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十五）
中共第五任最高领导人张闻天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一九四三年三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从一九三八年九月起就自行退居二线，仅仅挂名了）。
本节要点：
1）跟他的大多数前任陈独秀、瞿秋白和博古一样，张闻天本质上也是个文人。
2）张闻天实际上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仅三年半，即使是在那段时间里，因为有限的资历、经验、能力和威望，他也并无实权。
3）张闻天因不赞成毛泽东欲娶江青一事而逆了龙鳞。
4）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又一次严重冒犯毛泽东，从此再无出头之日。
5）在文革中审查“六十一人叛徒案”时，张闻天拒绝对刘少奇落井下石，主动承担当年批准薄一波等履行国民党监狱当局的释放手续、在“反共启示”上签字的责任，表现了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罕见的担当精神。
张闻天（一八九九－一九七六）出生于江苏南汇县祝桥镇一殷实农户。他在党内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Измайлов）最后两个音节的谐音“洛甫”知名。
张闻天早年先后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小学和惠南小学就读。
一九一五年，张闻天考入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两年后因体弱退出。一九一六年进浦东中学，一九一七年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他在此时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开始左倾。
张闻天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时开始文艺创作和翻译。他研究过歌德、泰戈尔等，甚至还写过长篇小说。他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并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社会问题。
一九二0年七月，张闻天与沈泽民一同留学日本，学习日语并自学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次年一月，张闻天回国，八月任中华书局编辑，与田汉曾为同事。
一九二二年一月，张闻天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文中说：“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早感到不安，不过用什么方法去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八月，张闻天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勤工俭学，曾选过几门课程，不过未正式注册。
一九二四年一月回国后，张闻天仍回中华书局当编辑。不久受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邀，于十月入川担任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英文教员，与萧楚女等为同事。
一九二五年五月，因宣扬革命，张闻天与萧楚女等一起被重庆卫戍司令部勒令离川，被迫返回上海。六月，张闻天经沈泽民等介绍加入中共。十月，张闻天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因为俄语较好，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张闻天在一九二八年九月被选拔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在那前后，张闻天以“刘云”的笔名与吴亮平合译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以及由李敬永翻译、经他校订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在莫斯科发行中文版。
一九三0年五月十九日，张闻天发表《论两条路线的斗争》，强调各国共产党不仅要反对党内的右倾，更要反对党内的“左”倾，锋芒直指李立三与“立三路线”。
在莫斯科错综复杂的苏共党内权斗中，张闻天一直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据说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高。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莫斯科留学了五年多的张闻天回到上海，旋即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十月，张闻天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张闻天指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鼎等是反动、反革命的“抗日军阀”，提出中共的策略是“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号召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甚至呼吁“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
一九三三年一月，张闻天化装成富商，一路由人护送，从上海坐船到汕头，又坐船到大浦，再坐船到广东福建交界处，上岸后经上杭、过长汀，最后到达瑞金，随即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中央局的宣传部长和瑞金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等职务。
在博古发动的反罗明路线运动中，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一文，为罗明的观点定性。此后，博古批判“江西的罗明路线”，张闻天又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等文章，为博古的路线斗争摇旗呐喊。
一九三四年一月，张闻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二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下辖十二个部。原来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分掉了他一半的职权）。
广昌失守后，张闻天在军委一次会议上批评博古和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失误，从此与博古产生隔阂。八月，中央苏区机关驻地沙洲坝遭国民党飞机轰炸，中央机关被迫搬迁至瑞金云石山，此后，张闻天开始与毛泽东走近。
长征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等一同编入红章纵队，三人在行军途中频繁交流，结成了反对博古和李德的同盟，人称“小三人团”。毛泽东争取到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两员主力大将，不仅在随后的遵义会议上战胜了博古，而且奠定了以后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打垮张国焘的基础。至于以后的打垮王明，更是水到渠成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在二月被安排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第五任最高领导人。
张闻天曾有把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的想法。
红一、四方面军六月会师以后，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北上甘北宁夏路线，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路线。
九月十日毛泽东等与张国焘等分道扬镳以后，张闻天主持在十二日举行的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十月，张闻天随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十一月三十日，他与刘英在瓦窑堡结婚。他们的婚事是毛泽东等人撮合的。
十一月二十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的土地会议上作报告，称中共在农村中的路线是消灭地主，反对富农，联合中农，依靠贫下中农，按人口平分土地。
十二月，张闻天主持瓦窑堡会议时，对毛泽东作的军事报告提出批评，因为毛泽东没有把保卫根据地列为首要任务，而强调打通国际通道。瓦窑堡会议决议确定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在红军于一九三六年进行东征和西征期间，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合作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张闻天对中共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起初不甚乐观。他曾向张国焘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面奔走，并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
