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十四）
中共第四任最高领导人博古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任中共临时政治局（或称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一月后为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一九三四年一月—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本节要点：
1）几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古得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纯粹是因为他一贯紧跟斯大林—米夫—王明路线。
2）在主政中共中央的四年里，博古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忠实尽责的代理人。
3）因为不能胜任军事指挥的重担而无法服众，博古在长征途中被逐渐边缘化。
4）博古在延安整风中被翻旧账扣帽子，因为睚眦必报的毛泽东要出他自宁都会议以后一直憋着的那股恶气。
博古（一九0七－一九四六），本名秦邦宪，原籍江苏无锡，出生于浙江杭州。秦氏是无锡望族，博古是北宋词人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无锡寄畅园又名秦园，自一五二七年左右起一直是秦氏祖业，直到一九五二年献给国家。博古之父是清末举人，曾任浙江长兴县统捐局局长等职。博古为化名，乃其俄语名字“博古诺夫”（Boryhob）前两个音节的音译。
博古九岁时丧父，三兄妹与母亲朱氏相依为命。
一九一四年，博古进秦氏公学启蒙。次年进无锡第一国民初等小学，后转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
一九二一年，博古考荣巷公益工商中学商科不中，旋即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即苏州工专）纺织科，其间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和《创造周报》等报刊接触了大量新思想。
一九二四年一月，博古加入由无锡在外埠读书的学子组成的锡社，并主持苏州委员会。是年夏，博古参加由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发起组织的中国孤星社。从八月起，少年博古开始在《孤星》、《锡报》、《血泪潮》以及锡社编印的《无锡评论》等报刊上频频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庸俗世态，宣扬新文化、新思潮。博古弄文舞墨的秀才气从那时起初露端倪。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身为苏州学联负责人的博古在苏州工专召开声讨大会，接着率二十多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因全身心投入学生运动，博古劳累成疾，最终只能从苏州工专肄业。
七月，博古被推选为锡社执行委员和组织部主任。八月起主持编辑《无锡评论》。
九月，博古考入瞿秋白任系主任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听过邓中夏、恽代英等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十一月，博古加入中共。
十二月，上海大学出版的《中山主义》周刊发表由博古记录的瞿秋白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和恽代英的《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的演讲辞。
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海大学中共组织推荐博古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当宣传部干事。十月六日，淞沪警察厅以该党部“为赤化张目”的罪名逮捕了包括博古在内的三十余人，不过因未能搜查出真凭实据而在翌日将他们释放。
同月，博古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久通过考试，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共批准，博古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就相继与托洛茨基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斗、与布哈林和李可夫斗，中国留学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苏共权力斗争的漩涡。一九二七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因公开支持托洛茨基、敌视斯大林而被解职，那时斯大林的红人、副校长米夫正在中国指导群众宣传和党建，于是由深受学生喜欢的教务长阿古尔（Agoor）代理校长，主持学校工作。阿古尔看不起学校里苏共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Sednikov），双方钩心斗角，中国学生分成了以俞秀松、董亦湘等素有声望的中共老党员为首的占多数的“教务派”和以王明为首的占少数的“支部派”。
王明比博古早一期到中山大学，是中山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因为深得米夫的器重，他毕业后留校当学校秘书，并以米夫的翻译的身份参加支部局的工作。王明和他周围的人支持谢德尼可夫，博古是这个小圈子中的骨干之一。
一九二七年六月底的学期总结会议上，“教务派”和“支部派”互相攻讦，“教务派”斥责党务工作一塌糊涂，“支部派”控诉教务工作杂乱无章。米夫回来以后，采纳王明的意见，支持“支部派”，并联合对权力斗争恼火的第三势力，搞垮了“教务派”，不久米夫被提升为校长。
十一月七日，中山大学学生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游行，在经过红场列宁陵寝接受斯大林和其他党政要人的检阅时，一些人突然高呼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口号，让斯大林震惊之余勃然大怒。他命令米夫彻查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经过几个月的调查，那些公然造反的骨干分子被放逐回中国，罪行较轻的有的留党察看，有的送去工厂劳动改造。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信心破灭而怀疑一切，并不一定是托派分子，只是对斯大林和苏共有怨气罢了。
一九二八年初，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少共支部局的一些人对学校支部局工作不满。校支部局以蔑视党的领导为名，给他们扣上“先锋主义”帽子，并改组少共支部。因为聪明好学、俄语出色，博古被指派担任由向忠发率领的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四大的中国工农代表团的生活翻译四个多月，接着又被苏联国家安全局（格伯乌）借去帮助审讯所谓的“华侨反革命案”一个月，所以他一开始没有卷入这次派系矛盾冲突。在赤色职工国际四大期间，博古结识了中共代表团成员、无锡纺织女工刘群先，两人随后相恋，并于一九二八年五月结婚。
