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 进
德进是我们队上一个奇人。看外貌，他与当地农民实在没有什么两样，个子不高，精瘦却十分结实的身材，晒得黑黑的皮肤。但他两只眼睛特圆、特大，眼珠有些突出，让人想起特写镜头里的猴。
德进之奇，一是他“烟龄”与“奶龄”异常的长，二是力气特别大。他的“烟龄”跟他的年龄一样大，“奶龄”则是超出常人数倍的12年！据说，他出生就有个肚痛的毛病，哭得声嘶力竭什么都哄不住。他那抽旱烟的娘佬（妈妈）偶然喷些烟到他嘴里，哭声竟奇迹般止住了。于是从“喂烟”到干脆把烟袋塞进他嘴里，那还不会说话的小嘴巴居然吧嗒吧嗒就抽起来了！到进小学的时候，德进带着烟杆烟袋，一下课就赶紧摸出来吧哒几口；还时不时要请假回去，抱住娘佬吃一阵奶。老师看着实在不像话，说了两次母子俩都不喜，干脆就不读书了。他娘佬说，认得自己名字，晓得几个数字会算账，在乡下作田尽够了。
德进爷佬（父亲）去世得早，他娘佬把这独生子看得一口气一样。无奈死生有命，德进娘佬竟在他12岁那年也死不瞑目地走了。德进只好跟他单身的叔叔一起过日子，两条光棍稀里糊涂挣扎着到了德进二十多岁，也就是我们下乡的时候。
我们到队上没几天就碰到烧石灰、挑管子（即烧石灰的原料石灰石）。大家挑着扁担箢箕往管子山那边走，我们发现好几个社员的扁担都不是直的，而是向上翘起。德进的扁担更是翘得厉害，简直就是初三初四的“峨嵋月”。“咦，你的扁担怎么这样的啊？”有好奇的男知青拿过来一试，那“峨嵋月”刚一上肩就变成了“拱桥”!“哈哈！哈哈！”大家都笑起来。德进也笑了，却没吭声。等到箢箕里都装上沉甸甸的石头，我们才见识了那翘扁担的妙处：随着社员们稳稳的脚步，翘扁担两头一闪一闪，节奏均匀上下跳动，显得轻松极了。在我们这群刚下乡一脑门子浪漫未来的年轻人眼里，这哪里是繁重的劳动嘛，简直是健美的舞蹈！
挑管子是按重量计工分，劳动力强的，正是挣工分的好机会。社员们个个发狠，一担比一担重，渐渐就有了“比一比”的意思。休息的时候，我们好奇地去看会计的记录。队长说：“不用看，肯定是德进最多。”果然，他甚至比知青多出好几倍。几个年轻社员好玩，狠狠装了一担赌德进挑：“挑起了输你一包丰收的烟！” 德进还没吭声，周围的社员已经起哄了：“德进，雄起！”“起啊！起啊！”
德进瞪着眼睛看了几十秒，突然一弯腰，马步到了担子底下。他深吸了一口气，一挺腰，“叭！”扁担断成两截！“再来，再来！”“用你自己的扁担！”德进回身拿过自己的扁担，再次钻到担子底下。随着扁担由上翘变成平的，再变得向下弯，德进的脸上也慢慢涨红，紧闭的嘴巴里牙关咬得从腮上凸了出来，额上、脖子上青筋鼓起，眼珠子突得恨不能掉出来。突然，一声粗重的“哼！”从腹腔深处直喷出来，德进瘦小的腰挺起来，还踉跄着挪动了两步！“好——”人们欢呼着把大秤拿过来，分别抬起两头一称，天呀，统共507斤！一个男知青不肯置信地摸着德进的身体：“你这是钢筋铁骨啊！”突然，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叫起来：“哎，你们看，德进的肋骨不是圆的，是扁的一根根连着像块板咧！”“真的？”好几个人伸手跳上去，德进呵呵笑扭着身子逃跑：“哎，哎，别乱来，痒死了，痒……”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真是德进最“活泼”的一回。平日他很少说话，也从来不跟其他社员一样开些粗俗的玩笑。他们叔侄两田里功夫都不错，也同样安静和善，从来没有为派工、为工分、为分配跟人争执的事。我们知青每人有一个“师傅”，因为德进家不是贫农，没有人分到他们名下，这样他们跟知青打交道也就不多了。但出集体工时，无论社员或知青，跟他们分到一组总是十分乐意的。如今想来，娇生惯养到12岁的德进，要操出那样的劳力和田间手艺，也不知吃了多少苦！
65年秋，全县动员修源口水库，每个生产队要派两个劳力去工地。我意外地得知队上派了我和德进。派德进，是因为他劳力好又没有牵挂；派我，据说是公社点名，营里（每个公社编为一个营）要我去搞宣传，教大家唱歌。到江永一年，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15里外的桃川闹子（集市），听说源口比桃川还远十几里，而且水库要修到第二年春天，对我来说，无论时间还是距离，都可谓是“长征”了。
