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屯懒猫2021-08-04 17:18:24

 

       德进是我们队上一个奇人。看外貌,他与当地农民实在没有什么两样,个子不高,精瘦却十分结实的身材,晒得黑黑的皮肤。但他两只眼睛特圆、特大,眼珠有些突出,让人想起特写镜头里的猴。 

       德进之奇,一是他“烟龄”与“奶龄”异常的长,二是力气特别大。他的“烟龄”跟他的年龄一样大,“奶龄”则是超出常人数倍的12年!据说,他出生就有个肚痛的毛病,哭得声嘶力竭什么都哄不住。他那抽旱烟的娘佬(妈妈)偶然喷些烟到他嘴里,哭声竟奇迹般止住了。于是从“喂烟”到干脆把烟袋塞进他嘴里,那还不会说话的小嘴巴居然吧嗒吧嗒就抽起来了!到进小学的时候,德进带着烟杆烟袋,一下课就赶紧摸出来吧哒几口;还时不时要请假回去,抱住娘佬吃一阵奶。老师看着实在不像话,说了两次母子俩都不喜,干脆就不读书了。他娘佬说,认得自己名字,晓得几个数字会算账,在乡下作田尽够了。

       德进爷佬(父亲)去世得早,他娘佬把这独生子看得一口气一样。无奈死生有命,德进娘佬竟在他12岁那年也死不瞑目地走了。德进只好跟他单身的叔叔一起过日子,两条光棍稀里糊涂挣扎着到了德进二十多岁,也就是我们下乡的时候。

       我们到队上没几天就碰到烧石灰、挑管子(即烧石灰的原料石灰石)。大家挑着扁担箢箕往管子山那边走,我们发现好几个社员的扁担都不是直的,而是向上翘起。德进的扁担更是翘得厉害,简直就是初三初四的“峨嵋月”。“咦,你的扁担怎么这样的啊?”有好奇的男知青拿过来一试,那“峨嵋月”刚一上肩就变成了“拱桥”!“哈哈!哈哈!”大家都笑起来。德进也笑了,却没吭声。等到箢箕里都装上沉甸甸的石头,我们才见识了那翘扁担的妙处:随着社员们稳稳的脚步,翘扁担两头一闪一闪,节奏均匀上下跳动,显得轻松极了。在我们这群刚下乡一脑门子浪漫未来的年轻人眼里,这哪里是繁重的劳动嘛,简直是健美的舞蹈!

       挑管子是按重量计工分,劳动力强的,正是挣工分的好机会。社员们个个发狠,一担比一担重,渐渐就有了“比一比”的意思。休息的时候,我们好奇地去看会计的记录。队长说:“不用看,肯定是德进最多。”果然,他甚至比知青多出好几倍。几个年轻社员好玩,狠狠装了一担赌德进挑:“挑起了输你一包丰收的烟!” 德进还没吭声,周围的社员已经起哄了:“德进,雄起!”“起啊!起啊!” 

       德进瞪着眼睛看了几十秒,突然一弯腰,马步到了担子底下。他深吸了一口气,一挺腰,“叭!”扁担断成两截!“再来,再来!”“用你自己的扁担!”德进回身拿过自己的扁担,再次钻到担子底下。随着扁担由上翘变成平的,再变得向下弯,德进的脸上也慢慢涨红,紧闭的嘴巴里牙关咬得从腮上凸了出来,额上、脖子上青筋鼓起,眼珠子突得恨不能掉出来。突然,一声粗重的“哼!”从腹腔深处直喷出来,德进瘦小的腰挺起来,还踉跄着挪动了两步!“好——”人们欢呼着把大秤拿过来,分别抬起两头一称,天呀,统共507斤!一个男知青不肯置信地摸着德进的身体:“你这是钢筋铁骨啊!”突然,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叫起来:“哎,你们看,德进的肋骨不是圆的,是扁的一根根连着像块板咧!”“真的?”好几个人伸手跳上去,德进呵呵笑扭着身子逃跑:“哎,哎,别乱来,痒死了,痒……”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真是德进最“活泼”的一回。平日他很少说话,也从来不跟其他社员一样开些粗俗的玩笑。他们叔侄两田里功夫都不错,也同样安静和善,从来没有为派工、为工分、为分配跟人争执的事。我们知青每人有一个“师傅”,因为德进家不是贫农,没有人分到他们名下,这样他们跟知青打交道也就不多了。但出集体工时,无论社员或知青,跟他们分到一组总是十分乐意的。如今想来,娇生惯养到12岁的德进,要操出那样的劳力和田间手艺,也不知吃了多少苦!

