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66：羊城窃婴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2年第04期
文：孙沉
一、新生婴儿失窃
1950年4月l日。广州市。
晨曦初露，一辆客运三轮车疾驶至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大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飞快地奔向大门口一侧的木岗亭，没等岗哨发问就用带着哭腔的声音急煎煎地大叫： “同志，我的儿子没了——给人偷走啦！”
这个前来报案的男子名叫何讳，家住西关绣衣坊。说到绣衣坊，许多老广州可能都知道其渊源：明清时代，有很多闽南人到广州来谋生，主要从事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这些人集中居住在广州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关绣衣坊，那里住的都是商人；水手则居住于后来的海珠大桥附近，由于居住者众多，形成了一个村落，以居民籍贯命名，就唤作“福建村”，后来改称“福建街”。这两处在以前都是广州著名处所，《广州西关竹枝词》有云： “阿姨家近绣衣坊，嫁得闽商惯趁洋。闻道昨宵巴塞（今越南南部）转，满船都载海南香。”由此可以判断，当时住在西关绣衣坊的这些居民家境条件应当都是不错的。
何讳的祖上，就是这些殷实居民中的一户。何讳的祖父娶了三房太太，一共生养了十四个子女，堪称—个大家族。何讳的父亲何基圆是十四个子女中的六个男丁之一，排行最小，十八岁娶妻成婚后，肩头上的担子却是最重，并非经济压力，而是传宗接代的千斤重担——他上面的五个哥哥结婚后—个接一个生出来的竟然全是女儿。那个时代，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儿子乃是与孝行紧密相连的头等德行，由此可见乃是何等重要的一个问题。何讳结婚后，十年间其妻也生育过三次，又是三个女儿。当时医学还不发达，没有B超可以相帮提前判断胎儿性别，何讳的妻子每生一个，整个家族的成员就眼巴巴地等候着结果。第三个女儿出生后，一直强撑着病体殷切企盼着生男婴的祖父终于彻底失望，留下了一句“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后就撒手西行了。
老爷子去世后，轮到老爸何基圆主持家政了，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当时他们家族已经退出商界，但祖上的积蓄还是蛮可观的，仍然堪称殷实富家。何基圆做主把祖传家产的百分之三十划出来作为专项基金，召集六个儿子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说你们的媳妇还有生育能力，你们各房可以考虑继续生育，哪房最先生出儿子的，这笔专项资金就归哪房了。一句话，就是用物质鼓励早生儿子，承担传宗接代的重任。
那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国家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反而鼓励老百姓多多生育，谁家的媳妇孩子生得多、养得壮，都是会受到表扬的，如若生了双胞胎、三胞胎，那就是“光荣妈妈”，地方首长都要登门慰问的。何氏家族的媳妇们在国策、家策的双重鼓励刺激下，积极性自然高涨，反正家境殷实，即便生出的是女婴，也没有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啊。因此，各房都是积极响应，这三年里一共又为家族增添了八口，可惜仍旧个个是女的。当时房价便宜，老爸的那笔可观基金的利息已经足够买一幢房子了。
何讳夫妇是六房中最沉得住气的一对。这三年里，其他五房都憋足了一股劲响应国家和老爸的号召，只有何讳夫妇俩按兵不动。何讳在银行工作，妻子崔冬慧是家庭妇女——就是如今被高抬为“全职太太”的，但若论文化，倒是何讳的大学同窗。这对知识分子夫妻对于这项家庭竞赛的积极性不是特别高，所以，一直拖到去年初夏崔冬慧才怀了第四胎。对于何基圆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希望，但何讳夫妇却不敢乐观，因此比较淡定。直到3月29日下午崔冬慧分娩后，这才总算引起了整个何氏家族的一致欢呼——多年的企盼终于得以实现，生下的是一个七斤重的胖小子！
何基圆大喜过望，原先已经控制住了的高血压症蠢蠢欲动，似有卷土重来之象，在服用美国进口降压药之后，捧着《康熙字典》翻了又翻，终于替孙儿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启创，意即开启创造了何氏家族的一个新时代。此外，何基圆还给孙儿起了个字，曰：鼎定。然后，就坐镇中堂，召来各房家长开会商议如何集体抚养这个一生下来就肩负着家族重望的宝贝孙子。一番计议后，对接下来的大大小小各种事情都作了安排分工。医院那边原本已经按照之前生女婴的惯例请了一个护理工，现在生了男婴，需要加强力量，立马就增添了两个，三个护工三班倒轮流值守，专门负责照料婴儿。至于产妇，则指派家里原先雇佣的女佣前往照料。何基圆考虑到孙儿需要优质母乳喂养，还特地向羊城名菜馆“大德福酒家”预订了十天由头牌厨师杜官宝亲自配料烹饪的营养菜肴。
应该说，如果把这件事视为一个重要工程，那么，何氏家族的这次家庭会议已经把该工程的一应事宜安排得相当妥帖了。可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新生婴儿的人身安全。不过，诸如婴儿被窃这样的案件，别说解放后的新社会了，就是在旧社会也是罕有所闻的。因此，尽管有许多人在关心着何启创小朋友，但是，没有哪个会特别地将注意力聚焦在“防盗”这一点上。
何启创出生的那家医院，坐落于越秀区署前路。这是一家由英国医学博士威廉先生于清朝末年创办的医院，就像当时中国医生开诊所喜欢用自己的姓名作为名称一样，威廉博士把这家医院命名为“威廉产科医院”。顾名思义，该医院是专门向产妇提供服务的一家专科医院。威廉医院规模不大，从创办起一直就保持着五十张床位。当时的中国，婴儿出生成活率比较低，而且往往连产妇的性命也给搭进去，大人小孩儿一起跨进阎王殿，故民间有“生孩子是一只脚跨入了鬼门关”之说。威廉博士的经营理念是“竭尽全力迎接每一个新生婴儿，确保母婴平安”。精湛的医术、一流的硬件设施加上良好的服务使威廉医院的婴儿出生成活率名列羊城首位。当然，收费也是贵得令人咋舌的。但人家洋人盯准的就是有钱人，高档服务当然要高档收费。即使是高收费，威廉产科医院的床位也一直很紧张，不但广州本地，还有广东省的其他地方，广西、福建甚至香港的富贵产妇也慕名而至，花钱求个母婴平安。
1938年10月23日，日军占领广州。威廉医院依旧营业，前来分娩的产妇照样络绎不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威廉医院被日方作为敌产强行接管，威廉博士等一干西洋专家因拒绝留院服务而被关进了集中营。日军遂将医院改为专供高级军官养伤治病的军用医院，一直到二战结束。
