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北大钱祖皋和南开胡金海分到我室，文革时我和他们观点相同，研究当时社会形势之外，还给我业务指导，我很感谢他们，后他两均因两地关系调走。我在南航学英文时去看过老钱，他让我到美后帮他寻找计算机的工作。我在美国连门也没摸到怎能帮他？
1959年我校专业学生中提前留校四位，其中郑会琳对我帮助最大，我科研工作的困难起点，是在他的支持下进行的，后面有详细叙述。我非常感谢他。当他看完“燕京人”的初稿后，给出中肯的意见。我感到他非常仔细地阅读过，同他做任何事一样是那样地认真负责。
1959年我校留校的另一位就是叶庆镐，一个直爽、天不怕地不怕，正直的人，把李书记看透了，到处顶他，丝毫不惧怕他的个人权威和以势压人的作风。在“燕京人“一书中我详细记载了我们四人步行大串联的故事，这里不再叙述。身患肝炎，在寒假前为自己几个班学生大考忙得不亦乐乎：出考题、做标准答案、答疑、改卷、评分、填单子送系里，忍着身体巨大的隐患，紧张地工作，咬牙坚持完成全部工作后去逝。可惜一个认真工作的好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文革后期的十多年里我室40岁到50岁的教师中累死了好几位。有人说数学教研室的风水不好。我认为政治运动太多、心情不愉快；困难时期无食物的惨状造成营养太差，补不上来、或体弱染上慢性疾病；教学工作量过大、职称的压力，等这些原因造成我室早逝者比其他任何教研室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