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一年江青秘书, 八年秦城冤狱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1-06-15 14:43:39

左一为阎长贵，右五为江青

送错一封信，即成阶下囚

　　记者：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给江青做了一年的秘书。

　　阎长贵：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记者：后来怎么失宠了？

　　阎长贵：其实我从来没有被“宠”过。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为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看完的。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记者：这个女演员写信的目的是什么？

　　阎长贵：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可我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送去。我是这样写的：“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说，这人是不是与您有什么关系—当然，这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由此一场灭顶之灾就降到我头上。

　　记者：伴君如伴虎啊。

　　阎长贵：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低头一看，原来是这封信不该送给她。我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记者：是不是这个女演员知道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演艺界的事？江青对此很忌讳的。

　　阎长贵：那不是的。

　　记者：接着怎样呢？

　　阎长贵：尽管江青严厉地斥责，但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杨银禄又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归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我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没趣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记者：当时心情很乱吧。

　　阎长贵：当然啊。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

　　记者：汪东兴后来怎么跟你说呢？

　　阎长贵：从此汪东兴再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记者：到警卫连就没事了？

　　阎长贵：事大了。当时老婆孩子还在北京看病、休息，可我不能回去见他们了，也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能回去。

　　记者：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下就变成被警卫战士看守的人，你能接受吗？

　　阎长贵：怎能接受？但也没办法啊。1968年1月9日这一天，我沦为“阶下囚”，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时也是1月9日。

　　记者：在警卫连还算比较宽松吧？

　　阎长贵：开始几天，虽被看管，但并不知道自己要反省，就开始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把这三个人连在一起并称 “坏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江青与姐姐李云露

　　记者：你这时感到很害怕吗？

　　阎长贵：当然害怕，而且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呢？我怎么是他们安插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呢？那时我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连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打倒了，这不是自折“股肱”吗？说实话，我当时把他们都看作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的……

　　记者：政治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阎长贵：我当时年轻，又很单纯。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我尽心尽力去做了，但不能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冥思苦想做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又想不起什么错，而且我在心里一直是忠诚于江青的。过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始，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陈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意思是向我表明：对你要采取措施了。

　　记者：你想到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

　　阎长贵：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会坐牢。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来找我？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时谢富治对我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只模模糊糊觉得他是劝我老实交代问题，我连连点头说：“好，好，我有什么就交代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照他的口授，给我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

　　记者：本来不是出差，你怎么这样写？

　　阎长贵：这是陈伯达口授要我写的，我只能照着写。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记者：此前你听说过秦城监狱吗？

　　阎长贵：没听说过，“文革”后才知道秦城监狱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

　　记者：你说说刚进去的情形吧。

　　阎长贵：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穿的是军装，登记后换了黑色的囚服。棉裤也是黑色的，没有扎带。

　　记者：“没有扎带”是防止囚犯自杀吧？

　　阎长贵：应该是的。等我换好了囚服，监管向我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你的代号是‘6820’，以后就叫你‘6820’，你要答应，知道吗？”我说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代号？大概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犯人”吧。

　　记者：当时你想给家里写封信吗？

　　阎长贵：想啊，我跟站在门外的哨兵说：“同志……”可我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到一声大吼：“谁是你的同志？”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以后连“同志”也没有了。我住的是单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待在这里面，看着这些东西，脑袋涨得斗大，一点睡意也没有……

　　我后来知道，就在当天深夜，对我还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到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翻箱倒柜，搜身检查。当时我爱人和孩子是从山东农村来北京看病的，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家属探亲宿舍。此次“抄家”，虽然利用了我写给妻子的那封信，但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记者：“抄家”之后，对你妻子和小孩采取了什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