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１８０度的大转弯

　　从１９７３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倒周”、“代周”之意图渐渐显露：

　　⒈中共“十大”，王洪文被毛钦定为第３号人物，明显具有“接班”的特征；〔注１〕
　　⒉“以邓制周”、“以邓代周”的计划悄然启动；
　　⒊１１月２５—１２月５日，毛亲自部署了名曰“帮助”实为“批斗”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文革以来一直以毛代言人自居的江青，直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责周恩来要“迫不及待取代毛主席”。〔注２〕
　　⒋１９７４年骤然而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名不符实地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宰相”和“周公”，甚至有“端着胳膊”这样的形似、影射周恩来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⒌江青一干人所挑起的“黑画展览”〔注３〕、“蜗牛事件”、〔注４〕追查周培源文章的后台〔注５〕、批影片《中国》及“无标题音乐”等，更是射向周恩来的阵阵暗箭。

　　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时机、一个由头，就可以让周去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了。然而，仿佛天降奇迹，毛泽东突然间来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０日，他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注６〕毛不仅骤然中断了已经箭在弦上的“倒周”之举，还把“四届人大”的主导权直接交给了周恩来。

　　这出人意料转变的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笔者大胆推测，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危险：一个潜在的危机正在迫近。如不及时制止，后果将极为严重！除了果断“刹车”、安抚潜在的对手、化解尚在萌芽中的危机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那么，毛泽东心目中原本的计划是什么？是什么因素让他对局势做出了危机将临的判断？他的判断准确吗？事后能否得到验证？笔者准备就以上几个问题加以分析，阐述自己的观点。

（二）探秘毛原本的“倒周”计划

　　近年来陆续披露的资料表明，毛周关系远不像官方描绘地那么亲密和默契。“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反冒进”……毛一直有将周“拿下”的冲动，但始终未能如愿。而１９７３年下半年开始的这波“倒周”计划，则有着“志在必得”态势——它具备了“倒刘”、“倒林”之前的几乎所有特征：

⒈组织和人选准备：

　　“倒周”不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难找到能够取代周恩来的人选。而这次，毛不动声色地做了备用人选的准备：

　　（１）破格提拔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

　　毛泽东曾多次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注７〕中共“十大”前，根据毛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屈居王洪文之下。

　　中共“十大”，王洪文被“选”为副主席。排名一举超越提携他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以及军队中诸多将帅，位列毛周之后第三位。

　　（２）邓小平的复出及急剧上升

　　尽管王洪文的发迹多次被讥为“坐直升飞机”，但邓小平复出后的上升速度比王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只有邓小平有足够的资历、威望和能力能够挟制或者进而取代周恩来，所担忧的唯有邓是否靠得住。经过几个月观察，特别是邓在政治局“帮周”会议上，说出了毛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之后，兴奋不已。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深更半夜找不到人，只得作罢。〔注８〕

　　随即，毛连续三次在会上推荐邓小平：提议他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仅凭毛的一席话，从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事先都没有在形式上走走过场。

　　毛此举一石二鸟：将邓小平“掺进”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同时制衡周、叶二人。

　　１９７４年４月，毛力荐邓小平出任赴联合国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更是明显释放出“以邓代周”的信号。

　　邓的快速上升甚至让江青一干人心里酸溜溜的——冒着“杀头危险”搞文革，却被邓“摘了桃子”。其实质是毛“以邓制周”、“以邓代周”的战略意图，江青等人未能参透罢了。

⒉舆论准备

　　（１）不管是对付刘少奇、林彪，毛都要先造舆论。而这次倒周也同样如此：他暗中支持江青一干人，突然发动所谓“批林批孔”，到处煽风点火，“放火烧荒”，大有第二次文革〔注９〕爆发之势。《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的鼓噪，《解放军报》则被勒令停刊〔注１０〕达１７８天。

　　大大小小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等一齐上阵，借古喻今批“现代大儒”，含沙射影攻击“宰相”、“周公”。〔注１１〕和当年借“中国赫鲁晓夫”暗指刘少奇；用“刘少奇一类骗子”暗指陈伯达、林彪几乎是如出一辙——只差随时和周恩来划等号了。

