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单位工作的夫妻，考虑女方照顾家庭花的精力多于男方，所以那时北京规定在女方单位分房。应当女方申请。虽然我不再坚持离婚，但我仍不想成家，所以没有去申请家属住房，我们仍然各自住在自己的集体宿舍。当时我的同屋为帮助我们恢复感情。只要我丈夫周六来看我，她就主动住到其它房间，回家度周末的空床位上。我仍然没好脸、爱答不理地对他，很少说话，埋头干自己的事，比普通的同屋关系还糟，更甭说夫妻生活了。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看红卫兵扫四旧，到处冲、杀、打砸抢，听说有人被打死了。我想看来是离不了婚了，我开始和他说话，告诉他学校这时的变化。当年十月允许教师大串联，我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走了，回校后同屋告诉我，我分到房子了，据说是我丈夫在我前脚离校，他后脚就踏进校产科去填写申请表，由于我们婚龄很长，仅等了我外出的这三个多月就分到房子。
我犹豫是否要，同屋说她们刚结婚，需要排队等房，我幸运拿到房，应当抓紧搬。校产科规定分得家属房者就不允许在集体宿舍有床位。曾来催过几次，因我大串联，没搬。回来后，没有理由再拖了。看来我要和这住了六年的房间告别，多少事发生在这里，马上要走了还真恋恋不舍呢。
1967年春节后我搬进了家属楼。
我分到六住宅310号6平米的小房，朝西、在该单元厕所旁边。该单元的4间屋，第一家是中年教授四口人家，15平米是他的13岁女儿和6岁的男孩合住，也是他们全家的客厅和饭厅，9平米的小间是教授夫妇卧室。另一家是讲师3口人，其夫人是马来西亚华侨，小女孩3岁，住另一个15平米大间，可怜的讲师不能按房屋设计思想拥有本该属于他的6平米的小房。很明显，我在这个单元是多余的。
请看公用区厕所和厨房的使用。
我们三家合用一个厕所，两条挂物杆已挂满他们的各种毛巾，小柜里也都放满他们的牙刷、牙膏、肥皂、刮胡子刀、红药水、紫药水、碘酒等外用小药。没有任何地方放我的洗漱用具，我只能将全部洗漱用具和毛巾放在小屋里。
在厕所我只能使用脸盆和马桶，可在花瓷不保暖的澡盆里洗衣、洗床单、被单或涮墩布。这时中国绝大多数住房是没有热水供应的。需要用热水时，就用小火炉烧。为了节省煤，我绝大多数时候都只用冷水。没有洗衣机，所有衣服、被单、床单都用手洗。北京冬天自来水是极其冷的，洗衣服时手冻得像红萝卜，冷得受不了了就到小火炉旁烘烘手。我就是这样渡过自己前半生的，直到近50岁才买了洗衣机。
厨房中间的断墙把厨房分成两半，一半在内侧，另一半在阳台的门、窗户这侧。
厨房内侧这一半是教授家的，除了小煤炉外，蜂窝煤、一个小桌和一个小书架，上面摆着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全部厨房用具。
讲师家在通阳台的门、窗这一半，除一个小煤炉外也有小桌和小书架，上面摆有他做饭的全部用具、油盐酱醋。为给我腾地方，他的煤放在门外面对楼梯的墙边。
讲师就在阳台门边给我腾了一小块地方，这里只能放一个小火炉，做饭时要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放在厨房。每次做饭先在厨房洗好鱼或肉，拿回房间做好准备，然后把油盐酱醋“全副武装”从6平米的小屋搬到厨房的水槽边或地上，先把荤菜炖在火上。这时在洗菜池洗青菜，如果不多，就在池边切，如果多，还要拿回到小屋里切，不难看出我做一餐饭要来回跑多少趟。
我的做饭用具和洗漱用具一样都只能放在小屋里，所以我的小屋真是五脏俱全，多功能、应有尽有。好处是没人会顺手牵羊。
怕中煤气，厨房门经常打开。门开着，我小炉子的火苗永远飘摇，非常困难把饭菜做好。冬天时我可短时把门关上做饭，但夏天西晒，厨房热得像蒸笼，不开门没法呆，开门火飘，又没法做饭。请教朋友后她教我放个挡风圈，我就把破脸盆的底打掉，当作挡风圈放在灶眼周围，算是解决了问题。
我的煤没地方放，邻居告诉我二楼一位老干部，独门独户，他们的煤放在厨房，门外过道空着，我可用。征得同意，我有了放煤地方。为节省体力，每天下班回家带一两块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