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院系大调整【李响】 mikeOZ 文学城

mikeOZ2021-03-23 23:28:06

1952年院系大调整

－－作者：李响

1948年12月15日夜，北平西北郊，解放军挺进海淀，傅作义部队仓促撤进城内。

炮声隆隆中，清华大学和毗邻的燕京大学，几乎人人通宵未眠。为防止战祸殃及校园，钱伟长和费孝通等教师成立清华应变委员会，胸前挂着望远镜巡逻；燕园中，校长陆志韦和中外教师也轮流值班。

这一天，北京大学在炮声中举行了建校五十周年典礼，校长胡适进行了简短的讲话，随后去南苑机场登机撤往南京。他曾动员燕大校长陆志韦率师生南迁，一向痛恨国民党腐败的陆校长严辞拒绝。

12月16日，黎明之前。燕京大学朱漆的西校门被轻轻叩响，门外传来声音：“开门吧，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一位美籍教师小心地让校警把门开了个小缝，看到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干部，他没有佩带武器，开口第一句话是：“请问在战斗中燕京大学有没有受到损失？燕京大学是否需要什么帮助？”态度和善，衣冠严整，与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形成鲜明对比。守卫燕园的师生敞开大门，与此同时，清华园也接纳了军代表。

其他兄弟院校这下吃了定心丸。从北到南，各校相继为解放军“开门”。当时他们不会预料到，仅三年后，全国所有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被撤消。原国立高校，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每一所旧中国走来的大学，校史上都记载着这样一笔拐点：1952，院系大调整。

高教改革原计划十到十五年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说：“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具体来说，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

民国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强调“博雅教育”；而苏式高等教育制度认为，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这次教育会议的设想，即把中国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当时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不久，百废待兴，当务之急是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对于院系调整这样的浩大工程，还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充分的把握，也没有详细周密的计划。接管初期，唯一比较大的动作是课程改革，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增添马列主义课程，不仅学生要学，教师也要参加政治学习。

在清华，社会学“进步教授”费孝通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门“大课”；教会学校“领头羊”燕京大学配合最积极，1949年上半年就自行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等新课，聘请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翦伯赞、经济学者沈志远讲授。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硬性教授‘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要有灵活性。”

肃清美帝思想向苏联“一边倒”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打乱了一切长远计划。

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美国政府首先冻结在美中国资产并禁止向中国汇款，中国政府以冻结在华美国资产还击。教会学校失去了美国资金，又被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可谓里外不是人。1950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有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所有美籍校董及其行政职务均被解除，美籍教师要么被辞退，要么在反美气氛中自行离职回国。

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应，教育界也要割断美国联系，肃清美帝影响，立即全面向苏联靠拢。此举针对的不仅是教会学校。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的教授多数有美国教育背景，校内普遍推行的也是美式教育。几乎全国所有大学都在改造之列。

学校所有权的改变只需一纸行政命令，让师生思想大转弯，不是易事。曾留学德国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私下对朋友说，“苏联那一套教育体系，完全是抄德国的，那一套我们都知道。”燕大教授张东荪说，“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清华社会学教授潘光旦表示，自己大半生与美国联系密切，仇美实在仇不起来……

强烈的反弹情绪使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教育界急需一场“整风”。1951年9月29日，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七个部分，讲了五小时之久，从他个人的检讨谈起，循循善诱地劝导与会者，“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对知识分子“尽量用热水烫”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校停课，教职人员人人“洗澡”，一一“过关”。“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教育部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当时在清华就读的郭慕岳回忆了他所目睹的法学院教授“过关”。“屋内黑压压一片，检查完毕一般教授都要泪雨滂沱，有的则痛哭失声。”过了几天，清华大礼堂举行全校思想改造运动，教务长周培源主持会议，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在台上发言。他揭发自己为了给儿子梁从诫从历史系转到建筑系，求了周培源、陈岱孙等人，事虽没办成，但此事说明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旧社会的恶习不改，厚颜无耻，下流卑鄙，所有最恶劣的词儿，像一桶垃圾，梁先生倒在自己头上……这时梁先生泪如雨下，后是泣不成声，最后号啕痛哭。”梁思成刚刚大病一场，最后哭到支撑不住，被几个同学搀下去。“梁先生足足检查了三个小时，虽没检查完，因‘血泪染成红杜鹃’，总算饶了他，一次过关。”

一次过关是幸运的。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检讨了三四次也没能过关。曾留学美国的他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而且他所研究和教授的社会学，是发源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科，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论格格不入，是一个带着“原罪”的学科，潘光旦自然成为重点洗澡对象。大学时代潘光旦因跳高摔断腿，后来感染截肢。每次检讨，他都要“金鸡独立”四个小时。1952年2月初，《光明日报》分两次刊登潘光旦的长篇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12月5日出版的《盟讯》发表了潘的第四次检讨，仅摘要就将近3万字。

教会大学“认贼作父”

教会大学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灾区”，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岭南大学师生成立了“抗美援朝委员会”，曾鄙夷苏联教育体系的校长陈序经，带头在和平宣言书上签名，领导师生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声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上做了长篇自我检讨，批判自己出于“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

燕大西语系教授柯安西返美的时候，有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子：“春风化雨，惠我良多”。“认贼作父”已至如此程度。市委专门成立了工作组进驻燕大，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为使学生更加深刻认清美帝本质，工作组发动全校师生批斗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他们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为了形成“对比”，市委组织全校师生先听取进步教授的思想检查，如雷洁琼、翁独健，还有1949年刚从英国回来的侯仁之。这些发言事先得到工作组帮助指导，工作组还与学生干部联系好，发言期间让他们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纸条，由主持人宣读，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大会。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上台则正相反，学生干部向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不予通过，最后把他们“轰”下台来，下次开会继续检讨。

作为抗战、内战期间带领燕京大学度过重重难关的校长，陆志韦一直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燕大大批学生在解放前就加入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1948年，一个国民党官员对陆志韦说：“共产党在燕大都闹翻天了，你的公子也混在里面，你也不管管！”陆回答说：“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追求真理有什么可指责的？连美国教员也支持学生呢！”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进步的陆志韦严重跟不上新时代要求。上级指示，“只从经济上断绝了和美国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表明态度，思想和精神上脱离和美国的关系，从内心深处仇视和痛恨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这对陆志韦来说太强人所难了。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是美国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在通信联系。他尤其与燕大前任校长司徒雷登友情深厚，司徒雷登是他的证婚人。

批判陆志韦那天，燕大全校师生聚集在大礼堂，会议现场通过广播和清华大学连线“直播”。学生积极分子涌入校长办公室，搜集文化侵略的罪证，学生们轮流上台揭发。发言最有力的是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陆瑶华当时正就读于燕京大学生物系，是共产党员。批判会之前市委工作组找她谈话做工作，她终于“想通”，走上台，说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爪牙，是忠心执行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父亲的“几滴眼泪不能收买她的良心”。她会“像志愿军和美帝国主义战斗一样，坚决地斗争陆志韦。”陆志韦的儿子陆卓明在批判会上保持了沉默，他因此于1953年被开除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