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四）
中共三大及三大前后
本节要点：
1）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加快了与国民党的合作，而《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却为国民党打击中共事先准备了子弹。
2）三大《宣言》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又强调中共的独立性。
3）陈独秀继续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4）中共三届一中提出了“鹊巢鸠占”、“借鸡生蛋”的战略方针。
5）苏共的影响扩大到了孙中山国民党的“顶层设计”。
三大之前
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而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中共“唯一之伙伴”，“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互相配合行动是必要的”，不过中共 “无论如何不应当与它（国民党）合并，不应当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已的旗帜”。
同月，越飞在上海会晤孙中山，随之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宣言》共有四条：1）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完全同感，认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越飞向孙中山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在马林的协助下，越飞为孙中山争取到了二百万金卢布（十九世纪末沙俄发行的金本位货币）的援款）。2）依孙中山的要求，越飞重申了一九二0年九月苏俄对华声明，即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双方同意中东铁路之管理，应“由中俄兩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兩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4）越飞宣称“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脫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中山“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从外蒙撤退。……中国北京现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釀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宣言》的第一条为苏俄政府急于笼络孙中山的权宜之计，然而“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文，为四年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清党”、“分共”提供了依据。
苏俄政府从来不觉得它的具有不可调和的两重性的外交政策有什么不妥：他们一面与执政的当局办外交，另一面又积极支持旨在推翻现政府的反叛势力。他们两头下注。
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开始兴起，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全国共爆发罢工一百多次，罢工人数达三十万以上，其中声势和影响最大的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的京汉铁路总罢工造成了全线一千二百多公里瘫痪。二月七日，吴佩孚撕下“保护劳工”的面具，血腥镇压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以及其他各站的罢工工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为了保存力量，根据中共分工领导工运的张国焘的指示，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在二月九日联合下令复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中国工运陷入低潮。
在镇压京汉铁路罢工的同时，吴佩孚下令通缉在北京的陈独秀和马林等人，北方的形势急转直下。二月十五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开会决定中央局迁往上海避险，这一动议随即被付诸实施。
恰在此时，广东的情况逐步好转，革命力量可以公开活动，这促使一贯鼓吹国共合作、以前就主张中共将中央驻地移到广州的马林旧话重提。中共又一次采纳了马林的建议，于四月底将中央机关迁到了广州。
然而孙中山自一九二三年二月回到广州以后，重建大元帅府，埋头于军政事务中，并不认真考虑国民党的改组，对马林加紧改组国民党和加强政治宣传的提醒和敦促置若罔闻。马林于是试图通过那些“跨党”的中共干部去影响国民党，“促进国民党的新生”。他建议陈独秀等向孙中山建言，要求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组建新政府，建立新军队，以促进全国性的国民革命。而孙中山坚持当务之急是建立自己的武装，并认为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当时孙中山唯一关心的只是控制广东，他并不乐于接近共产党人，更不允许身为国民党员的中共领导人公开批评国民党。这使中共中央越发感到困惑，他们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不能轻易与国民党弄僵关系，又无法对国民党的政治缺陷视而不见。
五月间，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四月训令”，要求中共立即进一步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三大
中共于是遵命在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东山临时租赁的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了三大。与一大和二大偷偷摸摸全然不同，三大不用担心受任何干涉。在大会之前开了两天预备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张太雷和向警予等在马林的指导下分工起草了宣言、修正党章以及各项决议案。
出席三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张太雷、恽代英、陈潭秋、项英、李立三和向警予等近四十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有十七人），代表全国党员四百二十人。马林理所当然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报告认为二七罢工的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承认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报告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指西湖会议）的人。……从这时起，我们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而以后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当前形势”。
三大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和政治上的独立。大会强调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把国民党改造为左翼政党；第二，在中共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中共党内来。三大确定了中共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企图投机取巧、浑水摸鱼的机会主义路线。
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等七个决议。
大会选举出由九名正式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和五名候补委员李汉俊、邓中夏、徐梅坤、邓培、张连光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委随即又选出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和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九月补入王荷波）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并负责中央的日常事务。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三部门，毛泽东兼管组织，蔡和森负责宣传兼《向导》的主编，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另外，四名中执委委员李大钊、谭平山、项英和朱少连分别派驻北京、广东、湖北和湖南。张国焘因为不能跟马林和中央保持一致，被排挤出了中央局。毛泽东在三大上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他在会上提出了农民运动的问题。
中共三大《宣言》和三大修正《党章》
瞿秋白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比二大《宣言》简洁得多，而且稍微多了点人间烟火气。不过“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云云，还是让人头晕目迷。
《宣言》指出：当前民众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政局纷乱，兵匪猖獗，因此非“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之国民革命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国民党应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的是国民党常有两个弊病：期望外国援助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的宣传。
中共希望社会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注军事的旧观念，十分注意对民众的政治宣传，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和政治的状况，中共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六章三十条。它基本上照搬二大党章原来的框架和内容，只有个别条文的改动，如第一次规定了新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党章还分别规定了候补党员和正式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三大以后
七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
七月底，因为与孙中山的合作发生了诸多不快，中共在广州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共中央又迁回上海。无论如何，相比而言，上海的外国租界是中共最安全的藏身之地。
八月，苏共指派鲍罗廷（Mikhail Borodin。一九二四年八月—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华工作，为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主要操盘手。鲍罗廷被毛泽东指为继陈独秀之后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第二号罪魁祸首。一九四九年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间谍案牵连，鲍罗庭被指控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入狱，并被流放西伯利亞，一九五一年五月死于雅尔库茨克附近的劳改营）担任苏联政府驻广州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九月下旬，鲍罗廷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中共其他负责人。
十月六日，鲍罗廷抵达广州。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任命廖仲恺和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和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委，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筹处改组事宜。
十一月初，维经斯基再度来华，接替即将返俄的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表示，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过分看轻中共、牺牲中共独立的做法。
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信的精神，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共要通过党团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这时中共的战略方针是更富有进取性的“鹊巢鸠占”、“借鸡生蛋”。
十一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应该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还有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应该是“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民生主义应该是“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这些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原则。利用孙中山对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迫切渴望，苏俄将其对中共的影响扩大到了国民党的“顶层设计”。
十二月，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