9月的骄阳下，我和德进背着行李动身了。路上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两句，德进除了简单答几个字，就是默默走在前面，偶尔回头来看一眼。走了一程，汗珠子渐渐冒了出来，有些唇焦口燥了。我正在东张西望看看哪里可以找点水喝，德进好像后脑勺长着眼睛，头也没回地问：“口干不？我这里有水。”说着回身递过一个竹筒，又补充道：“新的，没用过。”果然，那竹筒的青绿色还未褪尽，白白的竹节中隔上开了个洞，塞着一个刨得光光的新竹塞，两边耳子上还没穿上绳子。怪不得我没看见，他把竹筒塞行李中间了。我高兴地接过来：“你带着水呀，我正想看看哪里有水井或者小溪呢！”那时我们早已习惯喝这些生水了，江永的水质很好，无论井水、溪水、河水都清清亮亮、甜甜的，比城里自来水一点也不差。
我毫不客气地接过竹筒猛喝一气，递回去德进却没喝。“你不喝呀？”“我不口干。”德进不知怎么脸都红了，低头把竹筒收起。第二次，又是如此。快到桃川时，路边有棵大树，他说：“洗下手吧。”（我们那里，出工休息就叫“洗手”，可能是满手泥巴，休息时先到水田里洗洗而来的吧。）树下的石头被人坐得光溜溜的，不远处还有个给人方便的小茅棚，可见是常有人休息之处。德进变戏法似的掏出两个熟红薯：“吃吧，还有一半路呢。”“还有红薯啊，一人一个！”我喜出望外接过来。德进把竹筒水放在我旁边，径自往田埂小路上走去。我眼光远远地跟着他，哦，原来快到村口那里有个水井。
到达源口已过晌午，在食堂里吃点冷饭，德进陪我找到住的地方，一个蛮梗（当地一种植物，常用其杆建房）作骨架糊上泥巴的草棚。地上铺了些稻草，看铺盖已经住了三四个人。我走累了，靠在背包上动都不想动，只想睡一觉。正要朦胧过去，听到外面轻轻叫我名字。起身一看，是德进，手里提着一大桶热水：“走累了，洗个澡，那边是妇女用的。”他指指右边的棚子。我感激地接过来：“多谢你！”德进的脸又红了，急忙掉头就走。平日与他接触少，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德进会有这样的细致和体贴，跟女孩子打交道又是这样的羞涩！
我们营里只有我一个知青，未免觉得有些孤单。大概也正因为这样，我又时不时给社员唱唱歌或者教他们唱，大家对我都很好，德进更是不声不响时时照顾。出工时，他总是在我附近，挑土、挑石头都给轻的，抬石头只管把绳子往他那头拉。收工了抢先提桶热水给我（食堂里只有一口大锅，抢不到就只有到河里洗冷水了），每次我一道谢，他就脸红。我实在不好意思老要他照顾，不过幸亏在营里只呆几天就调去水库指挥部宣传队了。那里十来个人几乎都是知青，大家成天唱唱跳跳的。虽然压力也大，上午出工，每星期还要出一台节目，却实实在在是如鱼得水，乐在其中了。自此我很少去营里，倒是德进每次回队上都要来跟我说一声，看要不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事没有。
无独有偶，69年我又一次跟德进一起走长路，这回彻底是他帮我的忙。那年冬天，我接到家里电报，与我相依为命的养母中风了。接到电报已是下午，如果走路到桃川，第二天坐车到县里，第三天坐长途车到冷水滩，然后转火车到长沙，要三四天的时间。我等不得了，决定取道广西栗木，坐汽车去全州搭火车赶回长沙。可是从队上到栗木要走三十多里路，最要命的，是要走夜路翻大山。那是湖南和广西交界的都庞岭一脉，山高路险，而且正逢文革时期，到处都乱。
听说我家里出了事要回去，来了好些知青和社员，纷纷帮我出主意，还拿了些花生柚子什么的来。同队男知青王宇文自告奋勇送我去栗木，但我们两个仍然有点路生胆怯。德进说：“我也去。”我匆忙收拾东西，德进不声不响回去拿来一根扁担换下我的：“用这根，结实。”王宇文也说：“好啊，万一有事就是武器。”
