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任高中老师
一九七七年初，为了在公社普及高中，县教育局决定集中培训一批数、理、化老师。培训班的老师是全县公认的最好老师，受训者由各公社推荐，培训班就办在老师所在的学校，使他们不至于耽误学校的教课任务。我们公社的侯书记是一位刚上任不久的小姑娘，二十出头，还没有结婚。为了挑选合适的受训人，她作了不少调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非杨林莫属”，因为我在公社读书时“天才”的名声在外，以致我出国后多年还有余望（我的母亲很自豪地告诉我，她在坐公车时的一个小插曲。一个比较年轻的后生不知因为什么话题谈起了我，他说他只佩服杨林，邻座的一位指着我母亲告诉他，这就是杨林的母亲）。大队书记自然不会同意，她就以“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强行把我从田里送到了“化学班”。出国前我去看了她，她的官是越做越小了。
化学老师文革前毕业于中山大学，本来是地区重点中学的把关老师，文革时因为出身问题下放到我们县里。化学班所在的学校文革时煞是风光，几间办公室里挂满了奖状以及从全国各地来参观的单位（不只是学校）送的锦旗。到一九七七年他们还是非常的左，每周我们得跟其他学生一样参加劳动，我们的化学老师的丈夫还在受批判（后来我们得知，另外两个班所在的学校都对老师及受训人员予以特别的照顾）。培训工作大受影响，以致于有机化学部分才开一个头（培训开始时早已开学，培训的时间总共才三个多月）。我们班结束后，她就被调到了另一所中学。在培训期间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那里的蚊子之多，在我所到之处都是空前的：在墙角上随手一抓，满手都是黑。那里的自然条件没有我们那一带好，没有河流，用水得从井里打出来。
培训班结束后，还得回到村里参加双抢。新学期开始之前，公社也对所有的民办老师进行考核，只考政治和数学。负责数学出题的汪老师是文革初期的物理系本科毕业生，也是我初中的数学和物理老师。他出完题后就回邻县的老家度假去了，改卷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因为大家都是老师，监考没法严。小学数学的卷子都过了六十分，九十分以上占多数。可怜的是中学数学，我粗略看了以后告诉负责人：“没有一个及格”，具体分数也没有必要给了。滑稽的是，我也得参加政治考试，还得了不及格。有些老师乐坏了：“杨林也不及格”。
公社里合格的老师不多，除了大学毕业的出题老师，还有两位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参加上面提到的考试）。但他们都被分派到大队的初中把关去了。我除了教高一的数理化，还兼初二的化学。那时初、高中都只有两年，初二才有化学课。一个星期十八节课（月薪好像也是18圆或是15圆），除了教课和批改作业，根本没有时间备课。物理是我的弱项，为了不教错，必须提前预习，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周末去请教汪老师。
在当老师的这个学期里，有几件小事值得一提。学期开始后不久，全公社的老师的会上，一首刚出来的新歌，需要教唱。居然有人点名让我教（这倒也印证了我的名气），我居然也敢接。这是我在公众场合第一次教人唱歌，一个字的普通话发音不准还被侯书记纠正。这首无名气的歌我至今还记得它的调子。
前面说到我的个子小（不到一米五），好些学生比我高大。有些家长递烟的时候，看到我坐在办公室里，不知如何是好，多数人最后还是会递给我。他们大概在想，如果我敢接，就说明我是老师，学生是不敢当老师的面抽烟的。个子小还要受炊事员的欺负。一次，因为带学生参加劳动未能准时吃饭，他告诉我没菜了，剩下的一份要留给另一位老师，我没吭声。过不多久，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我就火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也留一份？”他只好拿出一份菜来给我（除了留给那位老师的，居然还有备份！)。他以后再也没有欺负过我。与吃饭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喝菜汤”。我、另一位年轻老师、还有郑校长（退伍军人，三十出头，后来当了公社书记，再往后就没有联系了）三个人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饭吃完后，剩下的菜和汤冲入开水，是我们百喝不厌的美味。
最后要说一件事，是在清理办公室时，我把毛主席的石膏像掉在地上打碎了。旁边的老师叫我干脆把它砸烂，然后把碎片偷偷地撒到垃圾堆里。虽然是七七年的下半年，文革已经结束，心里为这事还是紧张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