　　（２）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１９７３年１１·２５—１２·５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就连一向被周器重，同时也视周为“恩师”的乔冠华都错以为周的政治生命即将完结，对周落井下石；外交部两位“通天”小人物，更是对周疾言厉色，恶语相向。

　　周恩来挨批期间，每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他的办法……往日谁见了周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注１２〕

　　经过这个会议，毛深信周已经“威信扫地”，是个“犯错误”的人。届时只需将“错误”升级，便可顺势拿下——正如曾经对付刘少奇的那样。

⒊军事准备

　　１９７３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令人感到诡异，事前毫不知情的司令员们被命令立即赴任。原因呢？毛用轻飘飘的一句话解释：“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

　　应该说，“９１３事件”后，毛对各地军头不信任、唯恐他们借机坐大，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总感到还缺少点什么。尤其是毛还在会上撂下了几句莫名其妙的重话：“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注１３〕这不是当年发动文革“倒刘”时一再重复的语言吗？难道又出了新的“刘少奇”？

　　他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注１４〕

　　这些话是针对司令员们的吗？显然不是。那又是针对谁的呢？

　　笔者曾长期对此困惑不解。直到将其与“倒周”联系在一起，才感到有了充分合理的解释：刚上任的司令员对所辖部队两眼一抹黑，即使想干预“倒周”也无能为力。

　　蹊跷的还有“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间——恰恰发生在政治局“帮周”会议之后，“批林批孔”之前，这绝非偶然。其奥妙值得细细品味。

⒋似曾相识的方式

　　（１）先“内”后“外”的信息扩散

　　当年倒刘，就是先在中央会议上迫使刘作出检讨，然后择机将刘犯错误的信息扩散出去，最终形成打倒的态势。

　　这次“倒周”，又是先开政治局“帮周”会，逼迫周恩来检讨；随后发动“批林批孔”，意在将“成果”扩散出去。不同地是，毛再也找不到当年为其卖命的造反派了，只有江青及迟群、谢静宜等几个小丑跳梁。

　　（２）到外地观察动态

　　１９７４年７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先后赴武昌、长沙等地。看毛发动的历次“路线斗争”，身在外地几乎成了一个规律。高岗事件如此，刘少奇、林彪也同样如此。而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他再次离京，意义深远。

　　综合上述几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消一个由头或等待一个机会，“倒周”就要破门而出了！

（三）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危险

　　那么，又是什么让毛突然察觉到了危险，并迅速中止“倒周”进程？

　　笔者认为有两个因素：

⒈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１９７４年９月３０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简短的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注１５〕

　　笔者当年看过周主持国庆招待会的新闻纪录片：周连续做了五、六次手势，都压不下去那热烈掌声，场面明显超过了毛泽东——笔者当时就深感震撼！

　　国庆招待会强烈的拥周场面，让毛泽东心中很不是滋味。苦心孤诣“经营”一年之久，马上就要“临门一脚”了，却没成想踢到了“铁板”上！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他太明白国庆招待会所透露出来的“拥周”信息了。如果罔顾党心民意执意“倒周”，极有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弹，致使局面失控。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再没有胆略去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他不能不暂且把“倒周”搁置起来。

　　四天以后—－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做出了反应，他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于谁任总理，或者说周恩来怎么安排，毛都没有表态。

　　笔者认为，此时的毛泽东，仅仅是意识到“倒周”之事还需从长计议，非但没有决定再次由周担任总理，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认为最急迫的还是：抓紧提升邓小平的权柄，加快“以邓代周”的步伐。

⒉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

　　如果说，国庆招待会上所出现的强烈拥周场面，令毛泽东非常震撼，不得不暂且中止“倒周”计划；那么，王洪文的秘密长沙告状之举，倒是让毛突然间警醒—－一个潜在的危机或许正在形成！

　　按照官方说法：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在与江青等人密谋一夜后，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秘密飞到长沙毛泽东处“告状”。王洪文称当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要他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注１６〕王洪文则当天又飞回北京。

　　对这段“官方说法”，长期以来似乎无人深究。然而，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

　　笔者认为，在这貌似平和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正是王洪文的长沙告状，让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按王的说法，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白了，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借被煽动起来的气势，强加给毛的一场“未遂政变”。好在毛当时就在庐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