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的次日，在讨论对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而张闻天的通篇发言里不提到反蒋除蒋审蒋，反而主张“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正统”，“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他强调“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十四日夜的急电里毫不含糊地谴责张学良的轻举妄动，指示中共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在随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遵命行事。张闻天就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作出说明，申明：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理由是“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他还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张闻天秘密前往西安，与周恩来、博古等商议妥善处理西安事变的办法。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闻天主持了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一月底，王明、康生和陈云等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张闻天主持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该会议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王明临行时的交代，改组书记处，增补王明、陈云和康生为书记，实行集体领导。之后，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主党，毛泽东主军，王明主统战，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
一九三八年五月，张闻天就任新成立的马列学院院长。
八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即中共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而当时毛泽东只是军委主席，张闻天要把总书记的职位让给毛泽东，可是毛泽东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于是张闻天就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他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听毛泽东的决断。
一九三八年秋天，毛泽东要跟江青结婚，中央和地方都有人非议，他们向张闻天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工作。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经过反复考虑，他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据说毛泽东读完后当场把信撕了，大声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毛泽东果真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被邀之列。此后，他们两个的关系就越来越僵、越来越疏远了。
十一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 张闻天曾提出，应“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但毛泽东还是拒绝处理这个问题。全会之后，中央的一些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可以说，这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手里了。
一九三九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由张闻天担任书记。
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以后，张闻天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主要搞宣传教育。他是《解放》周刊的主要负责人和《共产党人》的编辑。为开展国际宣传，他于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创办了用英、俄、法三种文字印发的刊物《中国通讯》。不过，因为毛泽东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务的人，所以中央一般日常工作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他。
一九四0年三月周恩来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Dmitriy Manuilsky）的话，说张闻天是中共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在批判王明在内战时期的错误时，毛泽东指责张闻天也有责任，他说张闻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张闻天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尽管毛泽东曾当着众人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称张闻天妻子刘英为“娘娘”。张闻天对整风运动有抵触情绪，在运动期间，他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写了《出发归来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张闻天与毛泽东党内最高职务的交接过程正式完成。张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
此后，张闻天在陕北从事经济发展状况调查、研究国内外形势和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
一九四五年六月，张闻天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去东北从事地方工作。在陈云的主持下，他参与起草并与陈云、高岗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报，建议东北应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不宜将注意力过多集中于大城市。
一九四六年五月，张闻天到佳木斯就任中共合江省省委书记。此后，他主持合江地方政权建设、剿匪和土改等工作，后又兼任合江军区政治委员。
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左”的倾向，发生不少过激行为。对此，张闻天下令合江地区的报纸禁止转载“左”的经验，并起草了《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工商业的指示》以保护合江工商业。
一九四八年五月，张闻天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此期间，他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出“五种经济成分”的观点。毛泽东肯定了该《提纲》，并将其转发全党，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一九四九年三月，张闻天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四月，他被调任辽东省省委书记和辽东军区政治委员。
一九五0年一月，张闻天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取得联合国席位而未赴任。
一九五一年四月，张闻天任中国驻苏大使，空前绝后地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担任驻外大使。那时大家甚至不知道驻外使馆的日常工作是什么，张闻天出任大使以后，经过调查研究和躬身实践，摸出了路子。
一九五四年，张闻天随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九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九五五年一月，张闻天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认为世界的趋势是和平的，中国起码能争取十到二十年的和平，而十到二十年的和平争取到了之后，世界大战就更难爆发。毛泽东则一直强调战争和备战。其间张闻天倡议建立了外交学院以培养外交干部和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张闻天夫妇主动悉数上交了在苏联结余的十二万卢布。
