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妹 仔
我下乡到江永那年，大妹仔家里正在替她说亲。尽管她只不过与我同年——16岁，当地人却都以为理所当然。在那远离城市的山旮旯里，习俗像山一样坚实，像水一样深阔，结婚证远不如一张手写的红纸婚书，大妹仔本人也几乎没有什么发表意见的余地。婚姻法？没听说过。
大妹仔不算漂亮的姑娘，但长得绝不难看。小小的瓜子脸上，五官显得有点儿大。圆鼻头、稍厚的嘴唇，那是纯朴的当地人较普遍的特征；一双杏儿眼却十分耐看，透着小兔般的温顺与清纯。瘦小单薄的身上，几乎永远是一件靛蓝土布的大襟衣，同样质地的宽脚裤子。
因为出工时妇女和半劳力总是在一起，我和大妹仔很快就熟络起来。第二年夏天，我背扮桶（一种用作扮禾的方形大木桶）扭伤了腰，又中暑晕倒在田里，生产队便照顾我下午放牛。我们那地方放牛有两种方式。地方大、有草场的，多半“养排牛”，只要几个牛倌，就能把队里所有的牛赶出去一起放养。像我们靠山边的小村子，则是把牛分散到社员家里，由半劳力下午各自牵牛去吃草。大妹仔正好也要放牛，于是那段日子我就跟她形影不离了。每天午饭后，我们牵着牛东山西山地寻觅好草地，一起采野果、烤玉米、煨芋头，天南海北地神聊。
对于连煮饭炒菜都不怎么会的我来说，大妹仔的能干真叫人佩服。她几乎能做所有的农活，还会做针线、打草鞋以及弄各种好吃的东西，像是上山采杨梅、雨后捡豆腐菌、在家里打油茶、爆米花、蒸柚子叶粑粑……。而仅仅读过一年半书的大妹仔对知青却是又敬佩又羡慕：“你们是大地方的人，读了十几年的书，什么都见过，什么都晓得啊！”听我们说起她不曾见过的火车、轮船、百货公司……她那付神往渴慕的样子，就像我们小时候听那些令人憧憬的美丽童话。然而最让她眼热的，则莫过于知青们的穿着了（尽管那年头我们也穿得十分简陋，在那个贫穷的山村却已是很时髦甚至 “豪华”），尤其是她没有看见过、更没有穿过的“绳子衣”（毛线衣）：“唉，这辈子要是能穿上一件绳子衣，我死都值了！”
我和大妹仔都喜欢唱歌，虽然我们唱的歌完全不一样。当地习俗，姑娘出嫁时要“坐歌堂”唱“哭嫁歌”，调子很简单，就那么几个，歌词却千变万化地数不清。那些歌没有文字记录，都是一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我没有料到，大妹仔竟记住了那么多首歌，像是：“正月好唱铜钱歌，一个铜钱值几多，一个铜钱四个字，买马钱少佩鞍多……”接下去一直唱到十二个月，还有好多各种各样、长长短短的歌。这些歌那样生活化，那样的无所不包，有叙事的，有诉苦的，有出题难人的，还有骂人的，简直让我惊叹不已。很多时候，我和大妹仔坐在树下，她一边纳鞋底，一边细细地用假嗓唱歌。可惜我那时没想着要学，如今早已记不得那些歌词了。偶尔，她也学我们的歌：“妈妈她到林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哎呀，这些歌我们唱不来的！”她嘻嘻地笑着不肯唱了。
一转眼就是冬天，大妹仔出嫁的日子快到了。平日温婉的她似乎有些不安起来，出工时常常停住手上的事，皱着眉头发呆；有时候喊她几声没听见，突然“醒”了，一付“惊弓之鸟”的模样。那天队里挖花生，我跟大妹仔一人一条小板凳，共一个竹篮并排往前挖。看她沉默不语，我懵里懵懂地开她玩笑：“嗨，想什么呢，心飞去广西啦？”“莫讲笑，人家心里恼火哩！”大妹仔叹了口气：“我都晓不得广西什么样子，那里的人一个也认不得。”我知道，大妹仔最远只到过十几里外、区政府所在的桃川镇。相亲时，双方也只在湖南和广西交界的龙虎关见了一面。她只晓得婆家在广西那边，跟我们隔着大山（其实就是南岭山脉的都庞岭），要走七、八个小时才到。于是我默然了，不由想起我们自己，被送到这千里之外的无根之地，要不是有一群知青一起，该是怎样的惶惑！