日本投降后，威廉博士收回医院，仍然保持原先的经营方式。1948年1 1月，威廉博士病故，医院交由其子小威廉经营，一切照旧。广州解放后，小威廉仍旧经营着这家医院，但由于战争和新旧政权交替的原因，广州的有钱阶层大量减少，医院服务对象也相应减少，经营方面就出了问题。正好这时威廉家族发生变故，伦敦老家要求小威廉返回英国去继承遗产。小威廉权衡再三，最后决定：把医院无偿赠送给广州市人民政府。这样，“威廉产科医院”就更名为“新粤产科医院”，同时改变经营理念，面向全社会人民大众。
医院改名后，收费自然也按照国家规定大大降低了，但医务质量还尽力保持着原样。因为规模、床位有限，所以成了当时广州全市最难预约的一家医院。据说不少人都是一发现怀孕就拿着其他医院的病历卡前往办理预约分娩手续的。崔冬慧倒没有这样的紧迫感，因为她的一个亲戚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可以开个后门。这样，她就在预产期前一天——3月28日，住进了该院，于次日顺利分娩，产下了一个男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何启创小朋友的出世，也给越秀分局的刑警同志增添了麻烦。
这起令刑警感到麻烦甚大的案件，发生于这天凌晨五时许。像崔冬慧这样的产妇，按照以前威廉医院的服务规矩，她当然是要入住单人产房的。可是，如今这个愿望是无法达成了，因为该院改制后，取消了单人产房，连双人产房、三人产房都没有了，最小的产房也得四人一间。崔冬慧在该院工作的亲戚替她争取到了一间朝向、光线均好的四人产房，床位还是紧挨着窗户的。新医院对规章制度进行了改革，比如原先规定产妇家属只能探望不能陪夜，现在就改为允许陪夜，不过只限于一人。案发当晚，陪夜的是临时雇佣的护工刘姨。她是何家雇佣的三个护工中的一个，住在医院附近何家出钱专门替护工租的旅馆里，一昼夜二十四小时，每人去医院值班八小时。何家另外还在该旅馆租了一个房间，那是给何家其他女性亲属轮流住宿的。因为根据家族掌门人何基圆先生的安排，这边随时得有一个家属坐镇处理大小事宜，在医院允许的探视时间里，就进入产房协助照料产妇，其余时间则住在旅馆房间里。何讳作为产妇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当然是亲属中往医院跑得最勤的一位了。这天晚上应该是他的二嫂、三嫂联合值勤，但他一下班也从银行直接赶来了，在产房里待到探视时间结束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和两个嫂子一起到了旅馆，又聊了一会儿，说我干脆就不回去了，在这边过一夜吧，遂另开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
再说产院那边。刘姨是晚上十点从旅馆过去接班的。崔冬慧其时已经入睡，新生儿也在睡觉，她就在婴儿床旁边坐下，又去打了开水，准备—会儿产妇如果要喝水时可以随时取用。刘姨是广州郊区农村人，两年前进城替人帮佣，年龄不过二十三岁。年轻人贪睡，晚上值班如若有事那倒还可以支撑，没事的话坐着坐着就容易瞌睡了。这当儿就是这样，初时还坚持着不闭眼睛，三点多，她就觉得困倦难熬，便坐在婴儿床旁边打盹。她这个盹打得还挺沉的，沉到婴儿哭醒了，她竟然还没醒。还是护士听见了动静过来查看，才唤醒了她。刘姨因此就觉得很过意不去．赶紧给婴儿换下尿布，又一脸歉意地把婴儿抱给妈妈喂奶。崔冬慧给儿子喂过奶后将其递给刘姨时，婴儿又睡熟了。她把婴儿放上小床，看着崔冬慧入睡，就拿起婴儿换下的尿布去盥洗室洗了。
应该说，刘姨是属于那类性格粗犷型的女子，她可能适宜做干粗活的老妈子，但不适宜做侍候产妇照料婴儿的月嫂。她返回产房后，竟然也没看一下婴儿床，就在原位置上坐了下来。才—会儿，竟又歪着脑袋倚在墙角瞌睡过去了。
半小时后，早早醒来的何讳从旅馆出来，溜达到产院，沿着围墙绕了一圈，见后门开着一条缝，就溜了进来。他来到产房，一眼就看见刘姨在打盹，也没在意，寻思人家累了，熬夜的人到天快亮的时候特别容易瞌睡，反正是守着婴儿床瞌睡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想看看母子了。产房里的电灯都关着．他得让眼睛适应一下方能借着从走廊映照进来的灯光看真切。妻子睡得很熟，甚至还微微打着呼噜。然后他的目光转向婴儿床，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惊：怎么是空的？孩子呢？
这时，刘姨被惊醒了，睁眼一看何讳站在面前，赶紧站起身来，正要开口询问，视线顺着何讳的眼光一转，顿时大惊失色， “啊”的一声轻呼，惊醒了崔冬慧。随之，崔的一声惊叫立马惊醒了全产房的其他人。
两名值班护士听见动静赶来查看，见状自是大惊。顿时，整个病区所有能动弹的人都自发相帮寻找婴儿，却哪里见其踪影！
当下，何讳二话不说立刻乘车赶到了越秀公安分局，向分局值班警员报了这起罕见的失窃案。越秀分局于是指派两名刑警前往新粤产科医院勘查现场，查摸情况。
二、可疑的三嫂
刑警朱伯纯、孙午生赶到医院时，署前路派出所指派的民警小麦已经先行抵达该院了。小麦是个参加公安工作不过四个月的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民警，经验有限，胆子较小，生性谨慎，他知道自己是对付不了这么一起案件的，所以在到达医院后所做的事儿不过是保护现场，并要求包括医院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返回各自原先所待的屋子，等候分局刑警前来。
朱伯纯、孙午生两人与小麦相比，可以算是资深侦查员了。他们是广州当地人，抗战爆发时还是初中学生，日军占领广州后，这对同班同学就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由于年纪小，又是广州人，所以组织上就安排他们当了侦察员，还专门进行了相关训练。后来，由于战乱他们一度与游击队失去联系，就返回广州打工。三年之后方才续上关系，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广州解放后，两人被组织上安排到公安系统工作。两人是一对很好的搭档，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就已联手侦破了七起刑案。
当下，这对搭档赶到医院后，对于小麦的保护现场措施很是满意，但很快就发现，在小麦抵达前，医生、护士、护工、家属等人员四处乱走寻找失婴，已经把现场的痕迹给破坏了。当然，这是稍后才发现的。朱伯纯、孙午生两人跟小麦交谈数句初步了解情况后，说我俩查看现场，小麦你组织几个人对全院各个旮旯进行搜查，特别是水井之类，看婴儿是否遇害。
