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高考，尽管高校招生仅几十万，名额不多，却一点儿也不“揪心”。1955年以前，录取名单甚至是在省一级政府机关报上公布的（如浙江考生可在浙江日报上查找，有同名同姓的则加注所在县市）。所以因为当时中专或高中毕业对大多数工作岗位都已可胜任，且多数家庭巴不得子女早日参加工作，以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所以考生以至整个社会对录取与否的心情并不是现在的“只有华山一条路”。
倒是当时录取的政治审查越来越严格，直系亲属有被杀的，肯定是不可能进入高校。我侥幸考入当时有名难考的复旦数学系，同班数学比我好的一位同学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落榜了。是金子总会发光，他通过个人努力成为江西新余钢厂副厂长。八十年代初经过辗转打听知道了这一消息，同学们很为之高兴，到他上海老家寻通信地址，却被告知几个月前因病去世。英年早逝对国家是一损失，对个人是大悲剧。造成这一结果，高考落榜长期心情抑郁是一重要原因。当然当年为了落实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也有例子。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级，三班一位同学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反右刚结束的时候，他因为表现好，能划清界限被华东师大录取。
我班参加高考的同学，未能考上本科大专的只有极个别，所以当年高考不“揪心”，至少招生名额较多的上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