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中一直在位的冼恒汉。
四人帮倒台后，文革结束前在任大军区正职有两个人被清洗，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另一位是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
冼恒汉壮族农民家庭出身，早年参加红七军，后任贺龙的红二军团四师政治委员。抗战时期为 贺龙120师独一旅政委，358旅政委、晋绥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副政治委员，1950年任陆军第七军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第一高等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授中将军衔。1968年1月至1977年6月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82年12月被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政治、医疗待遇。1991年11月19日因病在兰州逝世。
红七军是1929年12月百色行起义后成立，军长张云逸、参谋长龚鹤村、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红七军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人被授大将军衔（张云逸），2人授上将（韦国清、李天佑），3人授中将（洗恒汉、莫文骅、韦杰）。
"文化大革命"期间，冼恒汉虽曾被"造反派"说成是彭德怀、贺龙的"死党"、"黑干将"，多次被批斗，然却一直在位。
文革后的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研究兰州铁路局的问题，突然宣布免去冼恒汉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16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并要洗恒汉作检查。
起因于兰州铁路局。兰州铁路局是铁路系统的一个大局，全局干部、职工及家属多达30余万人。
铁路由于是铁道部直管单位，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着与地方政府矛盾的问题。文革中，省委支持一派，铁道部支持一派。后来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洗恒汉，叫出面解决一下，洗恒汉顾虑铁路的问题复杂就没有管。
1976年2月，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在北京批评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原铁道部副部长黎光的整顿铁路工作组组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决定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
甘肃省委重新调整了铁路局的领导班子，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此事被后来定为洗恒汉“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和在铁路局“翻烧饼）。
毛泽东逝世后，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兰州铁路局再次处于瘫痪状态。
1977年1月初，为解决兰州铁路局的混乱局面，中央成立了黎原为组长的工作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为副组长，并从铁道兵选调500余名干部组成中央工作组，进驻兰州铁路局及所属车站，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时，华国锋说：冼恒汉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压群众，特别在铁路局问题上。
洗恒汉千不该万不该插了一句话：“我是请示你们的，你们说铁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当时执行你的指示。”
洗恒汉被戴上了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 '
政治局最后的意见是：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甘肃省委由宋平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肖华为兰州军区第一政委。
二.冼恒汉的主要问题。
韩先楚（军区司令员）、肖华（军区第一政委）、宋平（新任甘肃省委书记）回兰州后，开始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
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冼恒汉。
揭发冼恒汉的问题主要是：
甘肃省委向江青同志表示慰问。
甘肃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电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问”的词句。这种话在少省（区）和大军区的唁电中也有，从而“证明冼恒汉坚决效忠江青”。
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河西行。
庄则栋是世界冠军来甘肃是宋平接待的。是宋平指示秘书给冼恒汉的秘书打电话，让在张掖的冼恒汉接见一下。
其实庄则栋还到了内蒙、宁夏、青海，其它省委书记都接见了。
和王洪文吃过一次饭。
1974年中央开会时，党的副主席王洪文在看望了几个省的代表后来到冼恒汉的房间，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开饭了，就用餐券叫服务员将三份饭（张继宗在内）一起吃。此事被认定为与王洪文有密谋。
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
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几段话。因为与会人员都想要，就搞了个抄件一省一省的传阅，最后交了洗恒汉，没有再交上去，回兰州后交党办保存。成了冼恒汉与江青有交情的罪证。
“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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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年1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沙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冼恒汉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带回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这也是冼恒汉的罪。
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1976年1月，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来看冼恒汉的秘书陈文生，想帮他代买一些中草药。此事算是冼恒汉与王洪文有勾结。
支持江青。
1976年3月江青在十二省（区）负责人会议上，问：“冼恒汉，‘反右’好不好？”冼恒汉说：“好嘛。”又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冼恒汉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接着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这也是冼恒汉的罪状。
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胡炜原是21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由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指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室主任。在中央没有正式结论的情况下，韩先楚和肖化给冼恒汉定性：“冼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青铜峡事件。
1967年8月25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军区常委认为事情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打来电话，要求“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军区后来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这件事被说成是冼恒汉的问题，其实查一下兰州军区会议纪录就清楚了。整个处理过程都有周恩来的明确指示。
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时任湖北省计委副主任钱益民的女儿（文革结束后，擢升为副大军区级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军队干部），二女儿钱玲戈嫁给了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文革期间成立造反派“红纵”（高干子弟为主），曾带人到北京串联，公开多次揪斗邱会作、许光达、崔田民、罗瑞卿、刘志坚、王尚荣、苏振华、刘震、宋烈等老干部。１９６７年“五一三”事件后，肖华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被军委看守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取代。钱信莎的“红纵”失去了靠山，毕业分配到兰州军区西宁第四医院。
１９６９年，在全国清查“５•１６”时，总后组织了专门的审查组，对钱信莎进行了隔离审查。
1970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钱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的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兰州军区。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要求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军区党委认为构不成“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
在军委办事组的多次要求下，兰州军区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明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军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
“9.13”事件发生，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了。军区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此事被冠以 “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
三.冼恒汉得罪了那些人。
冼恒汉自1977年6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
1982年11月，肖华突然叫冼恒汉回兰州。一下火车，便被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
肖华、韩先楚、宋平等人都回避不见，只派人谈话说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
1983年11月军区纪委给冼恒汉送来一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1982年11月15日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没过几天，又送来总政治部1982年12月5日关于让冼恒汉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
1976年10月6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省委书记茅林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精神书面汇报提纲，提纲中写了“按照既定的方针办”，洗恒汉信以为真，就在讲话中引用了。在解决兰州铁路问题时，华国锋当时讲过对邓小平可以点名，事后又不认账了。而冼恒汉非要当面质问华国锋，这是犯大忌的事。
1967年，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支持造反派 “捍卫队”，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二.二三”流血事件。后来周恩来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赵永夫隔离审查，当场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然而1977年，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两次指示冼恒汉给青海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冼恒汉以 “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不敢放人”拒不执行。
加之在钱信莎的问题上，都成为冼恒汉 “不听话”的原因。
由于当时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委洗恒汉、副司令员李书茂、杨嘉瑞，副政委高维嵩等都属于贺龙系，几个人都被整过。萧华批贺龙时是领导运动的总政主任，1985年调离兰州军区的告别欢送会上道，他来兰州军区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绩就是“彻底摧毁了冼恒汉苦心经营了二十几年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韩先楚1973年12月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只保留了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头衔，军区第一书记是冼恒汉。某种意义上，是在冼恒汉一个中将的领导下工作，认为兰州军区排挤外来干部，两人产生了矛盾。
就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冼恒汉得罪了如此多的重量级人物不倒都难。由于涉及到四人帮，胡耀邦也不会给他平反。
四.“冼家帮”。
文革后，全军区被划入“冼家帮”受到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
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政治部副主任蔺进生、李世祥。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副司令员李书茂、杜绍三，军区顾问组长郭鹏，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后勤部政委齐振兴等，均被作为冼家帮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