朱伯纯、孙午生接着就对现场进行勘查，先查看发生案子的五号产房。那里的产妇、新生儿以及护工、家属统统都已经由医院方面转移到其他产房去了。朱、孙两人对崔冬慧床位所在的位置进行了勘查，这个位置包括产妇床、婴儿床、床头柜等，是紧靠朝南窗户的，婴儿床紧挨着窗台下的墙壁，作案者如果从窗外下手，只要攀上窗台就可以俯身把婴儿从小床里抱走。刑警问了陪侍的护工刘姨，她说已经记不得窗户的插销是否闩上了。那么此刻窗户是怎么打开的？又是谁打开的呢？刘姨答可能是她在被何讳惊醒之后发现婴儿丢失情急之下顺手把窗子打开朝外面探头查看，至于打开时是否动了插销却记不清楚了。刑警又问了何讳和崔冬慧，两人当时也是急糊涂了，谁也说不清楚。
刑警对窗子、窗台进行了检查，没有收获。再检查窗外的地面，也未能发现什么。产房窗外的地面是一片瓦砾碎砖，这种地面上除非积着浓霜薄雪才有可能留下脚印，以当时简陋的刑事勘查技术，刑警是无法提取到什么的。
刑警一时无法判断作案者是不是通过产房窗户下手作的案，于是就转而调查另一种可能——作案者是不是从门进入产房的。
这所医院的产区由两幢平房组成，分称A、B产区，发生案件的是A产区。两个产区都是坐北朝南，东西走向，两侧走廊各有进出门户，但晚上是关闭落锁的。晚上的进出通道是位于平房中间的那道朝南的中门，不上锁，也不闩上，只是虚掩着。中门之内左右两侧是医生室、护士室，深更半夜如果有人溜进来，医生、护士应该能听见动静。但晚上的值班医生只有一名，负责两个产区。这天晚上的值班医生是B产区的，值班时也就留在B产区的办公室里了，A产区这边有事通知了才会过来，所以发生案件的A产区的医生办公室没人。医生不在场，刑警于是就向两个值班护士了解在案发时段是否听见过动静，那两个护士都摇头。刑警说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那个时段你们在干什么呢？—个说背门而坐，在桌前整理病历卡。另一个呢？不好意思，有点儿困了，打了个小小的盹，还是被崔冬慧那边的动静惊醒的。
朱伯纯、孙午生简单交换了意见，认为不管作案者是以门还是窗子作为作案通道，有一点他是回避不了的——必须进出医院。那么，作案者是从哪里进出医院的呢？新粤医院四周都有围墙，围墙是老威廉设计督造的，高达三米，寻常盗贼别说怀里抱着个婴儿，就是空着双手也难以攀越。刑警于是就把注意力放到了前后两道大门上。前门是有门卫昼夜值守的，一过晚上十点就关门上锁，有人进出必须经门卫开门放行。问了门卫老罗，说下半夜并无人员要求开门放行。后门在伙房旁边，有门卫室，不过并未设专职门卫，晚上里面住的是值夜班的两个厨子。按照医院规定，值夜班的厨子还承担着清晨去市场采购当天饭菜原料包括清早产妇和医护人员的早餐之职，所以，其中一位早晨四点前就得起床出去采购。今晨出去的是厨子老周，他是从后门出去的，按照往常的习惯，他没有唤醒另一厨子老张起来关门。所以，后门在四点钟以后是虚掩着的，失窃婴儿的父亲先前就是从后门溜进来的。
于是，刑警判断，作案者也是通过这道门进出医院的。询问老张，得知他是四点半过后起来的，而何讳进入产房发现儿子失窃则是四点二十七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案者是在四点钟老周开启后门至何讳进医院这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下的手。
这时，小麦带了医院方面的人及何讳等失窃婴儿家属结束了全院大检查，不但两口水井，连伙房的水缸、灶膛、煤堆等隐蔽角落都一一仔细查看了，未发现婴儿遇害迹象。至此，对现场的调查告一段落，朱伯纯、孙午生与小麦商量后，决定把何讳、刘姨、两个值班护士等相关人员带往署前路派出所去做笔录。
一行人到达派出所时，已经到了上班时间。当时的城市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基层单位，主要职责是管理户籍、掌握信息和内控对象动态，处理一般治安小案，对于够立案条件的刑事案件，是没有独立调查权的，都得由分局、市局处理。这起案件也是这样，所以，朱、孙两人到了派出所后还没跟所长、指导员通气，对方就说分局来电，让你们打个电话过去。
分局来电指令对该案立案侦查，由朱伯纯、孙午生与派出所抽调的一名民警一起侦查这起案件。由于派出所距新粤医院近，因此可将办公地设于派出所，如有必要，也可征用医院办公室作为临时办公点。这实际上就是组建了一个专案侦查组，但当时对于丢失婴儿一类的情况还不像如今这样重视，所以并未正式宣布组建专案组，也没有指定由谁负责。派出所指定小麦参与侦查，这样，三人就正式开始行动了。
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先是分别对当事人再次谈话做了笔录，临了通知他们最近暂时不要离开工作地或者居住地，因为随时有可能再次找他们了解情况。这件事完成后，三刑警就集中一处分析案情。根据之前何讳介绍的何氏家族在男性后裔问题上的特殊性，他们将焦点集中到了跟何启创这个新生婴儿紧密相连的财产问题上。按照何家掌门人何基圆制定的奖励政策，家族六房中哪一房先得了儿子，该房就可以获得百分之三十的祖传家产继承权。何基圆这一手实在太厉害了，何家的祖传遗产，且不说什么黄金白银、古玩字画、贵重细软，光是各房尽知的租在外面的房子的租金，每月就已经相当于银行职员何讳月薪的三至四倍之多了！可以想象，崔冬慧生子的消息对于其他各房，尤其是已经怀孕了的另外三个儿媳妇的刺激程度了。因此，刑警认为婴儿失窃有可能是与财产问题相关的。
这样分析下来，三人的眉头不由得就锁紧了：如果作案者确实出于这么一个动机的话，那么，何启创小朋友的生命安全也许就有问题了，因为只有杀了他，下一个最先生儿子的某房才能获得这笔奖励基金。不过，既然没在医院里发现失踪婴儿的尸体，就说明上述推断也不一定成立。也许作案者跟何家内部没有关系，而是某个知晓何家奖励政策的家伙为谋取不义之财而作下的一起绑票案件。朱伯纯最后发表意见：如果是绑票案件，那么绑匪应当在今天就有消息传递给婴儿父母了，今天如果没见消息，那就肯定不是绑票。不管是不是绑票，我们的调查还是要争分夺秒。
孙、麦二人赞同朱伯纯的观点，于是就决定召集何家六房成年成员开一个座谈会，要求各自当众说明今晨案发时间的活动情况，以便逐个排除作案嫌疑。
何家的子女都已经分家另过，只有最小的儿子何讳、崔冬慧夫妇与父母一起住在西关绣衣坊老宅。本来，刑警担心把那些分别居住在几个区的家庭成员召集一处是颇花费时间的，不过前往老宅一看，有一个意外惊喜：何启创小朋友的失踪乃是何氏家族中的一桩特大事件，掌门人何基圆老先生高血压发作，卧床不起，小辈纷纷赶来看望，不但除产妇宋冬慧之外的各房儿子、媳妇都来了，已经嫁出去的几个女儿也回娘家了。这样，刑警就在何家的大客厅里召开了这么一个座谈会。
朱伯纯主持会议，孙午生和小麦两人负责记录，从老大夫妇开始一直到最小的何讳，一个个把昨晚至今晨五时的活动情况详细说明。各人一一作了陈述，刑警没有发现哪位有作案时间。最后，何基圆老先生也对他们夫妇的活动情况作了说明，昨晚一夜他们都在家，有家中佣人作证。整个座谈会耗时两小时，未能发现任何线索，三刑警自然失望，神情上难免沮丧。朱伯纯宣布散会时，甚至还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发现坐在对面的何家小女儿何娴珠在起身离座时朝他迅速递了个眼色，心里顿时一个激灵：莫非她另有话说？