一九二九年夏初，中山大学召开党员大会，会议开了十天，因此也称“十天会议”。王明那时远在国内，没有参加。大会的争论焦点是支部局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大多数党团员则说支部局执行了“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的认为学校的中国革命问题教材不切实际；有的埋怨学校党组织把中共党员降为苏共候补党员不合情理；有的批评王明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等等。
在“十天大会”的第十天，支部局把一个《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提交大会表决，因为整个团支部局除陈昌浩之外，所有成员都是反对王明一伙的，所以表决的结果，举手赞成的仅有二十九人，而苏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以区委的名义命令大会结束，那个决议案居然算通过了。在这之后，大家将王明、博古那伙人讽刺地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那个不完全可靠的名单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盛忠亮（后被捕叛变）、沈泽民、陈昌浩（文革中自杀）、张琴秋（文革中自杀）、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后被捕叛变）、王盛荣、王云程（后被捕叛变）、朱阿根（后被捕叛变？）、朱自舜、孙济民（后被捕叛变）、杜作祥、宋潘民（苏区肃反时被杀）、陈原道、李竹声（后被捕叛变）、李元杰、汪盛荻（后被捕叛变）、肖特甫、殷鉴和袁家镛（后被捕叛变？）。那伙人有时又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半个是徐以新，他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只是共青团员，而且观点动摇）。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博古考取中国问题研究院研究生，同时还担任校内工人班政治常识教员、党的指导员及教务处翻译。同年底，中山大学开始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在中国留学生中间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博古他们组成的“革命法庭”把一些被控犯有“充当民族资产阶级走狗”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等罪行的学生送到西伯利亚伐木或挖煤。还有许多人被长期拘押，命运不得而知。
博古于一九三0年五月借道法国乘船回国。抵达上海后，他与王明、王稼祥等老同学重逢，随即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参与编辑《劳动报》和《工人小报》。
五、六月间，王明在沪西参加一个群众大会时被捕，不过没有被警察局认出。他急于出狱，买通了一个印度巡捕去给他的好友、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中共中央宣传秘书潘文玉送信求救。王明的求教暴露了一个中共地下机关，连累大部分机关都不得不立即搬家。王明不久获释，他写信给米夫，谎称在狱中遭到毒打，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在脑后，米夫为之大发雷霆。
当时的向忠发/李立三中央盲目崇尚暴力夺权，而王明、博古等人自以为高明，引经据典，批评中央形“左”实右，然而他们那时人微言轻，除了受到处分，对大局毫无影响。直到九月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仅仅三个月的“立三路线”，王明、博古等才得以扬眉吐气。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米夫的操控下，王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变成一切他说了算，向忠发成了他的傀儡。博古则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
三月，原上海的钢铁厂工人、团中央书记温裕成因贪污被撤职，博古取而代之。
六月二十二日，向忠发被捕投降，上海地下党系统受到极大的威胁。博古因事先得到警告而及时避开。王明则成了惊弓之鸟，他从此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也不敢住单独的私人房屋。他带着妻子孟庆树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花可观的租金租下整个一层楼，足不出户，俨然成了一个隐士，事无巨细，都交给康生和陈云去办。九月中，王明和周恩来通知博古，周恩来将去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而王明将回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负责中国党的事情”，改由博古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艾维特的直接指导下主持中央工作。这样，临时中央里最年轻、仅有六年党龄（毛泽东后来讥讽地称他为“新党员”）、回国刚刚一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二十四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一下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共产国际在十月追认了中共中央的变动。
不过，那时的上海环境太过险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博古领导的临时中央能做的事情实在有限，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仅仅起了共产国际与苏区中央局之间的桥梁作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鉴于共产国际认定九一八是日本军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序幕，博古中央提出了“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并将之作为中共的中心任务。同时，博古中央照抄苏联经验，积极推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打击地主士绅等中间阶层的“进攻路线”。
毛泽东认为博古们在不顾实际地瞎指挥，根本不把博古和博古背后的俄国顾问们放在眼里。不管是进攻城市，还是援助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毛泽东都主张中央红军应该有备而往、量力而行。他是个精明的战略家而不是个肯孤注一掷的赌徒。
