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和毛岸英一起牺牲的父亲
司令部也不是安全之地，跨过鸭绿江，就意味着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性。60年前，毛岸英因美机轰炸而葬身火海时，他并不是一个人，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参谋高瑞欣。17天后，高瑞欣的遗腹女出生。此后，她的身世被瞒了46年
一直到快满46岁，兰州石化公司的普通工人杨彦坤才知道，父亲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她的生父姓高，叫高瑞欣，在她出生17天前，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投下的数百枚凝固汽油弹掀起的上千度的烈焰，吞噬了位于朝鲜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的彭总作战室，她的生父葬身火海。和他一起牺牲的，正是毛泽东最心爱的长子——毛岸英。
突然得知自己的身世，源于表姐的一个电话。表姐在经过多日痛苦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打了这个电话，告诉她，她的亲叔叔高子刚这些年一直在找她。
原来，农村放映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时，高子刚无比震惊地看到了哥哥和毛岸英在一起的镜头。毛岸英问：“家里几口人啊？”高瑞欣自豪地答：“父母，和俺刚结婚一年的媳妇儿，还有一个——(不好意思地笑，做肚腹隆起状)怀孕了！”高瑞欣接着反问：“你呢？”毛岸英说：我也刚结婚一年……话音未落，就被爆炸声浪和火海吞没了。高子刚这才知道，哥哥是和毛岸英一起牺牲的。“从此激发了我的念头，要千方百计找到你，把历史真相告诉你。”
杨彦坤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又遭遇新的打击。母亲承认这是真的，但不许她告诉家人，还当着她的面在电话里把多管闲事的表姐大骂了一顿，甚至连彭德怀都骂上了。
杨彦坤很尴尬。但她还是背着母亲，开始追寻父亲的往事。因为，“人不可能在世上走了一圈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你的男人在朝鲜被炸死了”
杨彦坤不到一米六的个子，妹妹却有一米七，走在一起，人们总说，“你们姐俩不像”。
父亲很威严，是个跟《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模一样的老干部，弟妹们都怕他。但父亲对她却总是客客气气的。她这个老大在家中很有地位，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家里什么事都听她的？
接到表姐的电话后，这些事情，全都想起来了。
杨彦坤开始写信，寻找知情人。她文化程度不高，幸亏有在兰州石化公司办公室当笔杆子的丈夫王文江帮她。一开始，他们从兰州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生死三八线——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始末》，按照书后的出版社地址给责任编辑写了封信，但没有回音。后来，他们又淘到了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这次，运气眷顾他们了。
责编刘振声回信，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联系人：先后担任过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并且曾与高瑞欣6年同窗、一年共事的王亚志。
找到王亚志，就等于找到了发动高瑞欣人际关系网络的枢纽。这些老战友们，好像对高瑞欣牺牲了而他们活下来了集体抱歉似的，得知故人有后，都激动地给杨彦坤回长信，称她为“彦坤侄女”，还彼此间复印抄转信件。跟她通信的父亲老战友像滚雪球般增加，她手里攒下了几十封珍贵的信件。
王亚志没有见过她母亲，但记得她的名字叫李翠英。对于她所费解的母亲的态度，王亚志猜测可能是碍着现在的家庭，或者是对改嫁感到不光彩。他在回信中以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儿媳刘思齐再嫁的故事为例，古道热肠地规劝。他还告诉了杨彦坤一个传闻。
三反运动期间，李翠英是西北军区司令部机关的积极分子。有一被揭批之人怀恨在心，在一次会上报复说：“你的男人高参谋在朝鲜已被炸死了，你还在这里胡编什么！”李翠英听后大吃一惊，急忙去问领导，得到证实后晕倒，几天不吃不喝。这个时候，是司令部的一个参谋给了她慰藉。这个人便是杨彦坤的养父。
但杨彦坤哪里敢去向母亲求证啊。慑于母亲严厉的封口令，她在家中连提都不敢提一个字。不过，从跟叔叔和父亲老战友的通信中，她还是逐渐拼凑出母亲和生父从相识到结婚的轮廓：高瑞欣回乡探亲时，经介绍跟同村妇女干部、党员李翠英订了婚。第二年，西北解放，他回家结婚，婚后带同新婚妻子返回兰州西北军区驻地，不久抛别怀孕的妻子，赴朝鲜战场，在女儿出生前17天牺牲。