一九五六年九月，张闻天当选为中共八大政治局候补委员。
一九五九年七月，张闻天参加了庐山会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首先肯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方針是正确的，接着指出了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现在看來有些項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沒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彭德怀认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七月十九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呼应彭德怀。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华东组作了三个小时发言，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张闻天强调应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探讨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反对不讲条件、不合乎实际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强调“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在党内民主生活上，“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为此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事先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他们在七月二十日分别打电话给他，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不讲为好，而张闻天执迷不悟。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原本准备“纠左”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彭德怀的信逐条进行驳斥，从反“左”到反右，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张闻天转眼被毛泽东戴上了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张闻天跟黄、张、周根本就没有什么交往）。
会后，张闻天曾到毛泽东下榻的“美庐”外请求召见，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不久之后，张闻天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全文为：“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在全信满是讥讽的五百多个字中，有两句话对张闻天是致命的，一句是说张闻天发言中的那些材料“尽是假的”，另一句是说他“旧病复发”。
八月二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参加人数几乎是刚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会场改在庐山人民剧院。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而且再一次重翻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路线问题老账。
张闻天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然而事实上，温暖的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集中批斗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与追查子虚乌有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张闻天被免去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人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许多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的夫人、一九二五年入党的长征老红军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险些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英给毛泽东写信求情，毛泽东批示：“刘英的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处理有所分别”，刘英这才得以免掉了“分子”，被定为“严重右倾”，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帽子、定性为“坏学生”后退学。一九六二年二月，张虹生通过王震的关系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在那里犁了十多年的地。
一九六0年十一月，张闻天被分配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这本是张闻天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他希望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能于民于国有益，所以直到文革发动之前，他写成的读书笔记差不多都要送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而毛泽东起初还批给中央其他常委、书记处书记传阅，后来就连看也不看了。
一九六二年一月，张闻天出席七千人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此后前往江苏、浙江、上海和湖南等地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结束后，他写出了调查报告《集市贸易意见书》。
在九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批判彭德怀、张闻天和习仲勋等。会后，张闻天被剥夺了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文件的权利。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张闻天参加国庆庆典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毛泽东短暂交谈。这是他的政治生命的回光返照。
文革初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张闻天被多次批斗，其中一次持续了五个小时，在拽来拽去拳打脚踢中，他鼻青眼肿，衣服扣子全部掉光。还有一次是与彭德怀同台遭批斗。
张闻天有十六本日记，记录了从庐山会议以后到经济研究所的经历，文革抄家时被封存后据说遗失了不少。
在调查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张闻天大义凛然，高风亮节。
一九三六年三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从延安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痛感因为华北中共组织多年连续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奇缺，根本无法适应华北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告诉刘少奇，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通常称为草岚子监狱）里目前关押着在一九三一年前后被捕的六十多人，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和杨献珍等，这批干部在狱中历经考验，坚贞不屈，是中共的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军进攻华北已势不可免，一旦这批干部落入日寇之手，定然凶多吉少。柯庆施进一步告诉刘少奇，这批干部的刑期多数已满，只是如果不履行一个签署公开的“反共启示”的手续，就不能出狱。柯庆施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当局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紧缺的困难，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赞成柯庆施的意见，立即请示中央。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马上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商量，并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六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随即把这事交由柯庆施执行。