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被被打得一溃千里,损失军队近60万,丧失国土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
此次战役,被认为是中国军队的奇耻大辱。
就连蒋介石也痛心疾首地说:“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在抗战结束的前一年,日军已经明显走下坡路时,国军还能遭此惨败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不惜血本,投入兵力空前
豫湘桂战役在日军内部被叫作“一号作战计划”,也叫“纵贯大陆交通线作战”。
整个战役包括三场会战。
在河南进行的“豫中会战”。
在湖南进行的“长衡会战”。
在广西进行的“桂柳会战”。
会战爆发的背景,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遭遇惨败,基本丧失制海、制空权。不仅驻扎在东南亚的日军可能会沦为失去物资供应的孤军。就连本土的战略物资也告急。
日军发动此战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打通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再到华中、从湖南经广西最终进入越南的铁路交通线。
所以日军为了此次战役,是倾其所有,投入了在华25个师团中的18个师团,兵力多达40万。投入兵力规模超过了武汉会战,堪称是全力以赴,孤注一掷。
众所周知,国军在抗日战场上要想跟日寇打成平手,至少要有五倍于日军的兵力。
也就是说,至少要有200万人。而且部队还要有一定战斗力才行。
可是整个抗战期间,因为种种原因,国民政府根本无法组织如此大规模的会战。
因此仅从兵力对比上来说,这就是三场“敌强我弱”的会战。胜算本来就不大。
国民政府高层轻敌,出现严重战略误判
打不过,是正常结果。但在1944年还惨败给日军,就是不正常的了。
毕竟大纵深式的会战,国军此前有还说得过去的战例。比如武汉会战就是非常成功的防御战。
但国军在此战中的表现,毫无亮点不说,还丢人丢到了国际上。导致如此的原因,就是国军高层轻敌,战略上出现了误判。
1944年,抗战来到第七个年头。中国战场仍然处于相持阶段,太平洋则战场发生逆转。
或许是看到了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国民政府都出现了等胜利的情况。而这直接导致情报工作不到位,高层在战略层面出现误判。
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日军早在44年初就制定了作战计划,并开始调兵遣,囤积物资,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做准备。但国军高层对此却不当回事。
蒋介石在收到零散情报后,判断日军可能会打通平汉线,便只是制定了在河南防备日军进攻的“平汉线作战计划”。
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日后的内战上,不愿意打恶仗,想等着日本一投降,马上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
结果日军一出手就是“王炸”,胃口大到远超所有人的心理预期。
而等到蒋介石反应过来,再调兵遣将时,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是一步慢,步步慢,从河南到广西,全线被吊打。
要是蒋介石对日本意图有明确了解,摒弃固有的防共理念,及时派出手中王牌——装备精良的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
形势肯定不会那么惨。
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也自我检讨的说:
“河南战事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所得的情报,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抽调他几个步兵师团,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以我们第一战区的兵力,是足够应战的。不料敌人到了郑州之后,发现他还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参加作战......”。
所以,如果说豫湘桂战役的失败,赖不着任何人,只是双方实力的差距导致的结果。那惨败的锅,就必须只能是国府高层来背。
他们但凡做有备无患,也不至于前线将士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步。
国军内部派系林立,各实力派心怀鬼胎,不能同心协力
这方面在豫中会战和桂柳会战期间体现得最明显。
豫中会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明争暗斗,相互拆台,矛盾重重,在战场上隔岸观火、见死不救。
而蒋汤不和的结果,就是会战期间,国军一个月内连丢38城,损兵20万。
桂柳会战,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中央军、粤军和桂军。但中央军不听他的,桂军只听白崇禧指挥。中央军挨揍时,派系军队坐视不理。派系军队挨揍时,中央军直接跑路。参战各部各种扯皮推诿,对中央命令阳奉阴违。
张发奎在电报中满腹牢骚,说大敌当前,各部钩心斗角,不能令行禁止,协调行动。
“查此次桂柳会战,以职指挥无方,日蹙百里,实属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至各将领中忠勤尽职者,固不乏人,而昧于大势,规避战争者,亦不鲜其例。”
但蒋介石对此也没办法。
相对来说,九战区部队在长衡会战中的表现算是好的了。但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比如衡阳保卫战期间,方先觉连连发出求援电报,有些救援部队在蒋介石重压之下,卖力救援。但大多数部队都是做样子。故意坐视第十军全军覆没。
怎么说呢,友军有难,与我何关,这是国军老传统了。
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真的是让全世界对国民党军队“刮目相看”。本来对国民政府抱着极高期望的美国政府,大失所望。这为后来美国敦促苏联对日作战,无视中国主权,默认苏联将外蒙从中国独立出去,埋下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