果然，何娴珠故意磨磨蹭蹭地留在最后才离开，经过朱伯纯身旁时迅速往他手里塞了一个小纸团。朱伯纯闪到无人处打开，纸上写着一行字：“我去越秀分局见你们”。刑警自是喜出望外，留下小麦跟何基圆夫妇谈话进一步了解背景情况，朱、孙两人立刻动身回分局。他们到达时，何娴珠已经在分局会客室里坐等了。
何娴珠在何家子女中排行最小，二十七岁，在一家工厂做会计。她向刑警提供了一个情况：昨晚，轮到二嫂马雅琴、三嫂赵敏雯两个在医院陪侍产妇。根据医院的规定，每个产妇只能留一个护理人员陪夜，晚上九点，两个嫂子就和何讳一起离开医院，回到下榻的旅馆。何讳原本是要回家的，但因为跟两个嫂子聊得太晚了，就另开了—个房间住下了。何娴珠要反映的情况，跟何讳没有关系，而是在三嫂赵敏雯身上。
赵敏雯、马雅琴两妯娌同住一个房间，情况是马雅琴发现的。她悄悄告诉午后赶回娘家来看望父母的何娴珠，昨晚——确切地说是今晨，她因被子滑落到地板上被冻醒了，开灯捡被子时，发现对面赵敏雯那张床上是空着的。马雅琴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当时是三点四十二分。床空着，说明赵敏雯不在房间，但这并不能说明她去干与案件有关的勾当了，有可能她上厕所去了呢？何娴珠当时听了就是这么说的。可马雅琴说，她的困性不是很好，只要有点儿异常就睡不踏实。发现赵敏雯不在房间，在潜意识中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异常，因此她就睡得不踏实。因为不踏实，所以后来赵敏雯返回房间时她是听见了细微的开门声音的。赵敏雯回来后没几分钟，何讳就从医院打来电话告诉她们婴儿丢失了。何讳发现儿子失踪的时间业已锁定，是在清晨四点五十分左右。从三点四十二分到四点五十分！这段时间赵敏雯去干什么了？
何娴珠反映的这个情况，马上使刑警们兴奋起来。送走何娴珠后，朱伯纯、孙午生稍一商量，决定立刻前往那家旅馆调查。
这对妯娌下榻的那家旅馆是私营产业，名唤“诚迎旅社”，是一幢上下两层的楼房，有三十来个房间。私人开旅馆的对警察都很敬畏，就像饭馆老板敬畏食品卫生防疫人员一样。 “诚迎旅社”的陈老板对于朱作纯、孙午生的态度可想而知，又是沏茶又是递烟，还要上水果，被刑警一概拒绝，说你只要配合我们调查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二刑警调查的内容，一是查看何家妯娌昨晚下榻的房间，二是向服务员询问。陈老板说看房间方便，敝人马上领你们过去；至于跟服务员谈话，那要等一会儿，因为那个服务员昨晚上了夜班，今天休息，我得差人去把她从家里唤来。
马雅琴、赵敏雯住的那个房间位于二楼，从楼梯上去往右拐就是。走廊两侧各有—个厕所，右侧的是女厕所，左侧的是男厕所。从马、赵下榻的房间到女厕所只隔了五个房间，十几米的距离，不必耗费那么长时间，赵敏雯今晨不在房间显然与上厕所无涉。那么，她去了哪里呢？出去了？于是就问陈老板晚上旅馆大门是否上锁，陈老板答称十一点钟到早晨五点钟是上锁的，旅客出入须叫值夜班的服务员开门。昨晚值班的服务员小李还没过来，只好等会儿了。
刑警在等待小李的当儿，那个赵敏雯竟然来旅社了。原来，尽管婴儿失踪了，但产妇还住在医院里，所以何家安排的轮流值班制度仍然继续执行。今晚原应换人的，但该当今晚轮值的五嫂娘家有急事不能分身，遂跟赵敏雯商量请她辛苦一下。于是，赵敏雯在去医院之前，到旅店里来拿给产妇换洗的衣物。
刑警寻思既然遇见了，正好当面跟她接触一下，看其如何反应。不想赵敏雯一听刑警问她昨晚是否离开过房间，一张脸倏然变色，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三、婴儿被人送回了
孙午生、朱伯纯见状，寻思看来有戏，于是继续问，你离开房间干什么去了？
赵敏雯定定神，吞吞吐吐地说是上厕所去了。刚说到这里的时候，昨晚值班的服务员小李被陈老板派人用自行车从家里接过来了。于是，刑警先把赵敏雯晾在一边，去老板的账房跟小李说话。需要小李回答的其实只有一句话： “昨晚有人要你开门放其离店了吗？”
小李点头称有。
刑警大喜：“是谁？什么时候？”
小李第二次回答的内容，刑警就乐不起来了，因为她说的是何讳，时间是清晨五点不到。具体时间没看，反正那位先生去后没隔多久，就打来电话让她通知二楼右侧第一间的那对女客“小孩儿丢失了，赶快过来”，然后，那对女客就急急忙忙奔出门去了。
这样，往下的问题就是了解小李方面的了：大门究竟上锁了没有？钥匙放在哪里？你们旅社一共有几条进出通道？你昨晚值班时所处的位置？打盹了没有？
小李是个慢性子，面对着刑警连珠炮式的询问，脸带笑容，慢声细语，从容作答。她说旅社就一道大门，就是你们刚才进来时面对楼梯的那扇门，进门穿过走道迎面左侧就是服务员所待的那个工作室了。昨晚大门肯定是上锁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那个丢孩子的何先生——他昨晚临时决定不回去，要我给他开—个房间，我给他办理了手续，拿起钥匙板去给他开房门时还说过一句“我顺便就把大门锁上了，这么晚了，不会再有人来了”。至于值班时打盹，那是有的，老板规定过，值夜班的不但可以打盹，还可以躺下休息，所以，我们那个房间里是搭了一张床铺的。
朱伯纯、孙午生两个听着，脸上就没了笑容。听小李所说的情祝，那看来是没戏了，那么，那个赵敏雯又是怎么回事呢？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忽见小李两条柳眉向上稍稍一耸，双眼微闭了一下，似是若有所思。孙午生心里一动：难道她想起什么来了？于是立刻发问： “那么昨晚你打盹时是否听见过什么动静？”
小李说： “我想起来了，昨晚我躺下休息时，好像听见走廊里有很轻很轻的脚步声。不过，我也不敢十分肯定……”
刑警听着，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便对小李作启发式询问。可是，一连提了几个问题，小李都摇头否定了。这时，孙午生脑子里忽然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个念头，说： “昨晚——我指的是傍晚之后——来登记住店的旅客除了那位何讳何先生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呢？”
小李说： “有一个旅客，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先生，我去把登记本子拿过来吧。”
登记显示，昨晚七点五十分，有一个名叫许永景的男子前来入住，许出示的是广州市长途汽车站的工作证，职务是工程师，住店事由是“公干”。刑警问： “这人本来就是广州本市人，来旅馆有什么公干？”
小李说： “这个我就不便问了，他是凭工作证和介绍信办理登记手续的，当时我也没在意。现在你们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有点儿问题了——他是空着双手来住店的，不像出差公干的样子。”
朱伯纯、孙午生就生了疑心：莫非这位许工程师跟赵敏雯串通了作下这起案件？这时，小麦办完事从何宅过来了，朱伯纯就说了情况，让他立刻去一趟长途汽车站，调查那个许永景住店公干的事儿。如果发现有异，可将许传唤过来接受调查。旅馆这边，为防止赵敏雯往许永景那边通消息，就暂时不允许其离开。两个刑警跟她聊天似的说着话消磨时间等候小麦的调查结果。
