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乡村衰败、城乡畸形zt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2021-01-11 12:09:41
民国的“黄金十年”，一般用来指民国1927年到1937年间，经济社会“相对”发展的十年。究竟是否能冠以“黄金”，学术界并未形成共识，只是部分学者有此一家之言。
一些“国粉”、“国吹”沉迷于这段历史的虚幻繁荣，以为旗袍、阔少、洋楼就是生活的常态。殊不知，积贫积弱、战事频仍才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社会的大多数，正在绝望和死亡之线上进行着痛苦的挣扎。
北伐战争
新的时代，内政外交新气象
这个新世界的开启，是以国民党的北伐成功为标志的。
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各地军阀望风归附，一年之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蒋介石政府表面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成为中华版图内唯一的合法政权。
这个新兴的国家很快得到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承认，并与德国开展了深度军事和经济交流。虽然被东邻日本所觊觎，在东北、华北、上海发生了局部战争或者摩擦，但形势基本尚处于可控状态。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处在了20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好时代。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国民政府
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开展了“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询四百份，让他们描绘梦想中未来中国的模样。包括胡适、顾颉刚、林语堂、巴金、徐悲鸿、郑振铎、茅盾等人在内的社会名流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他们的笔下，未来的中国，摒弃了昏庸老朽，是属于新锐青年的时代；消除了剥削和不公，勤劳的大众成为主人……
总之概括成一句话，前途光明，美梦不远。
这虽然不是当时所有4.5亿人理想，却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乌托邦。民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部行新政，取得的成绩是无可否认的。尤其是工业领域的进步，为“黄金十年”的理论提供了根本依据。
根据一些经济史学者的观点，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的平均年工业增长率维持在9%以上。仅从工业化的建设成就而言，“在抗战前，国民政府治下的国家达到了旧中国经济史上的最高峰”。
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业化
黄金十年，却是比“烂”比出来的
一个新时代的即将开启，给了人们太多对于未来的希望。如果细究他们的经济数据，即使是引以为傲的工业，会发现也不过如此。
根据1933年中国统计研究所的普查结果，当年除东三省之外的全国17省，全国所有工厂数不过三千家左右，工人总数仅有二十多万，以全国4.5亿人口来算，平均每十五万人才拥有一家工厂。
而且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大多数工厂也只是简单手工作坊，稍微复杂一点的器件就不能生产。当时国民政府与德国合作建立了德械师，可悲的是自己连炮弹、子弹也造不出来，训练时都舍不得用。
现代工业在发展中也呈现出自身的危机。轻工业方面，除了丝织品和植物油有盈余和输出外，能勉强自给的也只有火柴、卷烟、针织品等日用品。根据史学家的推算，中国工人的效率，仅仅有英、德的九分之一，美国的十九分之一。加上其他种种因素，一个美国工人，能够吊打中国的五十个工人。
国民政府时期的工厂
军阀大战也未就此消弭。1929年蒋桂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1932年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大战、1933年蔡廷锴“福建事变”、1934年，西北“四马拒孙”之战、1936年陈济棠“两广事变”……战争参与人数众多，甚至有超过百万人的大会战。
日本的步步紧逼让国民政府遭受重大打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占领东北全境，并成立伪满洲国；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和1935年《何梅协定》，一纸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承认了日本在上海和华北的军事存在。
这样的政府，可能相比羸弱的满清和混乱的北洋，可能是要好出一些，不至于那么“烂”；但要称为“黄金十年”，确实显得有些“成色不足”。
九一八事变
农村之殇，民国的最大败笔
历史的发展总是全方位的，而非单线程的演进。倘若执着于一点，或许可以加深对某一方面规律的把握，却丧失了对原本复杂多元社会的准确认知。
民国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绝对多数，这是研究当时历史绕不开的话题。虽然当时城市日渐繁荣，但是乡村却更加破败，已经到达总崩溃的边缘了。
军阀混战造成了社会各地之间的撕裂与隔阂，乡村的社会经济极度凋零，物资极度短缺，物价水涨船高。军阀为了应付战争，加大了横征暴敛，这一时期征收赋税的比率，“甚至超过了过去的封建王朝”。人祸加上天灾，让农民在生存与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根据1934年的《农情报告》显示，中国农民仍然普遍采用小农经营的模式，农民虽然工作艰辛，并且极端节约，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下，连最普通的温饱都不能解决。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收入相差有十八倍之多。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民
农民的死亡率也是相当的高，是美国的2.5倍，甚至远高于印度。当时的中国农民，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左右，很多人未及成年，要么被饿死，要么被抓壮丁当了兵，要么被卖去地主人家当了苦力。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桥段屡见不鲜，虽然有艺术加工的痕迹，却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的史实。
经济凋零只是乡村衰败的一小部分。政治纷乱的大背景下，社会的失序和文化的失范引发了更大的问题，造成了农村的全方位退步，进而动摇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这种危机逐渐超越了乡村范畴，对整个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
政策制定，可谓治标不治本
针对广大的农村问题，国民党也制定了一些政策，意图挽回农村的颓势，削减城乡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最早制定的政策是土地改革，早在1926年10月的北伐战争期间，为了获得湘、鄂农民的支援，国民党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最近政纲》，规定给佃农田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史称“二五减租”。并在1927年5月颁布《佃农保护法》，进一步保护佃农权益。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喊响了“农村复兴”口号，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实行政策改革，加大财政投入，减免田租税收，并在各地大兴水利工程。在技术方面，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试验了不少新品种，在农村推广新的种植技术。
一系列政策看似有春风化雨的力量，实则是“雷声大雨点小”。从实施地域来看，仅仅局限于国民党统治力较强的江浙一带，而这里农村的经济基础本身就比较好。从实施效果上看，地方的基层管治还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上，政府一系列的政策根本无法实行，这些政策要么胎死腹中，要么收效甚微。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各种天灾接连爆发，农民的生活非但未见好转，反而堕向更加深不见底的深渊。
国民政府时期的天灾
解决方案，历史给出答案
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种危机。
例如时任上海工商界人士选举为常务理事骆清华、历史学家周谷城、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朱羲农等，都指出了民国政府城乡两极分化的畸形经济形态。科班出身的傅葆琛，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于美国俄勒冈大学、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并且获得了“乡村教育”博士学位的专家，专门写了一篇《乡建运动总检讨》，揭露的问题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但这些多是纸上谈兵的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真正提出解决方案的，是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提出了土地革命总的方针和路线。
针对农村地区绝对贫困人口多、土地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现状，发动“平民式”的革命，均分农村土地，自下而上彻底解决农村问题。
有别于国民政府喊喊口号、做做表面文章，土地革命的路线却是刀刀见血，历史也雄辩得证明，这是解决农村问题最为有效的手段。
民国历史建筑
启示录
在今天上海、南京、武汉的繁华街市之间，我们可以找到漂亮的民国历史建筑。在给我们带来感官上享受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去思考那段历史。
那时的上海，是远东第一繁华的商埠，然而表面的光鲜却没有带来国家的强盛，淞沪会战以我们的失败结尾，这颗东方的明珠，抵抗不到三个月就落入到日本人的手里。
同样，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和农村才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倘若抛弃这些，不解决根本性问题，就去一味发展工业和商业，只会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注定以失败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