　　然而这一次，他身在外地，鞭长莫及，一旦北京事发，那后果可就难以想象！

（四）毛泽东果断出手化解危机

⒈迅速将“四届人大”的主导权交给周恩来

　　事情紧迫，来不得半点拖延。王洪文“秘密告状”两天后—－１０月２０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这实际上就是把“四届人大”的主导权交给周恩来，同时用王洪文牵制。

　　应该说，毛对这样的安排是不大情愿的。“９１３事件”后，毛周分歧渐露：周批林“极左”；毛却批林“极右”。〔注１７〕借尼克松访华，周主导中国外交走出孤立，开创出新局面，赢得世界赞誉；毛却一再挑刺、找茬，批周“屁话”、“投降主义”。像毛的“最高指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注１８〕，“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注１９〕等等，都是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更不用说了。

　　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都彰显着毛对周的不满。“四届人大”迟迟不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毛对当时周主导的政治格局并不满意，希图借运动等方式削弱周的力量，改变权力格局。

　　而今不得不再次启用周，一方面是他看到了“倒周”力不从心，实在无力再搞下去；另一方面也是化解迫在眉睫危机的紧急举措。

⒉对邓小平“加官进爵”

　　江青等人这次针对的是邓小平，“风庆轮事件”是导火索。邓原本是毛“以邓代周”战略中最重要的棋子，却让江青的胡搅蛮缠搞破了局。毛心中的恼怒自不待说，却还得替江青去“擦屁股”。这次，毛不仅再次明确邓为第一副总理，还指示将邓党内地位大幅提升，由低于张春桥（常委）的政治局委员直升为高于张的“副主席”，同时还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党、政、军一把抓，在中共历史上除毛之外，别无二人。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江青等人不仅未能将邓的“第一副总理”搅黄，反倒使邓“加官进爵”。很快，邓又取代了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真不知江青等人心头是一番什么滋味。

　　笔者揣测，这不仅是毛应付眼下危机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流露出对江青“不顾大局”的极度不满。甚至暗含这对政治夫妻之间，家事、国事搅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１０月２０日，毛接见瑞典首相哈特林后对邓小平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注２０〕

　　仔细琢磨“我不大懂北京的事”，是否在暗示他已经关注到了北京的异常？对邓暗含着警告？而“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则有点缓兵之计的意味。

⒊刻意加强了对叶剑英的笼络

　　北京如若“闹事”，不可或缺的人物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仅在一年前还批叶的“修正主义”，此时毛宛若换了一副面孔：

　　例如，毛泽东让王海蓉、唐闻生将他“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的意见带回北京时，特意说：“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注２１〕……

　　１１月６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工作时说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却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注２２〕

　　明显的笼络后面，又隐藏着什么？

⒋鲜为人知江青秘密长沙行

　　诡异的是，在王洪文、周恩来去了长沙之后，江青还秘密去过一次长沙。〔注２３〕但官方对此无一丝披露，令人感到诧异。

　　毛为什么在召见周、王之后，又特意召江青到长沙？毛和江都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官方至今对此仍闭口不提？

　　但江青此后不再寻衅，而是采取了比较合作的态度，笔者推测，毛很可能会告诉她前一段的风险，以及眼下暂且后退一步、将来再找机会的战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和周都分别有自己的“战略”：毛的战略在周临死前即开始实施，正如周预想的战略也在毛死后立即实施一样。

⒌对周的测试

　　尽管“叶、周密谋”仅仅是个猜测，但毛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北京“风平浪静”之后，毛旋即令周恩来与王洪文一同飞长沙，向他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笔者推断，其中即含有很强的对周测试性质。大凡密谋政变之人，面临这样的召见，总会有“去，还是不去？”的艰难选择：去，有可能自投罗网；不去，无疑不打自招。

　　而这一次，周恩来不顾医务人员的极力反对，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折磨，坦然飞赴长沙。一方面，在毛面前争取更有利的人事安排，另一方面，直面接受毛的探测。用他自己的话说，去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周的长沙之行打消了不少毛的疑虑，遂有了１２·２６毛周二人的“彻夜长谈”，并达成了“长沙共识”。尽管从事后看，毛未必是真心诚意。

