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所谓“知青报告文学”成名
2020年底，上海的女作家黄宗英去世了，享年95岁。四十年代曾经的电影演员，六十年代改行成了作家。她是以“知青报告文学”成名的（黄自己说是文艺报刊登该报告文学“捧红”的）。祸国殃民、令城乡人民不得安宁的上山下乡运动已成遥远的过去，黄宗英的知青报告文学，介绍邢燕子的《小丫扛大旗》和介绍侯隽的《特别的姑娘》早已在知青群体中文人唾骂；实际上完全是古代封建贞洁牌坊的现代翻版，是封建礼教宣传的现代典型邢燕子、侯隽和董家耕等人的身上涂抹了一层共产主义的色彩罢了。改革开放之后，黄宗英也羞于拿出来示人，即使展示出来，今天的读者也读不下去。历史上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文人入过江之鲫，黄宗英不过是在这支队伍里新增加的一名现代女卫道士罢了。
上海文坛的“小机灵”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才知道黄宗英挂名在文艺出版社（支付工资），从来不来上班，没人知道她的办公桌在哪一个编辑室（其实没有）。“同事”五年有余，我仅远远地见过她一两次。连招呼也没有打过，更没有什么交往。我常常想，这就是那个将千万名知青往火坑里推的女作家？既没有任何短篇小说，更没有什么长篇小说，也没有鲁迅式的杂文时评，这就成作家了？在《特别的姑娘》里她把一位不安心下乡扎根农村，去当了农村小学老师的女知青贬斥为小机灵。其实黄宗英才是中国文坛的小机灵。经过五十年代的运动风雨，她早已明白了一个事实，她所擅长的梅表姐（巴金《家》中的悲剧角色）在1949年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扮演了。她必须改弦易辙，跳出演艺圈。一次视频采访中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表演的角色是听人指挥，写作的角色是自由发挥”。
当茅盾停止创作，写完了《夜读偶记》的批评理论，竟甘当国家级的礼宾大花瓶，当沈从文经过尝试写作和自杀之后，选择改行搞服饰研究，当丁玲提意见被押解黑龙江劳教，当巴金写完《团圆》（《英雄儿女》）之后，放弃创作该做翻译的时候，黄宗英凭她的小机灵敏感发现了党有一种特别的需要。形象一点说，叫做挠痒痒。党的目标是常常不顾人民的利益的。上山下乡可以说违拗了全国城乡人民的意愿（后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可是党政、宣传部门却一定要贯彻下去。黄宗英从中发现，她就可以来做一件事。政策文件不好直说的话，可以由她的文章来说。本来侯隽的妈妈还可以说，孩子成绩不错，想让她考大学；孩子身体比较弱，留成可能比较合适些，……，《特别的姑娘》一出来，所有的退路都给你堵死。这就挠到了党政宣传机构的痒处。这也正是周恩来和文艺报立刻捧红黄宗英的真实原因。《特别的姑娘》发表后，当全国文艺界都在为大量电影作品挨批判而困座愁城的时候，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帮黄宗英拎包到上海市小剧场讲解《特别的姑娘》。黄跟人大代表申纪兰、政协委员倪萍一样，是“绝不会给党和政府添麻烦”的。那两位老太太是靠举手拍手握手，黄宗英则是靠慎择主题，写报告文学绝不让领导皱眉。根据《温相说党史》披露，八十年代黄宗英去北京跟她的胞兄黄宗江见面，胞兄感慨当时公布的张志新烈士事迹，想写一部张志新的剧本。小机灵黄宗英立刻大骂胞兄，说他放着近在咫尺的好题材不写，舍近求远去写吃力不讨好的张志新。当年迫害张志新及子女的都是各级领导、公检法和宣传、教育部门，揭露出来，抨击批判，总是领导皱眉的事情。没有挠到痒处的痛快，倒有被揭丑的难堪。于是一部歌颂张志新的剧本的动议就这么搁浅了。并不是说侯宝林的趣闻轶事不该写；而是说侯宝林本来就是曲艺界的著名艺人，又跟黄宗江之妻曾有结拜义姐义弟之谊，这样的题材什么时候来得及写。可是张志新这样的题材，八十年代传颂一时，转瞬之间又忽然“降温”，轻易不准让人提起。一党专制下的知识界多少有个小小的共识，只怕作品没写出，一旦写出，只要不遭彻底湮灭，多少会有鲜花重放的一天。如果没有落笔成文，那就真的随风而去了。