一会儿，小麦从长途汽车站打来电话，说经核实，许昨晚住宿登记的那份介绍信是其不久前出差时故意留下的空白件， “公干”一说纯属子虚乌有。随即与许当面接触，许承认昨晚住宿“诚迎旅社”是为与赵敏雯幽会——两人是中学同学，初恋情人，勾搭成奸已有数年。至于婴儿被窃案，许称并不知情，他还是刚从小麦这里听说的。小麦准备把许带来，以便进一步调查。
这样，二刑警心里就有了底，再跟赵敏雯谈时，直接点出了许永景的名字。赵敏雯的心理素质似乎还可以，说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姓许的人。但往下就不行了，她听说许已经向警方说了实情，而且正在过来的路上，便再也支撑不住，只好承认了跟许的通奸关系，但坚称跟婴儿失窃案没有任何关系。
一会儿，小麦把许永景带到了，朱伯纯，孙午生直接与其谈话，许说的情况与之前跟小麦所说的无异。这样，情况就清楚了：赵敏雯之前已将其当晚会在该旅社过夜的情况通知了许，约许幽会；许就于当晚八时前入住该旅馆。今晨二时，赵敏雯见马雅琴已经睡熟，就悄然起来溜班许的房间与其幽会，至四点多钟才返回自己的房间。
刑警对赵、许两人交代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实地勘查了旅馆的进出通道．最后排除了昨晚有人溜出旅馆的可能性，也排除了赵敏雯、许永景涉案的可能。
当晚，朱伯纯、孙午生．小麦三人在署前路派出所研究案情，认为从白天调查的情况来看，下手作案的家伙并非何氏家族的成员。于是，就可以认定这样一点，作案者对现场的地形、医院的值班规律、进出通道等等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否则，别说夜晚潜入医院作案了，就是大白天让他堂而皇之地进来准确无误地把何启创小朋友抱走恐怕也难以做到。那么，上述诸般情况他是如何了解到的呢？有可能是直接前来医院窥探，也有可能是熟悉上述情况的人间接转告，这就是作案者顺利作案的基本条件。刑警认为，接下来的调查应该围绕着这个基本条件的生成因素展开。
于是，三刑警就制定了一个调查方案：一是对医院医生、护士以及门卫、杂务工等所有员工进行查问，要求被查问人回忆自产妇崔冬慧3月28日入院以来各自所遇到过的在本院出现的形迹可疑的陌生人的情况；如果这项调查未能获得线索，则可将调查范围扩大到所有住院产妇、家属以及雇佣的护工。二是着重对何氏家族中在崔冬慧分娩后来过新粤医院的所有成员以及保姆、护工等人进行细致询问。刑警相信，作案者所获得的信息，肯定来自上述两个方面，只要仔细调查、认真分析，相信是能获取有价值线索的。
三人计议定当后，朱伯纯就向越秀分局刑队领导打电话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领导肯定了他们的观点，说从明天开始你们就着手进行调查吧，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设法给你们解决。刚要结束通话时，领导忽然想起来了，说你们三人中应当有一个人主持侦查工作，小朱就以你为主吧。
次日上午，刑警前往医院，开始分头调查，一开始就遇到了异常情况。孙午生负责对产妇崔冬慧以及保姆、护工进行调查，打算按照昨天的方式，把她们召集起来开一个会。哪知，当他召集这些对象时，却发现护工刘姨不见了！
头一天清晨，刑警勘查过现场后明确向刘姨等人宣布，要求她们不要离开医院，她们每个人也都答应得好好的。这个刘姨怎么不见了呢？而刘姨恰恰是昨天婴儿失窃时在场的一个主要角色。孙午生于是就向其他几个保姆、护工询问，她们说昨晚刘姨就没露面，昨天下午还见到过，后来就没人留意了。孙午生于是马上向已是负责人的朱伯纯汇报了这一情况，两人商议下来，决定孙午生暂时停止他这一路的调查，先找到刘姨再说。
孙午生了解下来，得知刘姨是由新粤医院的厨头（即伙房负责人）老钟介绍给何讳夫妇的，于是就去找老钟，问下来得知刘姨名叫刘彩萍，其娘家与老钟同村，具体地址是广州西郊的张家湾。而刘彩萍在城里的住处，老钟就不清楚了，甚至有没有也说不上来，因为像她这种干帮佣的，往往吃住在东家，不会自己另外掏一份钱租房的。孙午生于是就骑了辆自行车前往张家湾。
张家湾是刘彩萍的娘家，孙午生打听下来，得知其出嫁的婆家是在三里之外的小山角村。孙午生不敢指望能在小山角村找到她，寻思打听到其有可能落脚的地址已经算不错了。哪知登门一眼就看见刘彩萍正在做家务。她一看见孙午生，眼里就露出惊慌的神色。孙午生态度和蔼地说你怎么招呼也没打一个就回家了，找你调查没见到人。这时，刘的丈夫出来了，得知来的是刑警，就说我家彩萍是个老实人，跟那孩子丢失没有关系。孙午生说有没有关系我们不正调查嘛，慌什么呢？还是回城里去吧，不是还在打工吗，回来干吗呢？又不是农忙时节。说了一会儿，刘彩萍答应跟孙午生回城，她丈夫似是不放心，提出一起去，孙午生答应了。
路上，孙午生试着与刘彩萍沟通，了解其擅离的原因，可是任凭他怎么说，对方就是不吭声，其夫也不开腔。孙午生推着自行车埋头走路，倏地一个念头从脑中冒出来：是新粤医院的伙房厨头老钟把刘彩萍介绍给何讳、崔冬慧夫妇的，厨头不是掌握着医院后门的钥匙吗？
孙午生越想越觉得钟、刘之间的联系似乎跟案件有关，再看看刘彩萍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越发觉得自己的怀疑有道理。直到到达医院后，迎面奔来的小麦告知的—个消息才使他对自己的这个想法产生了动摇。
这个消息是——失窃的婴儿被人送回来了！
新粤医院沿袭威廉妇产医院的旧制，对于亲友探视有一套严格的规定，每天午后是产妇休息的时间，所以是不能探视的。这样，午后时段门卫就比较悠闲，看看报纸、微闭双目打个小盹都是可以的。这天午后，两个门卫就是如此，—个在阅读报纸，—个则躲在门卫室角落里打盹。忽然，窗外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越哭越响。看报纸的那位先被惊动了，寻思这会儿又不是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哪来的婴儿哭声？另一个门卫也醒了，揉着眼睛说这声音好像是从外面传过来的。看报纸的那个门卫打开窗子探身一看，不由得就是一个激灵：就在门卫室的窗下，放着一个藤条箱，婴儿哭声就是从这口箱子里传出来的！
倘若在平时，门卫会出去直接打开藤条箱看个究竟，可是这当儿刚刚发生了新生婴儿失窃案，大家都是有些警惕心的，两个门卫商议下来就没敢去动藤条箱，而是直接往院部打电话报告了情况。这时，刑警朱伯纯、小麦两个正在院部办公室跟两个院长谈话，听说有这样的事，马上和院长一起来到大门口。打开藤条箱一看，里面躺着一个婴儿。两个院长都是产科专家，一眼就看出这婴儿出生不过三四天，说别是那个失窃的孩子吧？
当下，立刻把藤条箱连同婴儿一起抱到里面，唤来产妇崔冬慧，一辨认，立刻断定即是被窃的儿子何启创！刑警还不放心，又叫来陪护的女佣、护工辨认。这时，正好何讳也来医院看望妻子，不但一眼认出这正是自己的儿子，而且还让护工取来婴儿的小衣衫，与婴儿身上穿的是同样的布料、颜色和花纹。
