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数百万中国军人先后跨过鸭绿江，投身于抗美援朝的战场。十余万中国军人埋骨他乡，20余万伤员回国治疗，2万余人被俘。
60年后，即使是那些声名赫赫的英雄，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都已经淡出了不少人的视线，何况还有另外一群老兵，已经更早地被人们所遗忘。
2010年，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75岁的蒋振娟，思维仍然停留在半个世经前，医生护士都叫她“小蒋”，问到年龄，她永远的回答都是“17岁”。而她的病友，87岁的胡久昌，已经卧床不起。他们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当年共有417名志愿军人来到这里，其中146人长期留在这里休养终老，而现在，只有蒋、胡二人尚在，在混沌中走到一生的末段。
他们的战友，80岁的原志愿军第60军180师战士赵英魁，却长期留在了台湾。作为1.4万名被胁迫到此的志愿军战俘，他的人生下半场，更加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直到近年来，这些特殊的原志愿军战士的命运，才得以被公开关注。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勋章和鲜花，但他们同样曾经是战士。
60年后，让我们重访他们的故事，追忆他们永不再回的青春。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转入浙江第五康复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医院。
2010年2月下旬，湖州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里，满头白发的蒋振娟坐在床边的的靠背椅上，低头摆弄衣角，一丝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间或抬起头来，眼神空洞发直，没有聚焦点，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从56年前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问她多少岁？十七”，护士长俞静如说。75岁的“小蒋”，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在蒋振娟的隔壁，另一位87岁的志愿军精神病人胡久昌，鼻孔插着氧气管，颈窝插着营养液管，已经卧床不起。
朝鲜战争陆续参战的300万中国军人中，有近20万人伤残。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战斗英雄，也有中高级军官。
特等战斗英雄赵桐风就是一位。在张家口沙岭子疗养院里，他一天到晚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战后，这些病人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愿军精神病人，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是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和当时国内其他医院的收治情况大体相似，他们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
这些“最可爱的人”，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
50年来，他们陆续离世，到现在只剩下蒋振娟和胡久昌两人，也已处于生理机能整体衰退状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蒋振娟终日枯坐不语，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动辄无故打人。偏执型的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军令”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不同类型的病人，也有相似的刺激反应。他们大多对电视里的战争场面反应强烈。每当枪炮声响起，有的老兵就会高唱解放军军歌、志愿军军歌，站起来向电视里的毛主席敬礼。
他们的病症，被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Rache称为“战争应激反应”。他说，军人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数月、数年间，都一直处于战场上才会有的特殊亢奋状态，最后会到达”崩溃点”,然后出现严重精神萎靡不振、反应迟缓，甚至记忆、语言功能退化、战争噩梦、终日独处脱离群体，以及其他轻重不等的抑郁症状。
这或许能解释，蒋振娟等人的病情，在走下战场之后才慢慢发作。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敌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因“战争应激反应”产生的心理、精神异常，往往会被视为贪生怕死。士兵也可能因此受到严厉处罚，如关监狱，强迫加入“突击队”，送上军事法庭，甚至处决。
然而，至今仍有很多军事人员坚持认为那是违反军纪。因为“真正的违纪行为，与心理应激性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易确定”。
军医院事后对马玉堂跳楼事件的分析报告也认为，马玉堂所在部队的基层领导及身边战友，都存在认识不当的失误。即不应该表露出强烈鄙视其“贪生怕死”的态度，“这个态度进一步刺激了马玉堂，导致其精神失常加重，最后选择跳楼”。
但当时部队的组织结论仍然强调马玉堂“贪生怕死、思想落后”。
美国精神病学家Rache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战时心理、精神异常视为“应激”。因为“当战斗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精神异常。若能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