想到她就要远嫁，以后再也难得长聚，我很想送她一点什么作纪念，可又囊空如洗。翻开自己简陋不过的家当，除了几件旧衣服，就是一个用过的笔记本、一支旧钢笔。我几乎想把自己身上拆洗重织过好几次的旧毛衣脱下来送她，可是孤身在外，我实在没有可以替代御寒的东西。还好，有一小盒没开封的“百雀羚”（当时一种极普通的润肤油），唉，就算是个心意吧。没想到，当晚村里就传遍：知青小左也给大妹仔“添箱”了，好香好乖（当地话，意为靓）的油啊，比猪板油还白，从来没见过的！大妹仔家里也连忙按照当地习俗，请我在出嫁前一天去陪她“坐歌堂”、喝喜酒。
我们那地方的人家大都住土砖房，楼下是火塘，熏得黑黑的天花板和屋顶之间是一个极矮的阁楼，用来储存粮食、杂物，也可以在上面打地铺。楼板上开着一个约摸一米见方的洞，上下楼就临时搬个梯子靠在洞口。姑娘出嫁前，陪伴梳妆和坐歌堂的女伴们就跟新娘子一起住一晚并一直呆在楼上。
那天下午去到大妹仔家，村里老人正用棉线替大妹仔“开脸”，梳起圆髻。她依然是一套靛蓝土布衣裤，只在衣服大襟上钉了一圈红布条。相好的姊妹们都聚在楼上陪新娘，整下午地唱着哭嫁歌。
“苦枥树，苦枥树，年年起来开苦花，年年起来结苦籽，小妹落在苦人家……”，唱到伤心处，大家哭作一团；“两捆枝枝一担柴，大嘴媒婆两边抬，不打油茶不敬酒，等我添糠舀潲来”，唱到开心处，大家又嘻嘻哈哈笑得乱滚一气。
傍晚，村里一群男青年来到楼下火塘边，“坐歌堂”才算正式开始了。整个晚上，男女对唱一会儿互相问难，一会儿又挑逗取笑，也不乏情意绵绵的合唱，偶尔还有即兴的新词。楼上楼下、男声女声、笑声歌声，还有看热闹的起哄声，在乡村的夜空里回荡。大妹仔却并不参与，她只跟着那歌声默默地哭、笑、沉思，脸上那种羞涩、迷茫、憧憬、畏惧……交织在一起的表情，令我至今不能忘记。我不会唱当地的歌，只有坐到她身边，轻轻拉起她冰凉的手：“冷吗？想什么呢？”大妹仔摇摇头：“我……晓不得……”，眼神就像被逮住关在笼子里任人宰割的野兔，让人怜悯得心痛。想到明天，她就要跟那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走，去过一种完全不可预料的生活，我的心里竟没有一点喜悦，只有深深的同情和悲伤。
第二天中午，迎亲的来了。没有花轿、锣鼓，男男女女七、八个人，挑着一担糍粑和红薯酒，放了一挂鞭炮。大妹仔眼睑低垂，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被引到一条腿有点儿跛的单瘦新郎跟前，接过一只镯子戴到手上。那似乎是一只银镯子，很大。后来听人说，这镯子是“借”的，不过当道具罢了。午饭后，大妹仔夹在迎亲队伍里渐渐走远，一次也没有回头（据说回头是不吉利的）。那以后好长的日子里，我常想起她冰凉的手、表情复杂的脸和小小的穿着靛蓝衣裤的背影，却不见她回娘家，也无从知晓她的境况。
我离开那乡村四十多年了，后来虽然好几次回去，却再也不曾见过大妹仔或她的家人。最后一回，在路上意外地碰见了大妹仔的妈妈。听说大妹仔有三个孩子，如今已经做奶奶也做外婆了，生活过得比前些年好。是啊，苦难的日子过去，大家都慢慢好了，大妹仔也该早就穿上“绳子衣”了吧？
2013.1.8完稿于花生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