何讳、崔冬慧夫妇自是大喜过望，当下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何基圆老先生在电话那头喜极而泣，立刻作出一个决定：不管医院什么态度，大人小孩儿先出院回家再说！
医院给婴儿做过检查，确认健康没有问题，同意出院。何讳说产妇身体还很弱，护理工作量很大，因此想请临时雇佣的三个护工跟着他们回家。三个护工此刻还剩下两个，她们说刘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要不要跟医院这边说一声，等她回来后让她直接去何家。就在这时，孙午生把刘彩萍带回来了。
孙午生听说失窃的婴儿被完好无损地送回来了，自是大大出乎意料。正愣怔的当儿，同时获悉这个消息的刘彩萍忽然就变了副神态，主动开口说明了她不辞而别的原因：原来，她想婴儿被窃之事发生在她当班的时候，而且她确实是在瞌睡，那是让人家产妇的丈夫看得清清楚楚无法抵赖的，她就非常担心东家会找她麻烦，她无法承担那份后果，想来想去只有溜之大吉。
对于朱伯纯等三刑警来说，何启创小朋友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这桩案件就算是解决了大半。当然，情况还是要调查清楚的，于是就去向门卫了解，那二位却说不出什么来。刑警就拿走了那个用来装婴儿的藤条箱，送局里提取了拎襻上面的指纹。做完这些工作，刑队领导通知他们，鉴于人手紧张，失窃的孩子既然已经回来了，这个案子就暂时搁一搁吧，朱伯纯、孙午生二同志立刻参加当天下午刚刚发生的另一起刑案的侦查工作，婴儿案的结案报告，让派出所小麦同志负责。 朱伯纯、孙午生很想把婴儿失窃案继续查下去，弄个水落石出，可是领导发话不能不听。他俩没有料到，这个案子竟是没完，注定他们还得重新着手进行侦查。因为次日，新粤医院竟然再次发生了一起婴儿失窃案！
四、另一婴儿白日遭窃
4月2日上午，市卫生局对新粤医院进行例行卫生检查，对该院的清洁卫生工作表示满意。院部便在大门内过道旁边的告示栏里公布了这条消息，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本院的优良传统，坚持搞好清洁卫生工作。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病区查过房后，B产区的清洁工老袁正蹲在该区门口清理垃圾箱，不知不觉中面前站了两个男子，身穿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头戴同样颜色、质地的帽子，其中一个手里还提着黑色牛皮公文包，一看就是上面下来的干部。果然，老袁刚站起来，那个提公文包的就开口了，语气很是和蔼： “老师傅，你是这里的清洁工人？贵姓？”老袁点头称是，答称姓袁。另一位便作了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市卫生局的，昨天局里对你们医院作了检查，评议下来想给你们一个比较靠前的名次，不过，根据规定昨天检查还有遗漏的内容，因此局里派我们今天再来跑一趟。
老袁一听自是高兴，清洁卫生搞得好，就是他们几个清洁工人的成绩嘛，于是连连点头称谢，说那我领二位同志去院长室吧，让院长陪你们检查。对方呵呵笑了，说局里特地关照要在没有院领导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检查，可我们还是第一次来你们医院，不熟悉情况，正好遇上袁师傅，那就麻烦你给我们领个路，行吗？
老袁自然说行，问你们要检查哪里？对方说我们去一下病房吧，需要测定一下空气质量。老袁不疑有他，便头前引路，把两人带进了产区走廊。迎面遇上—个女医生，是去接听电话的，所以只朝那二位扫了一眼就匆匆擦肩而过了。那两人在医生室、护士室当中的过道里驻步，其中一位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仪器（事后知道其实是万用电表），装模作样调试着。另一个则从口袋里取出钢笔和工作手册，把同伴嘴里报出的数据记录下来。然后，记录的那个说： “袁师傅，你带我们去病房看看，根据上级的要求，我们还要对病房进行抽样检测。”
老袁自无二话，引路就是。那二位貌似随意地漫步到五号病房门口时，忽然驻步，其中一个说：“就这个病房吧。”
另一位点头：“好的。袁师傅，麻烦你去里面对产妇说一声，请她们配合一下，都离开病房——包括陪护的家属和护工。因为如果有人在内，就会影响空气质量。”
老袁问：“那么，小孩儿呢？”
“婴儿都在睡觉吧？那就留在里面，新生婴儿的呼吸量是很小的，对检测没有影响。”
两人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口罩，分别戴上。中山装、便帽配上大口罩，那副样子有点儿怪怪的。所以，每个从这间病房里出来的产妇、家属、护工都禁不住朝他们盯着看。他们呢，微笑着朝人们点头，嘴里一迭声说着“谢谢”、“对不起”。当病房里的最后一个成年人退出之后，两人朝老袁点点头： “袁师傅，麻烦你在门口替我们看着，不要让人进入，免得影响检测质量。”说罢就进入病房了。老袁受此委托，很是自豪，主动帮他们关上了病房门，然后，站在门口神气地看着面前这群平时不会正眼瞧他一眼的女性们。
此刻病房里一片寂静，新生婴儿都躺在小床里熟睡。里面的检测也就不过五六分钟时间，病房门很快就打开了，那二位出来，打头的那位笑吟吟道： “你们这个病房的空气质量有点儿问题，对产妇，尤其是新生婴儿是有影响的。这个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你们赶紧写一份情况反映，由我们签字后交给院方，请他们采取措施。你们有纸笔吗？没有？那用我们的吧。”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两页纸连同钢笔递给老袁，“袁师傅，这事你给张罗一下，写完后让每个产妇都签上自己的姓名，然后送到医生室，我们在那里。”
一干产妇的心思全都被这番话语吸引住了，老袁更是得意，接过纸笔往病房里走，边走边说：“你们哪位文笔好的，立刻就写，写完后每个人都，签上名字，我去交给上面来的同志。”产妇等人就都跟着他往病房里走了。
也就不过两分钟时间，这个病房忽然就像见了鬼似的倏然喧闹起来，大人叫，婴儿哭，老袁领头，几个女人紧随其后哇哇叫着奔了出来，直奔医生室。两个听见外面动静不对头的医生起身出来查看究竟，与老袁等人撞个正着。医生还没问老袁发生了什么事，老袁等人已经一迭声大叫着“出事了”、“不好啦”——事情确实大大不好，被那两位“市卫生局干部”光顾过的病房里的一个婴儿不翼而飞了！
老袁一干人见那二位不在医生室，二话不说就往医院大门口跑。可是，门外已经没了那两个家伙的影子。那么，这两人是否带了婴儿出门呢？门卫说没有，两人都是空着手的。
这时，医生、护士也追出来了，听说那两人并未带着婴儿，暗自松了一口气，正要让老袁他们赶紧去后门伙房那边查看时，另—个门卫的一句话使他们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个门卫说，在那两人出去之前，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推着一辆婴儿车从里面快步出来，还没走到大门口就对着外面叫“三轮车”。外面确实停着一辆三轮车，听见招呼就踩到了大门外的花坛前，那女子从婴儿车里抱出婴儿，上了车，让车夫将婴儿车折拢后放在座位前的踏板上，上车离去。
