，当时杀价太凶，我还有点舍不得呢，不过想想那天正好是我独生儿子的生日，也就算了。”
木路村离高桥镇三里，不过摩托车是无法开过去的，都是尺把宽的小路，还有独木桥。徐伯龙和杜奔、关志存，乘着老洪所借的一条小船前往，顺利找到了那个李海王，也看见了那台从“宏泰机修厂”买去的印刷机。这个李海王见到侦查员登门一点也不慌，不等侦查员开口询问，反而开口问来者何意。那就索性开门见山说印刷机之事吧，你一个庄户人家买这样一台机器干吗？
李海王大笑，说您几位眼力不好，我此刻虽是住在这村上的庄户人家，但我本人并不是种田出身啊！我是干什么的？听口音你们几位是上海市区的？那一定知道虹口公平路上的“庄严印刷厂”了？以前那里是日租界，那厂是日本人开的，叫“武藤印刷株式会社”，抗战胜利前夕那日本老板急着回国，就把那厂子低价抛售，由一个叫庄书志的先生和他的妹夫严稼夫合伙买了下来，改名为“庄严印刷厂”。兄弟不才，就是那家印刷厂的工人。我在抗战前两年就在日本老板手下做了，十几年做下来，印刷厂的每个工种都干过，而且都精通。
李海王说到这里，发现来人还站着，便招呼大家坐下，沏了一壶茶，给每人倒了一杯。然后继续说下去，刚才说到哪里了？哦，说到兄弟我的技术不赖。那印刷厂换了老板，第一个出面挽留的对象就是我啊！本来我也不用回乡来吃闲饭了，可是局势如此，没有办法。去年12月，我那二位老板不知吃了哪门药，忽然说如今形势紧张，“国军”连连失利，看来共产党要打到上海来了。听说在共产党手下日子难过，咱们去海外吧。人家老板这样决定了，咱们底下这些工人是没有说话的份的，是人家的产业嘛，开厂关厂还要来问你？这样，今年3月上旬，工厂的机器就都拆掉了，听说是运到马来亚去了。老板还邀请厂里的技术骨干跟他们一起去，第一个找的还是我。我的家小都在浦东，我怎么可能抛下家小单身走人呢？当然一口回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失业回家了。不过，人家老板倒还懂得江湖上的规矩，给我发了一笔遣散费。
我回乡后，想着自己对于前途得有个考虑啊，仔细思量后，觉得“做生不如做熟”，还是干我的印刷老本行为好，我可以在高桥镇上开一家印刷社啊。我就联络了两个失业工友，原先都是一个工厂的弟兄，他们很是赞同。这样，我就去“宏泰机修厂”淘了一台旧印刷机，房子也已经看好付过定金了，就在高桥镇上娘娘庙旁边。如果没有意外，准备今年7月1日开张。
李海王这番话语说出来，听得侦查员真是面面相觑，做声不得，看对方那副从容的神情，凭经验就可以断定说的是真话了，眼前这人跟伪造“金圆券”案看来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还是需要调查一下，于是马上分头对租房情况、另外两个工友合伙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当天傍晚，徐伯龙三人会合，交换了调查情况，证实李海王所言属实。不久，李海王和两个工友果然开了一家印刷社。
这时，小马已经结束了在奉贤的调查，返回了上海市区。昨天留在南汇县调查的曹孝先也打来电话说没有任何收获。下一步工作怎么做？这需要专案组长徐伯龙作出决定了。
徐伯龙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全体返回市区，重新确定侦查方向。
重新确定的侦查方向是直接盯着银行收兑点，因为按照案犯作案的正常速度估计，他们肯定已经完成了伪造“金圆券”犯罪活动，从次日起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到兑换上了。这样，侦查工作就只得借助于银行收兑点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注意识别假“金圆券”，一旦查到，就可以顺藤摸瓜地追查下去。
当天晚上，专案组分头驱车前往全市各区的上海市人民银行分行下属中心营业所（当时还没有“支行”的说法）交代协助侦查的事项。当时上海市沿袭国民党执政时的行政区域划分，一共有三十个区，受时间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侦查员不可能一一跑到，那些远的区，就由上海市人民银行分行直接用电话下达指令了。
外滩海关的大钟敲响了十二下。不知明天运气如何？
五、
1949年5月30日，是新中国上海金融史上一个必须载入史册的日子。这天，成立于1948年12月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沪组建的上海市分行正式挂牌成立，同日，上海市民开始将即将退出市场流通的“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人民币开始在上海市场大规模流通。
对于专案组诸君而言，从这天开始，他们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侦查。第一阶段侦查工作的失利以及时间的紧迫，给专案组五位侦查员的心头增加了压力。但是，事到如今，压力再大也得迎头而上，而且有进无退。
根据分工，专案组长徐伯龙坐镇四马路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负责主持侦查，其余四名侦查员曹孝先、关志存、徐伯龙和小马则分别前往划定的四个区域，每人负责对九十个收兑点进行巡查。以专案组区区五人的力量要想监控全市三十区三百六十九个收兑点，那是很困难的，难免会出现意外的情况。因此，这项工作主要还是借助于收兑点的工作人员。而收兑点的工作人员并非全是银行的资深职员，其中有的入行不过短短几个月,对于“金圆券”真伪的识别能力有限，因此，专案组意识到接下来要进行的侦查显然是困难重重。
在开始收兑“金圆券”的最初两天里，专案组获得了五条线索。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将其中三条线索的当事人根据他们出场的先后次序，以英文字母来表示：
A，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身高体大，5月底的上海还没有进入夏天，这位仁兄已经是一身夏装打扮，西装短裤，中袖运动衫，露出两条肌肉发达的臂膊，上面刺着两条盘旋在一起、张嘴吐着红色信子的青蛇，骑着一辆英国名牌自行车，一看便知是一个富家青年、纨绔子弟。