       65年秋,全县动员修源口水库,每个生产队要派两个劳力去工地。我意外地得知队上派了我和德进。派德进,是因为他劳力好又没有牵挂;派我,据说是公社点名,营里(每个公社编为一个营)要我去搞宣传,教大家唱歌。到江永一年,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15里外的桃川闹子(集市),听说源口比桃川还远十几里,而且水库要修到第二年春天,对我来说,无论时间还是距离,都可谓是“长征”了。

       9月的骄阳下,我和德进背着行李动身了。路上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两句,德进除了简单答几个字,就是默默走在前面,偶尔回头来看一眼。走了一程,汗珠子渐渐冒了出来,有些唇焦口燥了。我正在东张西望看看哪里可以找点水喝,德进好像后脑勺长着眼睛,头也没回地问:“口干不?我这里有水。”说着回身递过一个竹筒,又补充道:“新的,没用过。”果然,那竹筒的青绿色还未褪尽,白白的竹节中隔上开了个洞,塞着一个刨得光光的新竹塞,两边耳子上还没穿上绳子。怪不得我没看见,他把竹筒塞行李中间了。我高兴地接过来:“你带着水呀,我正想看看哪里有水井或者小溪呢!”那时我们早已习惯喝这些生水了,江永的水质很好,无论井水、溪水、河水都清清亮亮、甜甜的,比城里自来水一点也不差。

       我毫不客气地接过竹筒猛喝一气,递回去德进却没喝。“你不喝呀?”“我不口干。”德进不知怎么脸都红了,低头把竹筒收起。第二次,又是如此。快到桃川时,路边有棵大树,他说:“洗下手吧。”(我们那里,出工休息就叫“洗手”,可能是满手泥巴,休息时先到水田里洗洗而来的吧。)树下的石头被人坐得光溜溜的,不远处还有个给人方便的小茅棚,可见是常有人休息之处。德进变戏法似的掏出两个熟红薯:“吃吧,还有一半路呢。”“还有红薯啊,一人一个!”我喜出望外接过来。德进把竹筒水放在我旁边,径自往田埂小路上走去。我眼光远远地跟着他,哦,原来快到村口那里有个水井。

       到达源口已过晌午,在食堂里吃点冷饭,德进陪我找到住的地方,一个蛮梗(当地一种植物,常用其杆建房)作骨架糊上泥巴的草棚。地上铺了些稻草,看铺盖已经住了三四个人。我走累了,靠在背包上动都不想动,只想睡一觉。正要朦胧过去,听到外面轻轻叫我名字。起身一看,是德进,手里提着一大桶热水:“走累了,洗个澡,那边是妇女用的。”他指指右边的棚子。我感激地接过来:“多谢你!”德进的脸又红了,急忙掉头就走。平日与他接触少,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德进会有这样的细致和体贴,跟女孩子打交道又是这样的羞涩!

       我们营里只有我一个知青,未免觉得有些孤单。大概也正因为这样,我又时不时给社员唱唱歌或者教他们唱,大家对我都很好,德进更是不声不响时时照顾。出工时,他总是在我附近,挑土、挑石头都给轻的,抬石头只管把绳子往他那头拉。收工了抢先提桶热水给我(食堂里只有一口大锅,抢不到就只有到河里洗冷水了),每次我一道谢,他就脸红。我实在不好意思老要他照顾,不过幸亏在营里只呆几天就调去水库指挥部宣传队了。那里十来个人几乎都是知青,大家成天唱唱跳跳的。虽然压力也大,上午出工,每星期还要出一台节目,却实实在在是如鱼得水,乐在其中了。自此我很少去营里,倒是德进每次回队上都要来跟我说一声,看要不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事没有。

       无独有偶,69年我又一次跟德进一起走长路,这回彻底是他帮我的忙。那年冬天,我接到家里电报,与我相依为命的养母中风了。接到电报已是下午,如果走路到桃川,第二天坐车到县里,第三天坐长途车到冷水滩,然后转火车到长沙,要三四天的时间。我等不得了,决定取道广西栗木,坐汽车去全州搭火车赶回长沙。可是从队上到栗木要走三十多里路,最要命的,是要走夜路翻大山。那是湖南和广西交界的都庞岭一脉,山高路险,而且正逢文革时期,到处都乱。

       听说我家里出了事要回去,来了好些知青和社员,纷纷帮我出主意,还拿了些花生柚子什么的来。同队男知青王宇文自告奋勇送我去栗木,但我们两个仍然有点路生胆怯。德进说:“我也去。”我匆忙收拾东西,德进不声不响回去拿来一根扁担换下我的:“用这根,结实。”王宇文也说:“好啊,万一有事就是武器。”