仗着共产国际的撑腰，博古更不买毛泽东的帐，他说要跟毛泽东的消极怠工“做坚决的斗争”。
于是周恩来在十月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给了毛泽东一个大大的教训。
本来上海的“留守政治局”并没有多少权威，加上经济上有求于中央苏区的资助，所以三大苏区发生的重大问题，都由苏区中央局决断，往往不报告临时中央，就是报告，也只是“抄报”。宁都会议以后，博古的地位大为加强。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海地下党再次遭到破坏，政治局常委卢福坦等被捕变节，致使张闻天和陈云等险些被捕，临时中央面临空前的灭顶之灾，在上海再也无法立足。在获得共产国际批准以后，博古决定中央首脑机关整体迁往江西中央苏区。
一九三三年一月，博古、张闻天和陈云等先后抵达中央苏区。
在从上杭到瑞金的路上，博古首先接触到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罗明开口“领袖毛主席”，闭口“毛主席指示”，却没有把上海临时政治局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等精神传达到基层，让博古极为不爽。博古在苏联时，只有列宁才被尊为“领袖”，连斯大林都没人称是领袖，怎么到了中国，一个还没有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屡犯错误的人，却以“领袖”自居，并乐于听别人的吹捧奉承？（毛泽东先后受到过八次处分；中央和湖南省委都撤过他的职；他曾在两次党代会上落选。）博古更听到一些干部对中央领导的流言蜚语，如“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亲米派”、“莫斯科回来的臭知识分子”等等。到瑞金以后，他又发现中央苏区党、政、军系统各自为政，职责不明；身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躲在瑞金东面五、六里远的云石山一座古庙里小病大养，同时却专门找工作勤勉的项英的茬。于是博古着手整顿，他主持召开了上海临时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的联席会议，将两个中央合而为一，新的中央局核心小组由博古、周恩来和张闻天三人组成，他自己担任总书记。
新中央局成立以后，当务之急是立威。罗明提供了最好的靶子。
对于中共中央制定的在攻占城市后“不扰民，不扰商，税款缴国库”的原则，罗明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上杭、永定和龙岩一带开展掠夺式游击战，每突袭一地，就“坚壁清野”，把钱、粮、油、盐、布匹、香烟和煤油等洗劫一空，然后迅速撤出，又去进攻另一个小城，打一处，抢一处，丢一处，使百姓苦不堪言，而掠夺所得则概不上缴。罗明还上书妄议中央局的决定是“空洞的政治说教”，于是博古派出张闻天、任弼时和王稼祥三人负责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被组织处理，一批基层和前线干部包括张鼎丞、刘晓和何叔衡等被牵连。
另一个靶子是所谓的邓、毛、谢、古的“江西罗明路线”。
一九三一年以前，中共的活动经费大部分来自共产国际。一九三一年以后，由于东北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将援助重点转移到了东北，对中共中央的资助有所减少，中共中央的收入变成主要依靠苏区的税收以及打仗收缴来的浮财。除了日常活动开支，中央还要对白区和收入少的根据地给予接济。可是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等领导干部受毛泽东的影响，公然截留税款，连花不出去的黄金也不上缴，弄得中央财政十分拮据（如一九三二年一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关于在华工作的报告中提到，中共“经费困难，党的工作严重瘫痪”）。博古又派出张闻天去调查邓、毛、谢、古，然后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毛泽东因此觉得博古们在“指鸡骂狗”。
也许因为自己离开学校不久，博古在中央苏区花了很多精力抓教育。瑞金原来只有一所师资质量低下的中央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经博古提议，先后办起了由刘伯承任校长和政委的红军大学、先是毛泽东后是瞿秋白当校长的综合性的苏维埃大学以及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的干部学校。
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周恩来和朱德等估计蒋介石要发动新的“围剿”，最快也得到一九三三年底或一九三四年春，他们觉得在这段时间里，红军应该趁机出去开辟一些新的根据地，同时也给自己搞点“补给”，在上海的斯特恩也有同感。其间，考虑到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派德国人李德化装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担任军事顾问。一九三三年九月，李德抵达苏区。为了照顾他的生活，中共特地为他在瑞金城郊沙洲坝一块稻田的中间单独建造了一幢“外宾公寓”，还为他配了个“临时夫人”。博古决定李德列席中共中央及军委会议，并放手让李德主导军事决策。问题是李德既没有任何实战经验，更不了解中国战场的特点，遂与周恩来等人往往无法合作。
李德刚到苏区十几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蒋介石就已经调集了约一百万兵力、一千五百门大炮和五百架飞机，对各个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五十万军队分四路重点进攻中央苏区。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前德国陆军总指挥、一级上将冯·塞克特（Johannes von Seeckt）的建议，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以致被红军的运动战、游击战牵着鼻子走，被红军“诱敌深入”围歼的错误，确立了持久战与堡垒战相结合、“彻底封锁”的战略，即“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稳扎稳打，广筑碉堡，步步为营，四面围困，逐步收紧”，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背着乌龟壳打仗，不吃鱼饵，不钻套，缓慢地压缩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红军的活动空间，断绝红军的物质来源，以达到“竭泽而渔”、最后歼灭红军的目的。
因为对敌情判断失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以前没有得到充分修整，部队的分布位置也不利，面对蒋介石的新战略，指挥人员莫衷一是，博古更是束手无策。