几个医生、护士听到这里，眼睛就瞪起来了：“你们看见有人往外带婴儿，难道就没盘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两个门卫心有点儿虚，但还是不无委屈地解释：之前，他们是看见那个女子推着婴儿车经过门卫室进去的，这个时间正是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在他们看来，带着自己的婴儿来医院探望产妇乃是正常之事，不说天天都有，每个星期总会遇到一两次的，所以也就不出来查看了。至于出去时不查看不盘问，那就更正常了——即使在老威廉那时候，医院也是没有这个制度的。
可以想象，当越秀分局刑队领导接到新粤医院的报案电话时会惊愕到什么程度。也就不过几分钟时间，正在参加一起命案案情分析会的刑警朱伯纯、孙午生就接到紧急通知：退出命案专案组的侦查，接受新的侦查使命。
这回，分局领导恼火了，窃走了婴儿又送回来，接着又窃走了另一个婴儿，这等案情值得警方大大重视呢！于是就动真格的，组建专案组对婴儿失窃案进行专案侦查，专案组除了原先侦查何启创小朋友失窃案的两名刑警外，还增派了分局刑警队的另一名年轻刑警乐基鑫，署前路派出所民警小麦也是专案组成员，组长由朱伯纯担任。
朱伯纯、孙午生两人也非常恼火，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在向刑警叫板挑战。小麦也是这样的想法，此外，小麦另外还有一个心愿：他是新粤医院的管段民警，如果破获了该案，他以后的活儿就可以好干一点儿了。走出去不必自己张扬，就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别看这小伙子年轻，威廉医院那案子可是他破的哩，这家伙行啊！相信有些想在他麦某的管段下手的主儿，闻听之后对于是否在这里作案是会踌躇再三的。这就降低了发案率啊！因此，当小麦接到所长通知说分局让他参加专案组时，他差点儿一蹦而起。所长说，这个案子看来要折腾一阵哩，你把手头的工作移交出来吧，也好专心跟着人家分局刑警学习学习。
小麦刚把工作移交，朱伯纯三人就到了，他们已经到医院那边勘查过现场，叫上小麦就在派出所的一间空屋里开始分析案情。
朱伯纯三人从分局赶到新粤医院后，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向清洁工老袁、B产区的产妇、家属、护工、门卫等人了解案发情况。
第二，把作案者留下的钢笔、纸张封存后准备送市局作痕迹鉴定。
第三，查看了案发地五号产房，发现被窃婴儿的那个床位跟之前何启创小朋友的床位一样，也是靠着窗户的，在窗框上提取到一枚新鲜的成年男性指纹。由于当天产房里并未进来过成年男性，所以可以认定是那两个冒充卫生局干部的家伙留下的。产房窗外跟A产区发生窃婴案病房的情形一样，也是一块由碎石瓦砾铺就的空地，无法判定是否留有那个女子的脚印。由此初步可以推断出作案者的作案轨迹：那两个家伙以检测空气质量为名把该产房的一干产妇、家属、护工等人支出屋后，关闭房门，将熟睡的婴儿从小床里抱起来，通过窗户传递给那个已经等候在产房窗外的同伙——应该就是那个推着婴儿车到大门口叫三轮车的年轻女子。
第四，往越秀区政府卫生科、广州市卫生局打电话作了调查，确认这两处当天未曾向外派出过任何人进行任何检查之类的工作。
第五，了解了被窃婴儿的家庭背景：该产妇名叫宋芝妍，住越秀区观澜街，今年二十岁，无业。宋芝妍系广州市初级师范专科学校1948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因时局动荡，宋芝妍就暂时待在家里。当时她已经恋爱，对象是—个华侨富商之子，名叫南永昶，据说是个西药掮客。宋芝妍的父母也是经商的，家境尚可，她又是独生女儿，而男方南永昶则是富家子弟，因此这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的经济基础是相当不错的。两人—个无业，一个弹性上班，有的是空闲时间；经济富足，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样折腾下来的结果是：去年7月间，宋芝妍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于未婚先孕现象是颇有非议的，可以想象年方十九的宋芝妍当时的恐惧心理，她提出立刻把胎儿打掉。男方倒是并不在乎，南少爷将这一消息电告海外父母后，他们全家都很淡定，父母意见一致，回电日：打胎干什么？有了，就生下来吧，女方父母知道后，虽然不爽却又无可奈何，说那就赶紧结婚算了。结了婚再生孩子，不至于弄得过于难堪。男方同意结婚，但说要征得父母同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话刚说过不几天时间，忽然传来—个消息：南永昶不幸遭遇车祸，—命呜呼！
这样，婚是结不成了，那就打胎吧，可是宋芝妍不肯。于是，父母就动员了所有亲戚以及可靠朋友甚至女儿的小学班主任，天天盯着做工作，搞疲劳作战。到9月下旬，见女儿还不肯点头，干脆强行将其送进当时还称为“威廉产科医院”的这家医院打胎。可是，医生一番检查后，说怀孕已有四个月，要拿掉胎儿的话就不是人工流产，而是引产。引产的折腾那就大了，照宋芝妍的身体状况看来，她十有八九无法支撑得住，到时候大人胎儿一起去了也难说！宋芝妍的父母不敢造次，跟亲戚朋友反复商量下来，决定保住胎儿。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自家的骨肉，也就不管未婚生还是已婚生了，至于宋芝妍今后的婚姻问题，眼前先不考虑，到日后再说吧。这样，宋芝妍就在足月后顺利分娩，生下了一个五斤七两的儿子，由于还没有起名字，所以医院的记录上按照当时的规矩写的是一个暂用名，日：宋弟弟。（当时的规矩是，男婴一律暂名．“弟弟”，女婴则一律暂名“妹妹”，待新生儿上户口时再改过来。）
现在，这个名叫宋弟弟的小朋友被盗走了，给破案的四名刑警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案情分析会上，刑警对该案的情况与之前何启创小朋友被窃案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起窃婴案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被窃的都是男婴；二是被窃婴儿所在的产区不同，可是产房、床号都是相同的。由此，不禁使刑警产生了联想：这两个共同点加上何启创的失而复得，是否可以认为作案者原本就是打算窃走宋弟弟的，可是由于某种原因，下手时走错了产区，结果误将何启创窃走了？