       漆黑的夜晚,我们三个人在莽莽大山里摸索前行。山路像一条隐隐约约的灰色带子,在坡坡坎坎的灌木丛和林中蜿蜒。冷风呼啸,鼓起阵阵林涛,还有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古古怪怪的叫声。我心急如焚,无心说话;王宇文平日是个爱热闹的小伙子,这时也只不时安慰两句。倒是德进说话多了,他挑着行李,还说起城下公社有人打赌,男人穿花衣上街给当流氓抓了;说三队队长的水牯牛跟邻村廖家岗的牛打架,把人家的牛顶翻摔断了一条腿人家要赔;说广西奶仔(男孩)总喜欢到湖南来娶媳妇,因为这边的妹仔(女孩)比较乖(漂亮)……每次不知什么古怪叫声传来,也是他念叨着:“不怕,不怕,不要紧!”俨然是一位保护人。

       也不知半夜几点,我们摸到栗木汽车站。那是个极简陋的小站,一栋小小的房子,一边是工作人员值班、休息的地方,另外一边是候车室。从窗口看去,里面放着几条木头长椅,靠值班室墙上挖了两个卖票的小窗口。周围灯光昏暗,里里外外一个人都看不见。天慢慢亮了,我等在窗口第一个买票,急急忙忙拖着行李、在他们嘱咐着“小心”中上了车。车顶没有行李架,包裹、箩筐、鸡鸭……跟人一起挤在肮脏斑驳的车厢里。从车窗残破的玻璃往外看,站台上两个小小人影迅速掩去。抱着提包,撑着德进的扁担,尽管周围人声嘈杂,我却突然有了一种孤独的感觉。这世间常常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我怎么也没料到,德进这条扁担后来竟然变成了我结婚的家具!

       七十年代,木材奇缺,像我们这样既无钱又没有门路的回城知青,想搞点木材作结婚的家具真是难于上青天。我们的“大衣柜”是知青老公自己做的。板料用杂志那么小块的模压纸板一块块粘成,为了遮掉拼凑的痕迹,他刮灰、打磨了好几遍,又“一鞠躬,二鞠躬”地刷好多次漆(一米八高的柜子,要一刷子到底,自然只有不停地“鞠躬”了)。方料是一个破“绷子”(用棕绳编织在中间的床垫)改的,最后中间隔板实在没有支撑物,就把德进的木扁担作了一根横梁。呵呵,幸亏我带回来的不是他那根“峨嵋月”!

       后来我师傅评上先进,到长沙来开会,住在东塘的一个招待所。我去看他,请他出来吃碗肉丝面,聊了好久。说起村里的事、村里的人,也说起德进。师傅说,他一直没有娶亲,现在过继了姐姐的一个儿子,也快成人了。师傅带去我的地址,没料想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德进的信!村里识字的人不多,也不知道是谁替他代的笔。怀着对那块土地的挂念和对德进的感激,我连忙回了信去,前后往来怕也有七八封。之后他再没有信来,我也忙自己的没再通信了。

       九十年代初,我随老公到了马来西亚。不到一个月,公司打电话来问我,江永来了一封特快专递,要怎么处理。我们公司有外贸业务,国际电话和传真都还方便,我就请他们传真给我。一看,竟是德进儿子写来的告急信,说德进住院,要借两千元救命!我连忙告诉老公,尽管当时两千元对我们来说已是很大的数字,但他说:“两千块救一条命,值!”我们马上打电话到长沙,请家人凑齐钱电汇过去了。  

       93年,有事去广西,我们特地抽出一天,绕道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我俩下放的村子相隔约20里,为了赶时间,我们找原来水库宣传队一个当地队友借了两辆单车。在那个留着我很多难忘记忆的小村里,久别的社员极其热情,乡情还是那样的纯朴厚重。但我没有看见德进,听说他搬去附近的廖家岗住了。

       傍晚踏上回程,我们感慨地谈着山村依旧、人事已非的第二故乡,忽然看见远远小路口上一个瘦瘦的身影。德进!我直觉地感到那是德进,果然是他!还是那样黑瘦,还是那圆鼓鼓的眼睛,还是那安静沉默的笑容;可是背已经微微弯曲,头发也已花白了,空落落在夜风中飘着的衣服里,显然已经不再是当年挑500斤的强壮身体!我不禁有些感伤:“你的身体都好了么?生活过得还好吗?”“好,好,我听说你回来了,就走啦?”他说着垂下眼睛,似乎又红了脸,黄昏里看不清楚了。“是啊,这次没有时间了。这是我老公。”“哎,好,好。”德进嗫嚅着:“多谢你们……我住院……现在……”我忙打断他:“别放在心上,人好最要紧,你自己要好生养息啊!”他递过来一个小包:“路上吃。”我们连忙道谢接过来,摸得到是一包花生米。怕他尴尬,也怕天晚,我们赶快告别了。

       夜风中,德进小小的身影一直伫立在小路口,老远老远还看得见。

 

                                                                                       2013.1.27完稿于花生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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