九月，受命防守黎川的闽赣军区司令、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指挥失误后逃跑，导致黎川失守，使广昌失去了屏障。为之博古等召开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公审大会，判处肖劲光五年监禁，并开除党籍军籍（肖劲光在长征前被解除监禁，到红军大学当教员，后随军行动。一年后的遵义会议后，他率兵坚守娄山关阻击追兵，立了大功，第二天即恢复党籍军籍，后来去红三军团当了参谋长）。
正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压力越来越重之际，十一月二十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联系，希望抱团取暖、联手抗蒋。福建事变使国军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缺口，从而迫使蒋介石迅速改变计划，他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十一个师入闽，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这样就造成了“围剿”前线兵力减弱，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机会。
然而博古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博古、周恩来本来是赞同与福建政府联合的，还与之谈判草签了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共同发表反蒋宣言等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可是共产国际不同意，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代表团认为蔡廷锴等人不可信、不可靠，“李、陈、蔡与蒋之间的斗争是军阀内讧”，于是博古中央在政治上颁布了《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指责“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在玩弄欺骗民众的烟幕弹与把戏”；在军事上不与十九路军呼应配合，侧击向延平推进的蒋介石的“讨逆军”，从而错失良机。
在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到翌年一月，历时五十三天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蒋介石在平息福建事变之后，将入闽蒋军加上被改编的十九路军组成东路军，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而苏区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开始全线转入阵地防御战。
李德在十二月以统一前方指挥的理由取消了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苏区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特意把托病缺席的毛泽东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委员。
四月，国军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大举进攻，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博古在广昌南三官殿设立北路阵地野战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他自己任政委，李德任军事顾问。李德指挥部队处处设防，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加上林彪提出的“短促突击”，跟国军拼实力拼消耗打正规战。李德还曾亲临一线参加作战。
红三军团长彭德怀认为这种作战方式行不通，他再三强调：“广昌不能固守，我们必须考虑到国军的技术与装备远在我军之上”，“我们没有飞机大炮，敌军有，再坚固的堡垒也难以抵御飞机大炮的轰炸。”但是李德与博古我行我素。从四月十日开始，红军进行了历时十八天的广昌保卫战。国军七个师又一个炮兵旅，在每天三、四十架飞机的配合下，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进攻，使红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伤亡近六千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四月二十七日，国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但终究未能抵挡住国军的连续攻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博古和李德被迫下令撤退。二十八日，红军撤出广昌。
广昌战败之后，博古立即提出了及早突围的意见，并建议从西南方向突破，去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
六月，在得知政治局作出了要转移去湘鄂西的决定以后，毛泽东找到博古，表示不同意中央的决定。他劝博古应该坚持留在中央苏区，因为这块根据地是五年来苏区军民艰辛创建的，来之不易，现在要撤退，就是背叛，就是右倾逃跑主义。毛泽东说他不走，他在这里人熟地熟，他不怕。他的计划是“打圈圈”，即用兜圈子的办法把蒋介石的主力引开，化解围剿。博古反问道，既然是兜圈子，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一带兜呢？为什么不能兜得远些，跳出蒋介石的手掌心呢？他举出红四方面军的例子：他们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往西突围，转战三千里，于十二月到达川北时，只剩下了约九千人，可是因为脱离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得以顺利开辟了川北根据地，部队壮大到了六、七万人。
七月初，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转移的决定。
七月，国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李德和周恩来命令“分兵把口，全线防御”。然而由于兵力分散，反攻时兵力不足，难以歼灭敌人，防御时则易被各个击破，结果六路防线被全部击溃，节节防御变为了节节败退。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召开了在苏区的最后一次会议，朱德和李维汉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闽粤赣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和留守部队司令兼政委；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会议通过了李维汉提出的中央机关领导和干部去留安排的原则和方案。
九月，博古基本确定了留在苏区的干部名单。