如此一个主儿，于人民政府规定的收兑日的第一天上午十点，一本正经地赶到老闸区的一个收兑点，自行车前面的网兜里放着一个捆扎得方方正正的大纸包，后面书包架上还捆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打算兑换多少“金圆券”呢？
这人把网兜里的大纸包拎出来放在桌上，打开一看，是清一色的一百万元面值的崭新“金圆券”，一共是十扎，每扎一百张，合计十亿元。十亿元能兑换多少人民币呢？按照军管会规定的十万比一的比值，可以兑换一万元人民币——这是旧币，相当于如今市面上使用的人民币一元！
崭新的一百万元面值的大扎新票，引起了收兑点工作人员的注意。那是两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其中一个是年初刚进旧银行工作的练习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徒；还有一位则是由区政府推荐的协助收兑“金圆券”的追求进步的社会青年，现在的说法就是义工、志愿者。这二位工作积极性、革命警惕性都很高，但缺乏的是识别真假钞票的本领。之所以对眼前这位纨绔子弟产生怀疑，是因为这人竟然拿出十亿元崭新的一百万元面值的“金圆券”来兑换，这种整齐划一的大票面新票是他们之前经手的那些兑换活儿中从未有过的。于是他们就要对这位主顾予以特别关照了，一个辨认钞票的真假，一个指着自行车后面书包架子上的旅行袋问：这也是“金圆券”？也兑换？
纨绔子弟说不是“金圆券”，是旧书，准备卖给旧书店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美国骆驼牌香烟请工作人员抽，被拒绝后，就自己叼了一支抽了起来。
那位练习生点检“金圆券”，没有发现问题，只好把一张一万元人民币递给他。他是这个收兑点的负责人，有处置事情的决定权，想起领导关于密切注意识别假钞的指示，当下就在那青年说声“告辞”上车欲离的一瞬间，对旁边一个女志愿者使了个眼色。
解放伊始，人民群众出于对共产党政权的拥护之心，寻找一切机会义务协助政府工作人员做工作，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但凡逮到这种机会，往往是鞍前马后车轴般地转，常常比主持工作的本主儿还忙。这天上海的三百六十九个收兑点上，每个收兑点都聚集了一帮子男女青年，相帮着插彩旗、贴标语和维持秩序。这个练习生此刻就示意一个有自行车的女青年志愿者跟踪那个可疑的纨绔子弟。
跟踪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那主儿骑车去了附近一家南货店，用兑换得的那张新人民币购买了一包红糖、一包桂圆和一些石碱，然后返回了距这个收兑点有四条横马路的一幢花园洋房，听看门人称呼他“少爷”，看来就是洋房的少主人了。看那花园洋房的规模，这户人家应该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资本家。这样一个资本家少爷，不差家里的佣人保镖之类兑换钞票，竟亲自出面来兑换区区一万元人民币？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另外，他不是说要把自行车书包架子上那个旅行袋里装的旧书卖给旧书店吗？怎么没去旧书店而是直接回家了？
练习生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怀疑对象，于是赶紧去附近找了个电话机向领导汇报。银行领导随即给徐伯龙那边打电话通报情况，徐伯龙便指示分管那一带收兑点的侦查员曹孝先立即调查。
就在曹孝先闻警出动的时候，市区另一侧徐汇区的一个收兑点也冒出了一个可疑对象B。
主持这个收兑点的银行工作人员是一个业务经验丰富的中年职员，银行领导考虑到这个收兑点地处市民密集居住点，可能前来兑换的市民比较多，所以另外给他配备了助手，其中一个是银行的练习生，另外数位则是义工志愿者。
B一出场，就引起了一个复姓完颜的志愿者的注意，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B是一条彪形大汉，身穿黑色对襟国术练功服，未扣严实的衣襟间露出浓密的胸毛，很容易使人觉得此人不是一个良善之辈；二是别人都把要兑换的“金圆券”拿在手里、装在袋子里或者用自行车推着送来，这人却是拉着一辆人力车，上面装满了一个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这样，当这人的人力车刚停下，一边擦汗一边埋怨“怎么这么多人”的时候，就被完颜盯上了。
完颜上前招呼他不必排队，到这边来，又问：你车上装的都是“金圆券”吗？一共多少自己点过数吗？
大汉傲然回答：不多，也就一万亿元吧，我没有细数过。你们不必过于较真的，估摸着兑换就行了，不过麻袋要还给我。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个个麻袋从车上往下卸。完颜解开扎住袋口的细绳，让旁边的同伴相帮着把“金圆券”倒出来堆在一旁，不禁暗吃一惊：都是面值五十万元、一百万元的大面值“金圆券”，有新有旧，新旧比例大约在八比二。
一万亿元“金圆券”按照比值可以兑换一千万元人民币，放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也就是一千元，实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全国范围内凡是被查出贪污数额达到一亿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元）的，没有一个不被判处死刑。
这大汉是个兑换大户，工作人员给予特别优待，没有等待，立刻着手点钞。由于大汉有疑点，所以点钞由那个被称为“老法师”的中年职员主持，他本人当然不动手，而是让一群热情高涨的青年义工志愿者动手，自己则抽查“金圆券”中是否混有假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