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重堪是1962年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我们教研室的，他来后马上给我的印象是有很强的数学科研能力。不是一个教书匠。我和他熟悉的原因是农村劳动，不论夏收、秋收我经常和他是一对，他割我捆、我割他捆，配合默契。谁也不耍奸、很少聊天，拼命快干，但可以感到互相有对方，所以我们经常割在前面。
文革中分到系里，他数学与专业结合做得很好，硕果累累，在网上可以查到他的书籍和论文。
我出国前他介绍他到英国访问的经验，可惜我们的业务背景如此大的区别，很难效仿。
2006年我带我先生去北航办事，当我去办事时，小柳陪我先生参观了主楼区，让我先生了解了一个中国的大学，我先生很受感动。
后来他被聘为深圳大学数学系主任，直到完全退休，返回北航，他是博士导师，不知退休后是否还继续。
北大毕业的张启昌是新加波华侨，能力很强，大约1964年来我室，家住市内，文革开始时我看他拿着厚厚的英文袖珍字典在背单字。他看我注意，就坦率告诉我，他太太和新加坡有联系。从海外信息觉得：这场革命，不知搞什么，不知会多长时间。在中国呆着，不许搞业务，每天在干什么都不清楚，这样的“革命”是浪费时间。只要有机票，马上就走。他说他们家的行李早打好了，就等机会。他让我不要告诉别人。不久就不见了，真是不辞而别。他和杨真良一样，他们和国外有联系，对中国看得比较清楚。据说他到新加坡马上在大学里找到工作。我相信他的能力，一定会干得很棒。
1965年我们教研室一下子来了近十位北大、中科院、复旦、南京、南开、中山等著名大学数学系毕业生，他们是学了五年数学专业的正规生，是在困难时期，运动不多，可以坐下来认真学习专业课程的年代。表现出数学能力很高，改变了教研室的数学空气。
最突出的是中科院著名数学大家华罗庚教授的研究生王日爽。他是搞线性规划的，从他的表现，就感到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工作拼命，他对我说，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上钻研，还要花时间浏览其它，丰富自己，打开思路。不要拒绝去听不懂的东西。听过和没听过就不是一个概念。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他有很明确的业务打算，写书、写论文，原来住北京市内，来回骑车，我来美后他在北航分到了房子。有严重的高血压，自己不注意，据说就是在拼命写东西时中风去世的，好可惜。
李志饶是中科大的调干生，人缘很好，他对我的科研工作给予最大的精神和道义的支持。我非常感谢他。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做很多领导工作。但我感觉他会是一位很受大家欢迎的好领导。
马玲是南开来的，我们是同屋。湖南人，文革大串联我们四人到长沙打搅了她们家，她父亲亲自为我们做了拿手的好菜。文革后到法国访问两年。回来是数学专业教研室支书。人很聪明能干，最后只得到副教授职称，心怀不满。2012年我们见到，她和我说起，我劝她想开点，职称不能绝对反映水平，有很多不正之风，歪门邪道。太计较对身体不好，我在国外，就忘掉了这些，身体会好很多。非常可惜，退休后得脑瘤，和疾病斗争五年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