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通过关系给监狱党支部秘密送去一封信，大意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担任狱中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疑虑重重，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于是在同少数骨干商议后，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北方局送信到狱中三个月以后，仍不见回音。刘少奇决定通过关系给狱中党支部送去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和张友清。他们同骨干们讨论后，准备将中央指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的意见。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狱中支部终于判定履行出狱手续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建议，交全体党员讨论。讨论结果绝大多数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从九月上旬起，安子文、薄一波和刘澜涛等几十名中共党员，分作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陆续出狱，他们的公开声明如下：“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北平军人反省院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需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出狱后这批人被分配到山西、河北和天津等地工作。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共准备召开七大。薄一波作为七大正式代表，从晋冀鲁豫解放区赶到延安，参加统一的学习和审查。当时，他还是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刘伯承）。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两人。薄一波到延安的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五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之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一九三六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出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他们符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曾当面对薄一波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文革中，为了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中共中央颠倒黑白、制造假证，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人的出狱，诬陷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去“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经毛泽东同意，同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声称：“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这批人中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不但这四十人惨遭迫害（十几个人死于非命），他们的家属、亲友和老部下几乎悉数受到株连，受审查受迫害的人成千上万。
最早发现薄一波等人的“反共启示”的南开大学红卫兵曾向张闻天查问那批人出狱的问题。由于事隔多年，张闻天为了慎重起见，将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写了封信，请他查阅中央保存的档案，以证实当时的情况。后来他又给康生连写了两封信，均杳无回音。张闻天无奈，只好决定由他个人负责，他写道：“六十一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知道的”。
于是，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起，张闻天在寓所内被北京卫戍区武装“监护”了五百二十三天。其间张闻天与刘英被分屋关闭。一九六九年十月“紧急疏散”时，他们夫妇才得以重逢。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他俩带着十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开始了在岭南的流放生活。他们住在广东肇庆军分区大院位于一个半山坡的平房里。因为上面规定，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张闻天就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在那里，他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去看，每月得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刘英说，那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
九一三事件后，张闻天开始撰写《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一组理论文章，批评极左路线和文革的错误，阐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的看法。在文稿中他写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就是不可容许的糊涂和欺骗！”针对文革中打倒一切的做法，他认为，把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给党造成极大的危害”。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诬陷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那更是混淆敌我，是对党的严重破坏”。
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张闻天夫妇的工资待遇，并发还了他们的存款。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信是托王震转呈的。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完来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闻天又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还是不得许可。一九七五年四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终于获准。八月，张闻天迁居离故乡一百三十公里的无锡。然而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他曾几次被送医院抢救。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晚，张闻天突发心脏病去世，終年七十六岁。
当局不准为他开追悼会。刘英送的花圈上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他的骨灰盒上的名字写着“张普”。骨灰盒锁在无锡公墓办公室的一个木箱里，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内，不准进正厅。他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储藏室里。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张闻天追悼大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张闻天在台上时人缘不佳。一些人背后称他是笑里藏刀的“白脸奸雄”。当初西路军失败后，一些将领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对他们说，只要人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有人就可以干出一番事业，而张闻天却严厉地批评人家。
张闻天发妻卫月莲，育有二女：张维英和张引娣。
第二任妻子是张闻天一九二八年在苏联娶的苏联红军后勤部办事员安娜·古尔宾斯卡娅（Anna Gulbinskaya），育有一子（一九三一年张闻天回国时，古尔宾斯卡娅和他的儿子留在苏联，孩子于一九四一年死于战乱）。
第三任妻子刘英，育有一子张虹生。张虹生于一九三九年冬生于新疆。当时刘英在从延安借道新疆去苏联的途中，刘英把他委托给陈潭秋照顾。一九四二年底盛世才监禁了陈潭秋等人以后，张虹生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三十多个孩子也被关进了监狱。不满三岁的张虹生是全中国年龄最小的政治犯。他在十岁时才在东北见到张闻天。他一生中跟父亲相聚的日子不过四、五年。
张闻天夫妇在一九六一年从山东的一个孤儿院领养了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