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十三）
中共第三任最高领导人向忠发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九三一年六月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中共党内习惯称为总书记。
本节要点：
1）向忠发是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的工人，更是唯一一个由共产国际直接提拔的。
2）在向忠发的任内，中共中央的政策，实际上基本上先是由李立三、后是由王明决定的。
3）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投降。不过他曾否叛变，还有待于更多的史料问世。他不可思议地被快速处决，是个至今未解的谜团。
向忠发（一八八0－一九三一）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寒家庭，小学五年级时辍学，随父母迁回祖籍湖北汉川。
一八九四年，向忠发进汉阳兵工厂当了两年半学徒，随后在武昌造币厂打工四年。
一九0一年底，造币厂停产，向忠发去江西九江为一富豪当仆人三年多，之后因东家赏识而被介绍上淮盐船当水手，四个月后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升为大副。因横闯关卡、殴打官员、撞坏盐道船只等，向忠发遭江西官府通缉，被迫返回湖北老家。
三年后向忠发回造币厂工作一年，接着进江汉造船厂，后又进汉冶萍公司（由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安源煤矿合并而成的中国第一个新式钢铁煤联合企业）当轮驳工，再次升迁至大副。
因为为人爽直、乐于助人、能言善辩，向忠发在一九二一年当选为汉冶萍的工会副委员长。
一九二二年，向忠发加入中共，随即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
一九二三年二月，向忠发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罢工被镇压后他与在武汉地区领导工运的项英和林育南等一起，掩护中共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转入地下。三月，他被推选为中共武汉区委执委会委员。六月，向忠发作为武汉党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三大。
一九二五年春，向忠发出席了中共四大。同年底，因国共合作需要，他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六年一月，向忠发出席国民党二大。
在北伐军刚攻占岳阳时，中共湖北区执委机构一度迁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和许白昊等四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作为汉口中共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向忠发和许白昊等人废寝忘食、全力以赴，成功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创建了湖北省总工会，统一工运，支援北伐。由向忠发担任委员长（刘少奇、李立三和项英为副委员长）的湖北总工会下辖二百七十个工会、数十万工人以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是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向忠发还出任过汉口市国民党部的工人部长。
因此向忠发在武汉和湖北的工人大众中享有盛名，在全国工运中也小有名气。在五月的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又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当陈独秀中央为了避免国共破裂而设法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时，向忠发经常怒形于色，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的不满。当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时，向忠发怒不可遏，不顾一切专程前往武昌找中央辩论。他鲜明的立场给在武汉的俄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决议》断定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代表了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改组，而改组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在随后举行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正式担任了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同时，遵循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加强领导层的工人成分的指示，向忠发被缺席推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在武汉太出名，他在汪精卫公开“分共”后先藏匿在汉口法租界、接着又转移到了湖南乡下。
十月，为了隆重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向忠发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贺。会议期间，向忠发担任了各国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无论是在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在电台上的广播讲话，还是随后接连参加的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和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大会、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以中国工运领袖和中共代表的身份发言作报告的向忠发的态度和处事都非常得体，尤其是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让共产国际非常满意，他们于是乐于让他参与处理有关中国的一切具体事物。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是他果断成功地处理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学潮纠纷。
当时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来自国内斗争一线，然而学校在组建中国班党支部时，却指定同一时期从欧洲转学过来的学生负责；而新成立的支部又认为学生成分复杂，思想混乱，采取了各种措施企图进行思想改造，甚至鼓励背后告密打小报告，造成在人数众多的国内留学生与人数很少的旅欧学生之间的隔阂。同时，大多数中国学员认为学校制定的教育计划脱离实际，要求调整，却遭到了学校拒绝，而党支部又跟着学校给那些提意见的学生扣帽子，说他们的议论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于是一百多名学员在一九二八年一月间结队到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去请愿，呼吁学校改弦更张。
这样的学生集体示威事件破坏和谐，造成恶劣的社会反应和国际影响，引起了斯大林的震惊。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前去劝说无效，苏共书记处接着专门向东方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可是由于工作组偏袒学校当局，一方面只许诺对教学方案做一些皮毛的修改，另一方面却要以寻衅滋事、破坏安定团结的罪名开除带头请愿的几名学生，结果更加火上浇油。那时斯大林还没有成为“思想和行动的巨人”和“天才的领袖”，他的话还没有定于一尊，不能一锤定音，因此共产国际东方部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调解。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向忠发在一月二十三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写信，表示责任首先在于不重视教学工作和党务工作的学校领导人，随后他又写信提出应该罢免校长。苏共中央书记处采纳了他的意见。
东方大学学潮事件的顺利解决受到了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和中国留学生的一致好评。
一九二八年一月，向忠发被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九大。
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九大在莫斯科召开，向忠发担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并参与起草《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事先他给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写了两封信，批评中共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的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向忠发顺带还打了些小报告，如蔡和森与彭述之不和；蔡和森、罗亦农跟瞿秋白有矛盾；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政治上也不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在局里搞改组；谭平山已公开与中共分裂；陈独秀与谭平山勾勾搭搭，等等。向忠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九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又花了很大篇幅批评中共中央，认为中央领导人屡犯错误，完全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所致。他强调，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此后，向忠发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并在三、四月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上当选为大会副主席，会后他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三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成立军事委员会，向忠发为委员之一。