九月下旬，毛泽东离开他长期休养的古庙，与正在集结待命的红一军团的干部频繁接触，连夜找人谈话，还开座谈会，然后写信给博古，说他要留下来，跟陈毅一起打游击，不过要求把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九军团的一个师留下。毛泽东在信尾保证说，在两三年以后，中央苏区和留下的红军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归来。
博古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说不行，一是已经决定留下项英，如果毛泽东也不走，项英的工作不好做；二是九军团变动太大，会牵涉大转移的整体部署。
周恩来花了一整夜说服了毛泽东改变主意。
在策划大转移时，博古再三强调严守秘密和轻装上阵，他要求一切不便于长途行军作战的人和物，统统就地疏散、转移、隐蔽，或交给留守部队处理。可是毛泽东不同意分散机关人员，他建议把机关人员集中编队；对于物资设备，他提出了含糊不清的“择要随行”的原则。在周恩来和张闻天的支持下，毛泽东的主意被采纳了，于是中央红军成立了红星和红章两个纵队，背上了军委机关、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机关的大包袱，人称“两顶轿子”。
十月初，中央苏区兴国、宁都和石城相继失守。十月七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十月十日，中央红军主力与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分头从瑞金等处出发，开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
博古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以致国民党一直按部就班地“乌龟爬”，直到十一月十日占领瑞金以后才确知红军主力早已撤离。指挥江西剿共的陈诚事后感叹说：“剿共数年，卒使共党分子数万突围，这是我们的失败”，“竭数年之力，糜巨万之饷，劳百万之师，……渠魁如朱、毛等，尽皆漏网，遂使九仞之功，亏于一篑。……这让我们当时有责之人，真不知应何以自处！”
不过红军在时间上的优势很快就消失了。
这支庞大的队伍将苏区各个机关、工厂和银行所有值钱的家当都放在了骡、马和驴的背上，即队伍里有一大批运载物资的牲畜，驮着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和医院等的机器设备，还有五千多名挑夫，挑着苏区的各种“坛坛罐罐”，拖拖拉拉，不慌不忙。博古屡次命令抛弃辎重、合并红星和红章纵队，却都遭到随这两个纵队行军的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小三人团”的抵制。
后来挑夫都逃光以后，那些“坛坛罐罐”成了随红星和红章纵队一起行动的八军团的负担，他们三天只能前进一百来里。为了保卫这两个纵队，九军团也被拖着无法走快（据说，前方战士为此把红章纵队称作“混帐纵队”）
怀着西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中央红军在湘江试图冲破国军的第四道防线时，由于行动迟缓、秩序混乱和敌机的狂轰滥炸，损失了三万多人，加上在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的伤亡和逃跑，红军的人数锐减到了三万余人。
当看到湘江两岸滩上被敌机轰炸扫射打死的成片的士兵的尸体时，博古悲愤地大声说：我算一个什么“统帅”？最高三人团下的命令，一次又一次被“小三人团”挡回来，到底谁听谁的？他又说：“我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枪毙了。……总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这笔帐的！”
但是，在十二月十一日在湖南西南边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的有所有随军同行的中央负责人参加的历时仅一个半小时的“飞行会议”上，博古在斟酌利害以后，还是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继续西行前往贵州黎平而没有听取李德转向北上的意见。李德的影响力从此一落千丈。
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李德认为入黔之后可以北上然后转东进入湘西实现跟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多数人则赞成毛泽东继续向黔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博古接受了多数人的意见，并决定撤销早已溃不成军的八军团，将其剩余人员编入五军团；撤销红旗和红章纵队，其中能作战的充实一线部队，没有战斗力的重新编组为中央纵队；彻底扔掉所有的坛坛罐罐。“两顶轿子”出发时有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六人，这时只剩下了一千九百八十人，除去五千挑夫，净损失七千五百六十六人，损失率高达将近百分之八十（不过好像所有的要人以及要人们的妻子都完成了长征！）。
一九三五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的猴场又开了个一个多小时的短会，确定了渡过乌江后“首先占领遵义城，以遵义为中心开展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的战略。
一月十五—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和李德为他们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犯的错误遭到严厉批评。博古承认自己对红军的巨大损失和苏区的丧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博古就此威信扫地，不过暂时还挂着总书记的名义。
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他协助周恩来指挥行军打仗。
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在贵州毕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周恩来建议“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张闻天想当总书记，而他是六届五中选出来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他又是莫斯科回来的，在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于是张闻天就取代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日下午，博古交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的印章和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以及装着中央文件的挑夫担子，通过周恩来转交给了张闻天。