漆黑的夜晚，我们三个人在莽莽大山里摸索前行。山路像一条隐隐约约的灰色带子，在坡坡坎坎的灌木丛和林中蜿蜒。冷风呼啸，鼓起阵阵林涛，还有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古古怪怪的叫声。我心急如焚，无心说话；王宇文平日是个爱热闹的小伙子，这时也只不时安慰两句。倒是德进说话多了，他挑着行李，还说起城下公社有人打赌，男人穿花衣上街给当流氓抓了；说三队队长的水牯牛跟邻村廖家岗的牛打架，把人家的牛顶翻摔断了一条腿人家要赔；说广西奶仔（男孩）总喜欢到湖南来娶媳妇，因为这边的妹仔（女孩）比较乖（漂亮）……每次不知什么古怪叫声传来，也是他念叨着：“不怕，不怕，不要紧！”俨然是一位保护人。
也不知半夜几点，我们摸到栗木汽车站。那是个极简陋的小站，一栋小小的房子，一边是工作人员值班、休息的地方，另外一边是候车室。从窗口看去，里面放着几条木头长椅，靠值班室墙上挖了两个卖票的小窗口。周围灯光昏暗，里里外外一个人都看不见。天慢慢亮了，我等在窗口第一个买票，急急忙忙拖着行李、在他们嘱咐着“小心”中上了车。车顶没有行李架，包裹、箩筐、鸡鸭……跟人一起挤在肮脏斑驳的车厢里。从车窗残破的玻璃往外看，站台上两个小小人影迅速掩去。抱着提包，撑着德进的扁担，尽管周围人声嘈杂，我却突然有了一种孤独的感觉。这世间常常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我怎么也没料到，德进这条扁担后来竟然变成了我结婚的家具！
七十年代，木材奇缺，像我们这样既无钱又没有门路的回城知青，想搞点木材作结婚的家具真是难于上青天。我们的“大衣柜”是知青老公自己做的。板料用杂志那么小块的模压纸板一块块粘成，为了遮掉拼凑的痕迹，他刮灰、打磨了好几遍，又“一鞠躬，二鞠躬”地刷好多次漆（一米八高的柜子，要一刷子到底，自然只有不停地“鞠躬”了）。方料是一个破“绷子”（用棕绳编织在中间的床垫）改的，最后中间隔板实在没有支撑物，就把德进的木扁担作了一根横梁。呵呵，幸亏我带回来的不是他那根“峨嵋月”！
后来我师傅评上先进，到长沙来开会，住在东塘的一个招待所。我去看他，请他出来吃碗肉丝面，聊了好久。说起村里的事、村里的人，也说起德进。师傅说，他一直没有娶亲，现在过继了姐姐的一个儿子，也快成人了。师傅带去我的地址，没料想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德进的信！村里识字的人不多，也不知道是谁替他代的笔。怀着对那块土地的挂念和对德进的感激，我连忙回了信去，前后往来怕也有七八封。之后他再没有信来，我也忙自己的没再通信了。
九十年代初，我随老公到了马来西亚。不到一个月，公司打电话来问我，江永来了一封特快专递，要怎么处理。我们公司有外贸业务，国际电话和传真都还方便，我就请他们传真给我。一看，竟是德进儿子写来的告急信，说德进住院，要借两千元救命！我连忙告诉老公，尽管当时两千元对我们来说已是很大的数字，但他说：“两千块救一条命，值！”我们马上打电话到长沙，请家人凑齐钱电汇过去了。
93年，有事去广西，我们特地抽出一天，绕道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我俩下放的村子相隔约20里，为了赶时间，我们找原来水库宣传队一个当地队友借了两辆单车。在那个留着我很多难忘记忆的小村里，久别的社员极其热情，乡情还是那样的纯朴厚重。但我没有看见德进，听说他搬去附近的廖家岗住了。
傍晚踏上回程，我们感慨地谈着山村依旧、人事已非的第二故乡，忽然看见远远小路口上一个瘦瘦的身影。德进！我直觉地感到那是德进，果然是他！还是那样黑瘦，还是那圆鼓鼓的眼睛，还是那安静沉默的笑容；可是背已经微微弯曲，头发也已花白了，空落落在夜风中飘着的衣服里，显然已经不再是当年挑500斤的强壮身体！我不禁有些感伤：“你的身体都好了么？生活过得还好吗？”“好，好，我听说你回来了，就走啦？”他说着垂下眼睛，似乎又红了脸，黄昏里看不清楚了。“是啊，这次没有时间了。这是我老公。”“哎，好，好。”德进嗫嚅着：“多谢你们……我住院……现在……”我忙打断他：“别放在心上，人好最要紧，你自己要好生养息啊！”他递过来一个小包：“路上吃。”我们连忙道谢接过来，摸得到是一包花生米。怕他尴尬，也怕天晚，我们赶快告别了。
夜风中，德进小小的身影一直伫立在小路口，老远老远还看得见。
2013.1.27完稿于花生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