向忠发在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话时，总是谦逊谨慎，自谓离开中国已有时日，对很多实际情况不了解；对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他还多次表示，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所以对中央错误的批评，不能站在个人立场上，更不能罔顾事实，把所有过错都说成是中央的。他这种公允平和的言论和态度，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赏，他在莫斯科的种种不俗表现，证明他不但有头脑，而且有心机。
七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为了改造中共中央，出席六大的八十四个代表中，工农代表占了五十个（在五大的八十二个代表中，工农代表只有十一个）。在米夫的操纵下，向忠发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以及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他发表的题为《关于职工运动及讨论结论》的文章又一次受到共产国际、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赞许，他们明显地将向忠发区别于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和毛泽东等知识分子，对他另眼相看。
在六届一中全会前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忠发被指定为全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
七月二十日，向忠发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会主席，沿党内习惯被称为总书记。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瞿秋白则被免去了最高领导的职务。
六大结束后，向忠发把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工作移交给瞿秋白和张国焘，然后与蔡和森、李立三一起转道欧洲回上海。
九月二日，向忠发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六大以前掌握中共领导实权的是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但是因为他在一度主持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时思想极左，又缺乏经验，造成省内出现内乱与分裂，所以李立三在十一月二十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撤消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宣传部长的职务，待二中全会批准或追认。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六届二中全会没有批准这个决议。不过此时蔡和森正好气喘病发作，不得不辞职，离开了中央机关去养病。
一九二九年一月，蔡和森被调往莫斯科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忠发随即以李立三递补了蔡和森留下的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职位，李立三还担任了党报委员会主任。
向忠发作风泼辣，行事果断，很想做出点成绩来，不过他理论文化素养低，又缺乏领导与组织能力，所以很快就大权旁落，中共的方针大计实际上大都由李立三及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两人决定。
一九三0年四月，在周恩来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向忠发听取李立三的建议，趁各地军阀中原大战之际，制定了一个十月革命式的一击而中的计划，重点是集中各地红军，进攻长沙，并乘势夺取南昌等大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从中央到各省区组建了行动委员会。向忠发中央反对莫斯科正在酝酿的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设想，他们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在七月九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博古首先对李立三路线提出反对意见，接着王稼祥和何子述发言支持博古的观点，王明最后做长篇发言，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指责李立三躲在“左”倾词句的掩饰下，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他的决议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
讲理论，李立三和向忠发远远不是这些留苏学生的对手，更让他们感到气愤的是，这些留学生明显有“小组织倾向”。向忠发当场质问：“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究竟要搞什么名堂？”尽管在讨论会上王明等大出风头，但他们没料到向忠发会采取组织手段对他们予以“制裁”。几天后，王明、博古、王稼祥和何子述突然接到向忠发的命令去中央秘密机关。向忠发也不罗嗦，而是直接宣布对留苏学生“小组织”的解决办法：“对秦邦宪（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陈绍禹（王明）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从即日起，四人同时调离中央机关，秦邦宪到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小报；何子述去天津，王稼祥调香港，陈绍禹调江苏省委另行安排。”这个处分令四人目瞪口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竟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最为沮丧的是博古，他回国工作刚刚两个月！这个处分让他感到沉重的压力，对向忠发与李立三的家长作风也更加反感。四人被拆散了，只有博古与王明留在上海，此后虽往来依旧，但因害怕被开除党籍，两人一时噤若寒蝉。
七月十六日，向忠发代表中央签署了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提出要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请求共产国际批准。七月底，彭德怀指挥的红五军打下了几无守兵的长沙，更是引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片欢腾。
然而共产国际紧急来电，断言中国革命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李立三和向忠发对之难以接受，从八月一日至三日中央政治局接连开会，李立三要求共产国际必须采取进取的路线，甚至提出“苏联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满洲”，“外蒙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出兵中国华北”。而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共产国际，称“如果中央机械地忠实地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向忠发中央认为，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曾极力支持苏俄，现在该是苏俄以实力支持中共的时候了。八月五日，向忠发又代表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报告，说中国的武装暴动条件正在成熟，再次要求共产国际批准，并请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共产党支部予以支持，还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筹备战争。
在八月六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临时驻华代表罗伯特（？）等人的联席会议上，向忠发向一直抵制他们的政策的罗伯特等连连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依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经破产？”他宣言：“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敢于如此直截了当地责骂和对抗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中共历史上唯有向忠发。
