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姐姐 chufang2021-12-14 20:24:07

我和我的姐姐

时间背后 2021-12-11 00:05



原题：姐姐徐然（节选）

作者：老鬼（杨沫之子）

我的姐姐马徐然，跟我是同母异父，她的亲生父亲是晚年赫赫有名的张中行，但她浑然不知。

因为我父亲马建民对她非常疼爱，比对自己亲儿子好得多。直到1966年，她30岁时，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张中行。

我从没感觉姐姐的血缘跟自己有什么不同。总觉得她跟哥哥一样，与自己有相同的父亲和相同的母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父亲对她比对我和哥哥都好，从没见过父亲呵斥怒骂过她。感觉几个孩子中她最受宠爱，在家里享有小公主般的待遇，凛然不可侵犯。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与父亲有深深的隔膜，上初三了还遭父亲抽耳光，很少尝到父爱。

我们家跟一般家庭不一样，父母都喜欢女孩，是重女轻男，女孩吃香。我和哥哥倍受冷遇。可是徐然姐却从不恃宠欺负我和哥哥。相反，总是替我们哥俩说好话。

只要她在家，父亲的暴戾脾气就会收敛许多，对我不再说翻脸就翻脸。所以，我特愿意姐姐在家。好像她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能让父亲变和蔼，不那么粗暴。

姐姐是个美女。当时我家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小学同学周正华家也住这里，她的父亲在国务院工作，她曾公开向班里多位女同学感叹：马波的姐姐特别特别漂亮！连连赞叹。都快60年了，周正华说话的神情，她的羡慕和感慨还清楚记得。

所以，自中学起，追求姐姐的男同学就络绎不绝。

据妈妈日记记载，姐姐上了师大女附中后，交了男友，比较注意穿衣打扮，妈妈知道后就给学校领导写信，说姐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要求学校对姐姐加强思想教育。

这让姐姐非常伤心，高中没毕业，就参军到华北军区文工团。才去一年却面临裁员。经好友栗铁军的父亲栗再温向内蒙古领导王再天推荐，姐姐又转到内蒙古歌舞团做舞蹈演员，这大约是1956年。

1959年，我12岁，姐姐22岁。

记得某天我跟在姐姐身后，在西单的长安大戏院门前往东走，忘记去干什么。姐姐是舞蹈演员，要练功。她穿着肥大的蓝绸子灯笼裤，体型窈窕，走路娉婷多姿，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宛若仙女一般。迎面而来的男人纷纷扭回头注视她，连一些女的也回头观看。姐姐挺胸昂头，旁若无人，风度高雅。我非常自豪。姐真像众星中的月亮，美丽又娇媚。

姐姐在家享有很高的地位，父亲待她彬彬有礼，倍加呵护，能跟她说很多不跟我和哥哥说的话。但姐对常受父亲冷脸的我和哥哥却很尊重，从不挟宠盛气凌人。所以尽管父亲对她很偏爱，我对姐却没一点点嫉妒心。感觉她心地善良，经常替我们哥俩求情辩护。

有她在家，父亲的脾气就柔和许多，眼神也慈祥了许多，从没有当她的面对我动粗。可惜姐姐长年在外。每逢姐姐回家我都特高兴，因为父母也都喜气洋洋，如同家里来了贵客，即便我淘气了，父母也能容忍。姐成了自己的保护神。

印象最深的是她敢挺身而出率先为哥哥鸣冤叫屈。运动初期，母亲害怕抄家和停发工资，偷偷把1000元钱放进瓦罐埋在院子的某个角落。几年后母亲恢复了组织生活，境遇好些了，让哥哥把钱挖出来，却发现1000元钱不翼而飞。

结果父母都怀疑是哥把这笔钱偷了，认为他品质恶劣，当即断绝了跟哥的来往，5年不跟他说一句话，哥生重病了也一点不管。慑于父母的权威，全家人谁也不敢替哥说话，包括我，唯恐得罪父母，尤其是父亲，都怕他怕得要命。

唯有身在外地的徐然姐挺身而出，反驳父母对哥哥的指控——因为父母仅仅是怀疑，并没有哥哥偷钱的证据。当时家里，除了哥哥还有另外一个大姐，还有保姆，很难确定钱就一定是哥哥偷的。

由于成见，父母一口咬定是哥偷了钱，谁替哥说话，父亲就跟谁翻脸。姐最先站出来为哥鸣不平后，立刻遭到父母的严厉指责，并与她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不理她。可姐仍不屈服。

又过了几年，父母最终还是接受了姐的意见，与哥哥恢复来往。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姐的善良和正直。她如果心肠不好，大可以不管这闲事。替父母深恶痛绝的哥哥说话，她个人捞不到任何好处，除了惹父母生气，失去父母的宠爱和许多利益。

我那时年幼无知，总觉得姐姐喜欢打扮是资产阶级思想，臭美，所以，在家里从不主动跟姐来往。还觉得她受宠，我不受宠，对她热情有讨好巴结之嫌，她回家后，对她缺少热情，冷冷的，刻意保持距离。2010年以前，就从没有跟姐单独照个相。