欠一个向千万知青的忏悔
十年文革中黄宗英也吃了一些苦头。她自己的子女也必须上山下乡，她收养的周璇之子还跟她打了财产官司。有人说黄宗英晚年已有彻悟。好像看不太出来。她的成名之作亏欠三千万知青一个忏悔道歉。（上山下乡并非仅发生在文革中，文革前六十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因为她不是被迫撰写这些报告文学，而是“计划外”写出来，去向周恩来表功的；绝不像别的作者们那样，例如沙叶新，是被领导点名下达任务，要写下乡知青的文学作品《边疆新苗》。领导安排的光荣任务，不想写也得写。黄宗英希望借用写知青题材来摆脱个人的困境。不惜拿千千万万知青（其中特别是女青年）的命运去作铺垫。黄宗英的经历告诉我们，一党专制下的文人虽然也饱受限制压制之苦，可是也要审慎小心，一不留神也会因帮凶而贻害人间。
她的黄昏恋丈夫冯亦代，临终发表了自己的关键性日记，披露了自己曾经到老朋友著名右派分子章伯钧先生的家里卧底，然后记录下听到的“反动言论”，向有关当局汇报的真实经历。其实并没有他人揭发败露这段罪恶，冯亦代出于良心发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终于临终忏悔。说明冯亦代的心灵深处，知识分子的良知尚未泯灭。相反黄宗英倒是长住在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里，高谈阔论，大谈她的作品如何得奖云云。中国文坛的文学奖项，即使真的没有评选丑闻，充其量也就是鼓励文学界创作竞争而已，其评选标准不可能摆脱党化意识形态的阴影是毋庸置疑的，在文学的普世价值面前，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多少有些国际视野的黄宗英完全不了解吗？行年九旬，高龄犹键，谈得上有多少彻悟？
《小木屋》之类的报告文学，说白了，就是各级领导比较喜欢的好人好事表扬稿，区别仅在于它们更文学化一点儿，而且有点系列化，从女知识青年到女知识分子——按党政宣传的需要。其实黄的写作又有多少自由的发挥？
为上海电影艺人圈的凋零叹惋
北京曾经京昆剧艺人的渊薮。经过政治运动的摧残，花果飘零，风光难再。不幸中之大幸，散文女作家章诒和艺海钩沉，为我们留下了多本艺坛闻人轶事。形象鲜明，性格各异，发人深省。
从1920年代开始，上海孕育了一大批才子型的编导演综合性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孙瑜、唐纳、姚克、石挥、夏衍、赵丹、舒适、魏鹤龄、孙道临……还包括阮玲玉、白光、王人美、上官云珠、周璇、张瑞芳、秦怡、王丹凤等如群星灿烂的女明星群体，一度形成了东亚好莱坞。可惜经过反右和文革的扫荡，中国电影业的上海中心风光不再，风头移往香港。五十年代石挥蹈海而死，吴茵打成右派，文革中江青直接下令迫害赵丹、郑君里等艺术家，上官云珠坠楼而亡，顾而已悬梁自尽。赵丹晚年不得尽展才华，郁郁而终。上海竟没有留下影坛艺人的文学群像。黄宗英应是上海影人最后的孓馀。她是受过石挥、于是之等自由艺术家薰陶过的晚辈，可是却太党的意识形态化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仅仅是赵丹的临终遗言，未必是黄的想法。说到底，是中国共产党对上海电影界的干预太早也太深了。“太早”是说从三十年代开始“上影”就是地下党的阵地，从夏衍、金山到张瑞芳、黄宗英都成了地下党员，“太深”是说江青嫁竟给了党的主席，引来了文革的疯狂迫害（包括对赵丹），黄宗英又跟周恩来也有私人交情，方便了她的取巧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