博古随即把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潘汉年找来，向他说明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以及他卸任给张闻天的事。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移交三颗印章和几箱文件的事，更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汇报，让其批准。因为当年他在上海和王明分手时约定的秘密联络人只能是潘汉年，所以要潘汉年去莫斯科。为了预防万一，博古跟周恩来商量，让陈云也去，两人分头出发。
潘汉年和陈云先后到了上海，又先后以押运员的身份搭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再坐火车去莫斯科。潘汉年在九月抵达莫斯科，向王明汇报了一切。共产国际在十月二日批准张闻天为中国临时负责人。不过这个消息直到十一月初才由张浩带到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土城失利以后出色地指挥了“四渡赤水”。不过在三渡赤水时，因为不了解敌军的动向和毛泽东神机妙算的内幕，许多人对“打脚仗”不满，以为是在走冤枉路，林彪因此还写信给张闻天，要求撤下毛泽东，换上彭德怀。是博古从中做工作，才将事情平息下去。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黑水会议决定博古继续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
中央红军在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博古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后又兼任外交部部长）。他与林伯渠合作治理地区的盐运和赋税问题，还领导党务委员会的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和郭洪涛五人小组解决了当地的肃反问题，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张秀山和马文瑞等一大批人。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三人赴西安，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博古负责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工作。其间博古领导成立了陕西省委，并创建了红中社西安分社。红中社不久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那是博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挥才干、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期。他曾对潘汉年说：“看来毛泽东不会太为难我”。
一九三七年二月，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六月，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先后赴上海和庐山，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其间博古起草了《共赴国难宣言》（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他负责对外联络、统一战线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党建。之后他又被派赴南京参与国共合作谈判，担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博古参与恢复和重建了南方十三省的中共组织，组建了新四军，营救了被国民党拘押的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博古出席了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加强中共对南方各地抗日活动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当选为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任书记。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携妻子与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博古应召自南京赶往延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党的工作。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合并，由王明任书记，博古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十二月二十一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同蒋介石等进行会谈，决定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中共代表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和张冲。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博古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这是中共第一张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也是中共在南方的主要舆论阵地。
六月，博古成为国民参政会七名中共参政员之一（其余六名为毛泽东、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和邓颖超）。
九月，王明、周恩来和博古离开武汉回到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彻底失去了话语权。中共中央长江局被撤销，在重庆新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和董必武等任常委，周恩来任书记。博古在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同时，负责领导社会部和国际问题研究室，还兼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
一九三九年七月，因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倒，手臂骨折而去苏联疗养，博古从八月二十七日起至一九四0年五月底担任南方局代理书记，负责南方国统区的地下党工作。
一九四0年十一月，由于国共双方摩擦加剧，中共开始陆续撤回南方局，博古返回延安并与张越霞结婚（刘群先在一九三九年赴莫斯科治病，两人应该没有离过婚，因为刘群先途经香港时还跟博古的母亲、妹妹等合影留念）。
一九四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兼《解放日报》社社长和中共中央出版局主任。五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创刊，毛泽东撰写发刊词，博古写了头条新闻。十一月，博古又兼任了新华通讯社社长。之后他在各大战略区相继建立了新华社的总分社，扩展了新华社的组织和业务（一九四四年九月，新华社开始播放英语广播，使中共的声音首次直接传至海外）。