可姐却多次主动帮我。

第一次，1970年，我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41团抓捕后给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当时，父母还没解放，不敢管我的事。姐姐徐然看了我给父母的信后，非常同情，不断劝母亲找人，把我从火坑里解救出来。后来老妈接受了她们的意见，开始为我找北京军区的魏巍求助，无果。

姐又建议妈给王震写信。因为他曾是农垦部长，跟兵团有点关系，又是姐夫所在的铁道兵的司令。老妈就写信求助，却碰了个软钉子。后来，姐又提议找她同学周涛，请周涛老公的父亲北京军区副司令徐深吉帮忙。但我碰多个钉子碰伤了心，没让姐姐去找。

最后，老妈给国务院写信才发挥了作用。可这封信又是徐然姐亲自送到国务院西北门的收发室，过去姐从没告诉过我。前两年姐无意中提到了这件事，我才知道是姐姐把这封决定命运的信递交上去的。在我一生中最患难的时刻，姐姐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第二次，我因为坚持写自己的下乡经历，被父母发现，反对我写。说我写的东西肯定是大毒草，我没听他们的话，继续写。结果父亲将我的手稿偷走。发现稿子丢失后，我写信向父母索要，言辞有些过激，父母大怒，声明跟我一刀两断。结果我在大同过了两年有家不能回的日子。父亲还不许家里别人跟我接触。

在那段非常孤独的日子里，只有身在贵州都匀的姐姐还跟我保持着一线书信联系。姐探亲回北京时，一有机会就劝说父母不要这样动不动就跟孩子断绝关系，让外人笑话。哥哥、姑姑在家里没地位，都不敢替我说话。只有姐敢这么劝说父母。那一段时间，姐姐成了我唯一的亲人。

第三次，1979年与父亲政见不同。他组织全家人围攻批判我。导致我当众跟他顶撞，气得他大吼“滚蛋！”我立刻就滚了，不再进这个家门。差不多有3年，寒暑假我都住在北大32楼宿舍，姐夫介绍的文化部女翻译也吹了。

家人里，仍然只有姐不跟我划清界限，继续跟我来往。

趁父亲高兴时，姐还提醒他孩子有错可以批评，但就因为观点看法不同把孩子赶出家门，让外人难于理解，一般父母没这么干的，也影响他们自己的形象。

第四次，我结婚时，经济非常拮据。姐姐又帮我说话，让妈妈资助了我一点钱。当时，父亲跟我一点不接触，母亲也来往极少。我有什么话想跟母亲说都是通过姐传达。姐姐成了我跟母亲的联络员。在姐的旁敲侧击下，老妈给了我200元结婚用。用老妈的话说，这是破天荒的，家里哪个孩子结婚她都没管。

我明白，这是姐姐替我说话，从中润滑疏通的结果。结婚时，利利的母亲很重视，很当回事。可我父母都没出面，姐只好代表父母看望了利利的母亲，一块吃了顿饭。

可惜，我没把姐姐帮我的事情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好多都忘记了。但这几件事已刻在脑海里，永远忘不了。

所以，姐姐不但外貌俊美，心肠也特善良。她虽是父母宠儿，掌上明珠，对不受待见的哥哥和我却十分同情，绝不垄断和独霸父母的好感，她经常劝父母待我们哥俩好一点，不要总对外人讲弟弟的坏话，让家里多一点亲情，正常一点。为此还被父亲斥责“不明是非，思想糊涂，耳根子软，没有立场”。

姐姐跟我很有共同语言。

但是，母亲1995年12月去世后，我跟姐姐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老妈1989年秋和李叔叔结婚后，跟姐姐不像过去那么密切了。有什么事首先要跟李叔叔商量，而过去都是首先跟姐姐商量。这样姐姐就感觉到了母亲的疏远，对李叔叔产生反感，认为他取代了本来属于姐姐的在母亲那里的位置。而李叔叔对我不错。所以，在对李叔叔的看法上，我与姐姐完全不同。她认为李叔叔不好，我认为李叔叔好。

接着，母亲的遗嘱说让把作品版权和10万元及一些遗物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我和李叔叔力主无条件执行。姐姐却认为不如把母亲的钱捐给北京市文联，设立个文学基金。一些遗物可给湘阴县，那里是母亲的老家会更重视。这样，为老妈遗嘱问题也跟姐姐产生了尖锐分歧。在李叔叔和姐姐的矛盾中，我完全站在了李叔叔一方，就差面对面争吵了。姐姐跟李叔叔断交，我也跟姐不再来往。

以后，从1995年到2010年一晃15年，我跟姐姐完全断交。只是三叔去世时见过一面，也没顾上说话。但渐渐地心里越来越怀念姐姐，闲暇，常回忆起她的点滴往事，煞是怅然。

在我们家里，父亲的官儿最大，一切都他说了算，一切要服从他的指挥。他对谁不好，大家也得对谁不好，必须跟他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内奸。可全家唯有姐姐敢跟他不一致。当父母跟哥哥断绝来往之时，她大胆为哥哥辩解；当父母把我赶出家门后，她又出面为我说情。这是姐姐最感人，最美好，最难忘的情义。

一想起来，鼻子就有些发酸。患难识人心，我两次成了有家难回的丧家之犬时，长年无家可归，只有姐姐给了我一缕亲情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