但外部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蒋介石迅速调集大军驰向长沙，仅仅几天时间，红军就撤出了长沙。李立三策划的在各地的暴动、兵变、罢工、游行以及红军向中心城市的大举进攻，全然没有出现李立三预计的乐观局面，恰恰相反，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暴动与罢工纷纷失败，红军兵力损失严重，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被大大削弱。
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瞿秋白于八月先后回到上海。九月下旬，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撤去李立三的职务，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
十二月中，在收到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十月来信以后，向忠发中央不得不低头认错，撤销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
向忠发同时于十二月《红旗》上发表《陈独秀等之反革命的政治意见书》，谴责陈独秀等“加罪于共产国际”、“污蔑党与群众”、“反苏联”以转移视线。
年末，米夫来到上海，并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会上接替李立三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成员如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和张国焘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指责，唯独向忠发被网开一面。米夫说：向忠发和关向应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但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在新改选上任的十六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向忠发多次作了检查，说自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文化程度也不高”，“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辩”，从而成功甩锅李立三。他依然还是总书记，不过实际操盘的换成了王明和博古等。向忠发的工作只剩下了每周向远东局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政治局会议，听几个报告，发几次言而已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之后供出大量中共机密，包括向忠发左手一指仅剩半截的特征（据说那是向忠发年轻时一次发誓戒赌时自己剁的）。五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大多已被派往各根据地，留在上海的几个人改变了工作方式，实行分工负责，缩小活动范围，由潘汉年负责联络与侦察。
五月底，以陈云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的中共特科获悉顾顺章在寻找向忠发的住处，因此要求向忠发马上搬家。那晚中央常委在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所开会，决定向忠发暂时住在周恩来那里，准备转移去苏区。然而三、四天后，向忠发趁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在，溜出去到一个旅馆去跟暂避在那里的情人杨秀贞告别（因向忠发常去妓院，李立三和关向应怕他出事，给了他八千大洋从妓院里把杨秀贞赎出来两人同居）。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许，向忠发前往英国商人在法租界开办的一个租车行，准备租汽车返回其住所时，被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和租界巡捕抓获押往嵩山路巡捕房，随即又被转到卢家湾巡捕房。那天中午，周恩来、王明和博古在聂荣臻家开会时，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为及时营救，他们派潘汉年给杨度送去五万元银行存折的巨款（这笔钱在当时买两套独居石库门住宅绰绰有余），想请求担任法租界华人董事的杜月笙帮忙，最好能够保释，至少不要被引渡。可是两个小时以后杨度就通过潘汉年退回了存折。杜月笙说没办法捞人，因为抓捕向忠发的人员是从南京直接派来的。
同时周恩来、瞿秋白等纷纷急忙搬家。
其实这时向忠发已经因不堪高压而投降了，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且供出了一个中共中央指挥机关的地址，致使陈琮英（青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之妻）、张纪恩、张越霞（博古后来的妻子）等四人被捕。而紧接着他被抓的杨秀贞则否认向忠发是共产党员，所以周恩来在一九七二年时曾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个妓女”（其实杨秀贞只知道向忠发是个古董商人，并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
次日，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方面引渡，押解到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他在六月二十四日凌晨被处决，终年五十一岁。
据说当向忠发被转移到龙华后，上海警方立即向南京蒋介石发电，因蒋介石在庐山，电报又转到庐山，蒋介石看后下令“就地枪决”。向忠发供出中共的信息后，上海警方再发第二个电报，蒋介石下令暂缓处决，但第一个电报已经被执行了。
向忠发这么个大人物，又不是在什么非常时期，为什么在被捕后不到两天就匆匆枪毙，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指挥逮捕向忠发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首脑徐恩曾认为，告密者“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
由于向忠发的被捕，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再次陷入严重危机，促使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向江西中央苏区转移（不过中共中央实际上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政治局常委卢福坦等被捕变节以后才下决心永远离开大上海的）。
一九七0年代末，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共开始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关于向忠发是否叛变的问题发生了争议。一九七九年九月，当年担任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跟张越霞一起被捕的张纪恩提出四个疑点：1）机关被破获的前一天已感觉到会出问题，与向忠发叛变与否并无关系；2）向忠发出事后被捕的四个中共党员均不是因与向忠发有直接工作关系而被牵连的，之后也再无人被牵连入狱；3）向忠发死后一年多出现的他在审判时的千言口供笔录可能是伪造的；4）当时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和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等人始终没有暴露（关、余在一九三一年冬被判无罪，交保释放）。继张纪恩之后，当年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陈独秀的前秘书黄玠然也在《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一文中提出相似的怀疑。他认为在向忠发写的供词里，“一到关键之处，或者装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地点、总工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团中央、济难会和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远东局成员及其组织情况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与远东局接头的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体门牌号码，……）。向忠发一句也没有提到当时已经在狱中、但未被国民党发现的关向应的名字。就连因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张纪恩等，他也没有进一步交代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这些人均先后得以脱险”。
不过，邓颖超在一九八九年为《中央党史研究》写了《关于向忠发叛变问题》一文。文章发表之前，邓颖超交给陈云审阅。作为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陈云当年参与了向忠发事件的调查与事后处理。在阅读了邓颖超的文章后，他签注表示赞同邓颖超的意见即向忠发投降且出卖了同志，于是一锤定音。
在向忠发被杀以后，另一个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曾明确表示想接替向忠发当总书记，而共产国际根本不予考虑。继向忠发以后，共产国际宁肯让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毫无实际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中央的领袖的事了。
向忠发发妻刘秀英，育有一子（名字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