一九四二年一月，师哲对《解放日报》的版面有意见，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了师哲的信，让博古大吃一惊。二月，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解放日报》没有充分表现党性，说报纸的主要篇幅都是转载的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中共政策与群众运动的宣传却很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博古闻声马上在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上作了检讨，并回顾了《解放日报》发行十个月以来的错误缺点。
同月，利用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再也无暇经营中共事务之机，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宣布展开整风，实际上全面清算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
十二月，由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合编的《参考消息》第一号出版。
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达到高潮，博古作为“教条主义”代表，成为被批判的重点对象。他曾道歉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在十一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又一次作检讨，他承认在教条宗派中，除了王明，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在博古的检查过程中，他受到严厉谴责，甚至被斥为“篡党”。
为了自辩，博古写过一份《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提纲）》。那十个问题是：路线、宗派、与米夫的关系、与李德的关系、“篡党”、与王明、张闻天等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入党、肃反和大转移前中央苏区留人的问题。
博古声明：1）他犯过路线错误，但他执行的路线始终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共产国际是集中的组织，其决议是必须执行的（在一九三五年主持共产国际工作以后，季米特洛夫主张共产国际不宜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的活动，而只应提供原则指导）；2）他搞过肃反，但“绝没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杀任何人，……绝未使用保卫机关作党内斗争的工具”；3）他决定苏区留人，是因为对形势的困难估计不足，并无存心让那些人牺牲。他说事后看，是应该把那些人带出来的；4）他从没搞过任何小宗派阴谋活动，党内一切交往都是工作需要；5）对于彭真、康生等人对他的“混入党内”、“篡党”之类的血口喷人，他认为“是不能忍受的”（据说彭真后来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博古道过歉）。在《提纲》的最后，博古写道：“十多年来，我主观上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绝对没有一点自觉的破坏党和革命的企图，绝对与任何反革命分子或集团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难以承受的压力，博古曾想过寻死。
一九四四年七月，博古被任命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人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让政治斗争中的手下败将参与写史，自打嘴巴，写下自诬文字，是毛泽东的惯用手段）。
一九四五年四—六月，中共七大召开，博古被排斥在政治局以外。中共七大選出的四十四名中央委員中，博古和王明排名垫底。
博古之子秦钢认为“历史给他（博古）安排的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博古二十四岁刚从苏联回国，在国共内战最险恶的局面中承担中共中央领导重任，是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博古担任政协宪法草案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由于国共双方存在重大分歧，中共代表必须回延安请示汇报。四月八日，博古和王若飞等中共代表，与叶挺、邓发等一起乘坐由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兰奇上尉等四人驾驶的美军观察组的C-46运输机返回延安，途中因迷航，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雾撞山，机上十七人无一幸免。博古终年三十九岁。
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在《西行漫记》等书中评价道：“在我所见到的中共领导人物中，博古是一位较为风度翩翩，妙趣横生的人物”；“他也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他身材略高于一般人，瘦骨嶙峋，名符其实地瘦得像根钢丝”；“他蓄短发，头顶活像一把硬刷子”；“他反应极快，和周恩来一样思想敏捷，甚至在机灵方面比周恩来更胜一筹”；“他爱打网球，也爱打扑克”。
博古讲民主作风，坚持集体领导，重视组织原则，不善权谋，拙于交际，说话不爱拐弯抹角，沉默寡言，对人坦率。中共党内一些干部称赞博古“是好人，很有学问”，“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
博古翻译过好几本共产党的经典，如《苏联共产党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论一元化历史观的发展》等。
博古发妻为刘群先（刘群先一九三0年从莫斯科回国，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九年因病赴莫斯科治疗。德军轰炸莫斯科时被疏散。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她向共产国际书面提出回国工作的申请，那是她在苏联最后的痕迹，从此下落不明），育有三女两子：秦摩亚（俄语“五月”之意。未满月即被刘群先送至其姐处，从没见过父母）、秦新华（李铁映之妻）、秦吉玛（出生于莫斯科。吉玛是俄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缩写。博古不知道他还有这个女儿）、秦刚（夭折）、秦钢（中共干部中在延安出生的第一个孩子，人称“延安第一娃”）。
第二任妻子为张越霞，育有一子秦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