高瑞欣在西北野战军时的参谋同仁赵同奎告诉杨彦坤，高婚后专门托他从北京买书来学习，“以便搞好家庭生活”，看完后还认真地和战友讨论。这一点无疑太特别了，以致他半个多世纪后还能记得书的名字叫《家》，作者是美国作家、医生史特朗夫妇。
这显然是一个当时革命军队中少有的有人文气质、知情识趣的好丈夫。或许，失去这样一个丈夫，妻子的伤口终身未愈，不能碰触，甚至迁怒到彭总身上？
和彭德怀“父子般的感情”
的确，高瑞欣是彭德怀钦点入朝的。
彭德怀当初奉命紧急进京时，还以为是有关西北建设的议题，因此带的是不谙军事的秘书张养吾。入朝后，经张养吾提出，彭同意他回西安任原职，调高瑞欣接替。
几乎每个人，都谈到了彭总对高瑞欣的偏爱。
高瑞欣到彭总身边工作，是在1947年撤离延安之后，他从中央军委一局调到彭德怀领导下的西北野战军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作战科有9个人，科长郝汀、副科长王克仁、参谋赵同奎等。
杨彦坤跟以上几位都通过信。科长郝汀对高瑞欣的评价是：“思想灵活，善于考虑问题，领会首长的意图快，完成任务坚决，从不犹豫，不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彭总带他去志司的原因之一。”
副科长王克仁私下曾跟赵同奎议论彭德怀和高瑞欣的关系，“有些像父子之间的感情”。
杨彦坤保留着王克仁和赵同奎写的《怀念高瑞欣同志》一文的手稿。这篇感情真挚、细节丰富的文章写于1993年，早于杨彦坤开始追寻身世时，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发表过。
文中回忆，高瑞欣当年的主要工作是书写作战命令。那时彭德怀已年近五十多岁，眼也花了，再加上行军打仗条件差，一般没有桌椅，夜间照明差，辨认起来很困难。但是高瑞欣却能又快又准地认清，且能改正错别字，增删错漏，没有出过一次错。后来，他所做的修改可以不用再向彭总报告。
高瑞欣还分管电报的送阅工作。他是有心人，对重要电报，都能记住发报单位、时间、地点和主要内容。他还能将各单位的人数、武器数量、战史、主官姓名和作战特长背得滚瓜烂熟。西北野战军是刚仓促组建起来的，彭对情况不熟悉，这些恰恰是他很需要了解的。管过这项工作的秘书、参谋都挨过彭的骂，背后发牢骚，只有高瑞欣却受到表扬。
因此，彭德怀发脾气时，如果作战科有工作必须去汇报，科长副科长又可以不出面的，就都支使高瑞欣去。他也乐于承担，“毫不怵头”。
高瑞欣还是彭德怀的棋友。两人常因悔棋起争执。一次，输了棋的彭总调侃他：“小高！小高！棋艺高！可惜个子难再高！”高瑞欣回敬：“你的个子也比我高不了多少！”
所以，当接到电令的高瑞欣1950年11月18日抵达大榆洞时，彭德怀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小高又来了！现在紧张忙碌，等有空闲时拿象棋来杀几盘，看你的棋艺长进了多少。”
但这盘棋永远没有机会下了。
对事情经过最权威的阐述应是轰炸当天下午4点志司给军委的电报："我们今日七时已进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和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跑出的两名参谋，就是作战处副处长兼彭总作战室主任成普和作战室参谋徐亩元，当天他俩值班。王亚志在给杨彦坤的第一封回信中，提供了成普的通信地址。
杨彦坤去信后，很快就收到了成普的回信。成普说自己接到信后“感慨万分，伤心落泪”。他以多年当参谋养成的严谨，一笔一划地画了示意图，来介绍高瑞欣牺牲的经过。而他自己，因先一步跨出作战室西门仰头观察敌机情况，幸免于难，只是“全身衣服着火，脸部烧成重伤”。
由于成普信中没有提到是否有炒鸡蛋这些情节，杨彦坤又去信询问。
成普的第二封信很快到了。他相当激动地驳斥道：“作战室既没有鸡蛋，也没有炒饭的锅瓢炒勺，也没有油盐之类。如果要煮鸡蛋，到炊事班的灶房才行。作战室是指挥打仗的地方，不具备这些东西。
杨彦坤很后悔，当年没有去看成普，亲口问个明明白白，毕竟，西安离兰州那么近。但悔之晚矣，成普已经去世了。杨迪、徐亩元也都不在了。
但是，她认为非常清楚的是，司令部并不是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个很安全的地方，被炸纯属意外。事实是，当时中苏一方的空军尚未入朝，制空权完全在美军手中。此前，司令部已不止一次遇袭。
杨彦坤不知道，高瑞欣的墓如今在哪里？1955年，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建成后，毛岸英的遗体被迁葬到那里。按照彭德怀给中央打的报告，“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但1956年时，已回国担任总参军务部处长的成普入朝到志愿军中检查工作，在桧仓只看到毛岸英墓，没有看到高瑞欣的。
父亲是与毛岸英合葬在同一座墓里了，还是孤零零留在了大榆洞的山坡上？杨彦坤不得而知。
她只能每年在父亲祭日，为他摆上祭品，念叨念叨：你一个人挺好？自己保重。该穿的穿，该吃的吃。别挂念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