（五）尾声：危机真的存在吗？

　　人们不免要问：北京政局后来风平浪静，再也没有了“庐山会议的味道”——那么，危机真的存在吗？毛泽东的反制措施是否真有必要？

　　说实话，这“八字没有一撇”，只不过是极少数人私下密谋、又因达不成共识而“胎死腹中”的东西，要想拿出严格意义上的证据，恐怕也是勉为其难。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事情发展的应有逻辑，从当事人行为、态度的显著变化上加以推测。

　　可以明显感觉到不同的是：

　　⒈王洪文“长沙告状”之后，以周恩来为目标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偃旗息鼓、无疾而终。

　　⒉毛泽东刻意加强了对“嫌疑对象”叶剑英、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笼络，意在安抚。

　　⒊毛批准了以周、邓、叶为首的“老派”占优势的“四届人大”和政府组成，让风头甚劲的江、张、王暂居了下风。

　　⒋毛泽东对江青除了几次书面批示加以告诫〔注２４〕之外，还专门召到长沙耳提面命、面授机宜。此后，江青果然安分了很多。

　　⒌周恩来曾责怪邓小平：“你就不能忍一忍”；叶剑英也曾通过手势暗语告诉王震，等毛死后再动手等，都应该是这场“密谋”主要当事人思想的真实流露和写照。

　　⒍“实在人”陈永贵下台之后曾透露，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注２５〕

（六）小结

　　其实，毛泽东１９７４年确有“倒周”意图，以“养病”为名离开京畿喧嚣之地，到南方冷静评估“倒周”的利害与得失，并非本文提出的新观点，《晚年周恩来》早已有披露。

　　笔者此文的新论点在于—－

　　⒈在１９７４年，北京确实存在着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人集团，密谋趁毛不在北京的机会抓捕张春桥和江青等人的计划。不过，由于周恩来拒绝参与，该计划“流产”。

　　⒉恰恰是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反而使毛对北京政局的形势大为警觉，并果断出手化解危机，从而结束了已经箭在弦上的“倒周”之举。

（七）结束语

　　１９４４年，那些谋求刺杀希特勒的“德国抵抗运动”军人曾经疑惑：他们的努力还有没有用处？盟军已经成功在诺曼底登陆，东线的苏军也在节节胜利。即使起义成功，德国也不可避免被敌人占领。而这时，俄国战线第二军团参谋长特莱斯科夫将军说：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在首都攫取权力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危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注２６〕

　　正因如此，施道芬堡伯爵实施了机智过人并震惊世界的刺杀希特勒行动，仅系偶然，希特勒才躲过这一劫。结局却很悲壮—－抵抗运动的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就连声名卓著的隆美尔元帅也无以幸免。

　　与１９４４年的这些德国将军们相比，３０年后的中国军人没有能在毛活着时走出这“决定性的一步”，似乎显得过于懦弱；但，保住了生命，保住了实力，为最终结束极左集团统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战后期德国军人“决定性的一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崇和赞誉，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１９７４年的中国军人“窝囊”了两年，最终却赢得了彻底的胜利。孰更胜一筹？

注释：

〔注１〕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P３５３
〔注２〕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一版，P４７１
〔注３〕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第一版，P５０１
〔注４〕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第一版，P４９８
〔注５〕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P３５３
〔注６〕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一版，P５０９
〔注７〕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P３８０
〔注８〕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杜，P２８８－２８９
〔注９〕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第一版，P４９７
〔注１０〕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P３７０
〔注１１〕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一版，P４９４—４９６
〔注１２〕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１９６６－１９７６》，P１１８
〔注１３〕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一版，P４７２
〔注１４〕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网络版
〔注１５〕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网络版
〔注１６〕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一版，P５０９
〔注１７〕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P３５４
〔注１８〕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一版，P４６９
〔注１９〕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P３６３
〔注２０〕人民网：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8/17837444.html
〔注２１〕人民网：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8/17837444.html
〔注２２〕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10/06-21/2353927.shtml
〔注２３〕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P１６４—１６５
〔注２４〕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P３７６
〔注２５〕《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１９９８年５月网络版
〔注２６〕《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P１４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