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Lin642021-11-18 16:58:19

四、用文之地

当民办老师应该是喝了一点墨水的人首选的职业,经常需要一点门路才能当得上。我做了两个月就自动放弃了,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当时的小学老师是一位上海下放女知青,水平之差有目共睹,我的两个弟弟皆受其害。安排她到我们村来教书只是出于对女知青的照顾。后来她跟房东家的老二怀了孕,就嫁给了他(生了一女一男后,还是离了婚)。我代课就是在她生老大的时候。那时小学生也要劳动,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些家长(特别是有一点权势的)凡是遇到这种场合就把孩子领回家,我为这事还与大队长的老婆吵过架。后来队长问我是否要继续教下去,我毅然回答说,不要。一方面是考虑到本来就是代课,不好夺了人家的饭碗﹔另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

除了当老师,“英雄”难得有用“文”的机会。农民只讲究传统的“算盘、书、字”。我的算盘打得不算快,但和心(速)算结合,还是比一般的会计算得快且准。“书”,应该是指读书、解书和说书。即使你有这方面的本事也难用上,因为有线广播和红头文件取代了一切。能用上的最多是“借条、收据”之类。“字”,也就是书法,我还拿得出手。所以,我算是有“真本事”的。其他的中学毕业生,包括后来考取大学的,充其量只能算是“死读书”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学校已经不再重视书法和算盘,其二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是不屑与农民接触。

算小账的事经常有,但很多人都可以应付。能够用得上一点计算知识或技巧的时候并不多。有一次,大队建茶叶初制厂,几个中学生围着一堆土石方不知如何计算,才让我去帮忙。事后,一位老兄问我,一大方(一立方米)等于多少小方(一立方尺),我说是27,他很不解,一米是3尺,27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只好进一步向他解释:“一尺高、一尺宽、一米长就是3小方了﹔再加上两排是9小方﹔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两层,正好是27小方。”其它场合,也就是在丈量土地或年终分红时会计忙不过来的时候。

说起年终分红,使我想起一个小插曲。那是在一九七七年初,农历年还没有过。我在算工分时,发现两个人的计工本子被涂改过,这事应该是本人干的,因为工分值不是被改大了就是无中生有。这种事大概不会是第一次发生,只是第一次被发觉罢了。有人报告到大队,但不见有人来处理。队里就让我负责把工分值复原,当事人也没有异议。新年过后搞了两套计工本,一套由我保管,但我未能负责到底就离开了。

农村里比较聪明的,大多会一门“手艺”,成为专业或兼职的工“匠”:木匠(家具和房架)、桶匠(圆柱或圆台型容器)、篾匠(竹编)、漆匠、砖匠(砌墙)等。专业工匠一般要跟师傅学徒三年,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兼职的只是在农闲时在村子附近干活,增加一点收入的同时也改善一下伙食(“供师傅”的伙食一般都比较好,而且是四餐)。专业工匠则哪里有活就在哪里住下来,他们比种田轻松,收入也略高。我自己则迷上了竹编,编的篮子比一般专职的还要好。有一次,一个专业竹匠给人家修补一个古董时,看不懂复杂的图案,来向我求教。好些工匠晚上喜欢找我聊天,也玩简单的数学游戏。大多数游戏是他们现买来现卖的,像“两毛钱买20支烟,价格分别为一毛六、一毛八、二毛八,各买几支?”之类的问题。比较难的是“韩信点兵”型的,比如,“一篮鸡蛋,两个一数、三个一数、…、六个一数都余一,七个一数就正好,总共是多少个蛋?”有时题目给记错了,我告诉他们无解,他们就说我不会做。碰到这种情况,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书法可以用在许多地方。其一是对联。过年要写对联﹔结婚、做寿、新居(屋)落成也要贴对联。其二是标语口号,各种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都少不了。这使我想起打倒四人帮时的一件事。在我确实看清了要写的标语时,吃惊地告诉附近的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起来了。队长赶紧叫我不要乱说。“标语都马上要贴出去了,怎么还不能说?”我问队长。此外,私人或生产队的许多家具也要写字,以免搞混。私人的家具上写的不是名字,而是代表一个家庭的四个字的“堂”名:第一个字是姓氏,第四个字便是“堂”字,中间的两个字各不相同,用比较“好”的或吉利的字,如“仁、义、道、德”等。有一个共大毕业生在他们家的箩筐上写着“某某某办用的”而成为笑谈。日子只写到年和月,比如“甲申(年)仲春(月)”。

我还当过一次“政治辅导员”——给广大贫下中农讲解最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说到政治,一句随口说出的天真话,差一点断送了我的前程。为了强调干部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有一个“一、二、三”的口号:公社干部劳动一百天,大队干部劳动二百天,生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最后一条没什么问题——生产队长除了出席上级指定的会议外都参加劳动。但前两条则基本上是空话。一次田间休息的时候,我说:“这些公社、大队干部基本上不参加劳动,不知中央知道不,我要写信告诉毛主席”。有人把这句话传到了大队书记的耳中,而且后来越传越大,变成了“我真的给毛主席写了信,而且收到了回信”。从此我跟大队书记结下了梁子,大会小会上他都点名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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