四刑警反复推敲，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因此，可以认定两案系同一伙人所为。那么，作案者为何要冲宋弟弟这个遗腹子下手呢？这个，目前专案组无法了解。刑警们分析了这个案件的全过程后，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那个推着婴儿车进出新粤医院的年轻女子身上。根据之前的判断，可以认定是该女子从产房窗外接应那两个冒充卫生局干部的家伙。刑警记得访查医院两个门卫时，他们曾经说过，那个女子还没走到大门口就已经对着门外大叫“三轮车”了，而三轮车随之而至，把她连同婴儿车一并载走了。那么，如果找到这辆三轮车，就可以知晓这个女子带着婴儿去了哪里，这就是线索啊！
刑警于是再找门卫，进一步了解关于三轮车的情况。在走访这类对象方面，搞情报工作出身的朱伯纯、孙午生二位算得上行家里手了，他们让小麦、乐基鑫代替门卫履行工作职责，把门卫招呼到院子角落的一个亭子里进行谈话。一番耐心启发后，两个门卫竟然回忆起了关于那辆三轮车的两个细节：—个是该车车厢的活动油布篷在那个女子叫车前已经扯上了，因此三轮车在大门口拐弯时门卫看见后面的布篷上贴有几截红胶布；二是其中—个门卫还记得他无意间瞥了车后的牌照一眼，好像末尾两位数字是“21”。
朱伯纯、孙午生暗忖这可能就是线索了。所谓红胶布，指的是当时电工使用的绝缘胶布。这种胶布通常有红、黑两种颜色，用以区分火线、地线。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们一般都用黑色绝缘胶布。三轮车上没有电线，为何要使用红色胶布呢？这就要说到当时广州人娶亲时的习俗了。旧时娶亲都使用马车、轿子或者小舟，后来有了轿车和汽艇，于是有条件的男方就以轿车或者汽艇代替马车、轿子，但具有这等条件的毕竟是少数。渐渐，轿子被淘汰，用三轮车、黄包车来代替，具有费用低、通风透气和便捷的优势。三轮车、黄包车作为婚车使用时，当然需要布置一番，通常会在布篷前方悬挂大红纸花，顶部和两侧饰以彩带，后面则贴上—个大红的喜字。这个喜字，就是用电工的红色胶布制作的。门卫看见那辆载走窃婴女子的三轮车的布篷后面有残留的红色胶布，那说明该车之前曾被作为婚车使用过。而该车牌照的末两个数字是“21”，那就有了调查范围。专案组于是决定立刻着手调查这辆三轮车。
五、邓禄普女式车
其时，广州解放还不到半年，三轮车、黄包车全部属于私人所有，三轮车行业尚未组建行业工会，只有以前留下来已经经过改组的行业公会，其职能等同于如今的行业协会加工会。刑警在行业公会的协助下，一连查了三天，方才在4月6日下午找到了那样一辆符合查找条件的三轮车。
这辆三轮车属于永汉区的“顺鑫车行”，那是一家拥有十几辆三轮车、黄包车的私营小公司，老板姓夏，是“一贯道”分子，后来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时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了。当时，夏老板已经预感到形势不妙，所以对于登门的刑警孙午生和小麦极为客气。之前，他已经接到行业公会的通知，知道刑警要登门，而且知晓是来调查他的车行那辆牌照号为11021的三轮车，所以不但自己在车行恭候着，还吩咐该车的车夫老金也随车等候，不得离开，至于损失，则由车行补贴。
刑警要接触的其实是车夫老金，就让夏老板待在一边。老金听说刑警的来意，脱口而出： “哦！我记得的，那位少奶奶出手很大方的！”
原来，那天那个女乘客搭乘老金的三轮车到达目的地下车时，一下子就给了他三倍于平时车资的钞票。这种乘客，老金一年到头也遇不上—个，因此记得清清楚楚。
孙午生就问老金： “那么，那个女乘客在产科医院门口上车后，去了哪里呢？” ，
老金说： “她去的地方离医院不远，不过十来分钟车程——同心巷。”
同心巷也是越秀区的，是一条住着七八十户居民的巷子。刑警知道这条巷子较宽，而且两头都有通道，三轮车是可以进出的，于是就问：“她住在几号？”
“她是在增福路那头的那个巷口下车的。”
老金的这个回答使刑警颇为失望。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一个带着婴儿（还有童车）的乘客，如果此行的目的地是巷内哪户人家的话，她怎么不叫三轮车直接踩到门口再下车呢？所以，估计这个女人此行的目的地十有八九不是同心巷，她之所以要来同心巷，完全是出于反侦查的防范意识。于是，刑警也就没再追问下去，而是了解另—个内容：那个女乘客是不是确实带着—个婴儿？老金作了肯定的回答，甚至还记得那个熟睡着的婴儿右额上有—块指甲大的胎记。刑警一听就确认那个婴儿确实是失窃的宋弟弟，这是案发那天当面向产妇宋芝妍调查时，她哭哭啼啼反复说明过的。
对老金的调查到此结束。然后，孙午生、小麦两人就去了同心巷。果然，在派出所民警的协助下对该巷居民逐家访问下来，证实巷内并无这样—个女性住户，也没有发现过哪家有携带着新生婴儿来落脚小憩或者暂住的来客。访问到最后一家——巷口开烟纸小店的秦老头儿时，他说那天他是看见那么—个女子乘坐三轮车在巷口下车的，下车后，那女子推着童车往巷里去了，那辆三轮车也离开了。可是，仅仅过了两三分钟，他就看到那个女子推着童车又出来了。出来后是怎么离开的呢？这个，秦老头儿就说不上来了，因为这时有顾客登门了，他得做生意呐。专案组通过三轮车追查被窃婴儿下落的这条线，就此断了。
孙午生、小麦结束调查返回专案组驻地越秀分局时，获悉两个新的消息：一是市局来电告知，经技术鉴定，确认放着第一个失窃婴儿的那个藤条箱拎襻上的一枚残留指纹与4月3日第二个婴儿失窃现场获取的作案者指纹相同，由此可以认定这两起案件系同—伙人所为。二是从新粤医院传来的消息，产妇宋芝妍因儿子被窃伤心过度，悄然进入洗手间悬梁自尽，幸亏发现得早，被人救下，没有性命之虞。
孙、麦两人正向朱伯纯汇报调查三轮车的情况时，分局领导打来电话，说新粤医院产妇自杀的消息已经传向社会，该院新生婴儿连续被窃之事也被坊间传得沸沸扬扬，市局刚才下达指示，要求分局抓紧侦破该案，给社会一个交代。领导问朱伯纯： “给你们一周时间，能够解决这个案子吗？”朱伯纯咬了咬牙： “行！一周拿下这个案子！”
这下，专案组人人都感受到了肩头上的那份压力。这时已是晚饭时分，谁也没觉得饥饿，伙房送来的饭菜放在一旁，大家看都没看。朱伯纯说：“都不饿，就等会儿再吃吧，我们先开会研究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从现在开始还有一周时间，每一分钟都要计算着使用，而且最好不要用偏了。”
四个刑警坐下来一议就是三个多小时，汇总了迄今为止掌握的两起婴儿失窃案件的全部材料，对已经采取过的措施再次进行了评估，最后定位于一点：要想获取线索，看来只有还原作案轨迹，从中寻找蛛丝马迹。作案者虽然有反侦查意识，但防范手段并非步步到位，因此，只要认真细致地开展工作，相信是能够有所发现的。
在这方面，搞地下情报工作出身的朱伯纯、孙午生二位是有一些实践经验的。他们将焦点集中于一个问题上：作案者作这两起案子，事先肯定要了解目标的情况，这种了解，可以是潜入医院踩点，也可以由医院内部人员间接提供。从本案情况看来，似乎可以排除后一个可能性，因为如果由医院内部人员提供，是会把产区、产房、床位号码、位置等一一提供到位的，作案者不会弄错对象，把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