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丽：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妈妈都没去送。那天火车站的气氛有点儿凄凄惨惨戚戚。1968年夏天刚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班大队人马去北大荒，她们走时还有一股奔赴革命的味道。后来我再去火车站送人，就感到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我们走的时候毛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刚刚发表，车站上敲锣打鼓很红火，实际上很多人内心是无奈的，大势所趋，去不去农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不像你走时还有很多人是自愿报名的。
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经想走了。因为没学可上，在北京待得无聊，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团，宁可插队。
马笑冬：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兵团？
叶维丽：插队自由一些，我这个人不爱受纪律约束。1968年11月我因为失眠睡不好觉，去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散心。我表姐是50年代的支边青年，她们家人都在那儿。我看到刚刚从天津来的知青，穿着黄不黄、绿不绿的假军装，俗话叫“狗屎黄”，干什么事都得排队，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好。离开兴凯湖我去看望在黑龙江宁安县插队的两个中学同学，那几天我每天跟着她们去山里扛木头，累是累，但认识了不少老乡。干活休息的时候跟老乡们聊天，一个中年男人问人是从哪儿来的，又自问自答说是用泥土做的，要不为什么出汗时带出那么多的泥？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虽说他的答案不“科学”，但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这让我意识到，对“形而上”问题的关心，不是书斋里知识分子的专利。我的同学去的时间不长，却已经和屯子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参与一些当地的事务，我很羡慕她们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回到北京正好山西来招人去插队。我知道去兵团挣工资经济上有保障，但当时这些考虑对我不那么重要，我立刻就报了名。当农民不用政审，报了名就走人。
我们学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在雁北地区，离内蒙不远，是个穷地方。火车开到张家口，风一下子就变硬了。从大同到山阴改乘北同蒲线，向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后来知道是盐碱滩。视野里几乎看不见一棵树，给人荒凉贫瘠的感觉。房屋是用土坯盖的，老乡穿着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历史上就穷，“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儿的人去内蒙古谋生。你说到云南的青山绿水，和雁北的反差太大了。
知青一般都分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我们村叫“上河西”，在当地是个大村，有300多户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们村曾经很富，当年有个说法，叫“骑骡养马上河西”，我们去的时候村里的情况也比周围其他村子要强点儿。从县城到村里30多里地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桑干河，冬天结着厚厚的冰。我们有几个人从北京托运了自行车来，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村里，一路上颠得厉害。我们的车子不适合农村的土路，没过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见当时我们对农村情况的无知。
刚去时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后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国家给每个知青200多块钱安家费，安家落户盖房子，一年多后我们在村南盖起了一排10间屋子，是请老乡盖的，男生帮工。房子盖好后，我们决定不盘炕，从北京运来床板。老乡看我们睡床板，总问冷不冷。我们那儿产煤，冬天屋里生炉子，倒也不冷。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当年的床板，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馆，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乡争有限的资源，不受欢迎。我们那儿地广人稀，广种薄收，我没感觉老乡不欢迎我们，当然也说不上多欢迎。我想他们是有点儿新鲜，也感到奇怪：这些城里娃干嘛来了？没有什么人把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当真，说老实话，没有几个老乡听说过什么“再教育”。
我们村子算一个大队，下面有9个生产队，知青分散到9个队里，每队三四个人，我在7队。虽然是大队编制，可是小队核算，7队算中等收入的队，我是队里唯一的女知青，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女劳力。我们那儿已婚妇女不下地劳动，偶尔有几个小姑娘去地里也是连干活带耍。我和男人干一样的活，他们锄多少地我也锄多少地，我挣7分半工分，一个整男劳力挣10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挣这么多，不管你干得有多好。我们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因为差不多人人都有家里的“后援”，不指望这点儿工分活。我一年干下来，年底分红的时候，除去粮食钱、菜钱，也就能分到30来块钱现金。在经济上我们不能算真正独立，这点比不上你们。
但是我们比你们自由。到村里后我很快就发现，这儿的政治气氛比在北京宽松多了。后来我不断在心里想，选择插队是做对了。村里前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运动的气氛了。当时的报纸上老说农村要“抓生产促革命”，怕革命冲击了农业生产。农民不干活和工人停产不一样，农民要是不种地，大家都别吃饭了。
我们村“吕”是大姓，老乡们说他们的祖上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儿集合来的山阴，还说他们的祖先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村里曾经有个“吕祖庙”，我们去的时候这座小庙只剩下个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一些老习俗仍然很有势力，比如说辈分，辈分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辈的人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相同，一听名字就知道谁是哪一辈的，在称呼上严格遵照辈分来，年龄倒在其次。村长是个辈分很高的人，没多少文化，开大会的时候打着官腔，连口音都变成他自认为的普通话，还爱搬弄报纸上的名词，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们听着暗暗发笑。开会常在晚上下工后，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个临时讲台，挂盏汽灯，村长一个人在上面讲，底下没几个人听，男人打瞌睡，女人说闲话，孩子们到处窜。城里的政治到了农村，就变了味儿。
村子里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时，老乡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林彪和叶群两个人都是双职工，他们怎么还反毛主席？
马笑冬：他们是什么意思？
叶维丽：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个人上班挣工资，吃皇粮，别人家就羡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两个“双职工”，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还闹什么事？老乡们关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怎么能吃饱过好，他们看不出上层斗争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那时候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会觉得他们的说法愚昧无知、荒唐可笑。可几年下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如果一家有两个双职工，就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城乡生活的距离之大，使一些农民完全没法想象“双职工们”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农村的，又有多少农民觉得和他们有关系呢？
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不满，说起来骂骂咧咧，要在城里肯定能打成反动言论，一抓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蹲底了（在社会底层），把我送进监狱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作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当然不是人人说话都口无遮拦。我们队有个大后生——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男青年叫后生——名叫贵山。他心灵手巧，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跟着他干活他处处照顾你。贵山是富农的儿子，快30了还没娶上媳妇。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长得很端正，他没结婚显然和“成分高”有关系。那几年我没听说村里开过批判“四类分子”的会，但对贵山这样的人压力显然是有的。贵山说话很谨慎，从来不“胡说八道”。我们那里并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体的气氛确实比在城里要宽松许多。
作为城里人，咱们在内心深处往往有优越感。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村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而你自己并不高明，往往还很笨。有一次我和几个后生一起浇灌菜园，水很快很猛地冲进园子，我还傻傻地站着不动。一个后生看我没眼力价，就提醒我往干地上站，别把鞋给弄湿了。他接着又说，其实干什么都是一样，自己要先站在“干地”上才能顾及别的。后来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况，会问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这就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哲理吧？我们队有个熬盐的老汉，读过一点四书五经，有时愿意跟我讨论什么叫“仁”之类的问题。我知道多少孔孟？这种时候真让我汗颜。
同时，我们在书本上、从各种宣传中得来的政治概念，也不断地在现实中受到检验。比如说关于“贫下中农”，总是说他们政治觉悟最高、品质最优秀。我们到村里不久，大队派了个老汉给我们做饭。他的形象朴实忠良，照一个女生的说法，“一看就是个贫下中农”。过了一阵，有个男生发现，我们的黄米还没怎么吃，米口袋已经下去了一大截。黄米是细粮，很金贵。再一“侦察”，知道都是老汉一次拿一点，慢慢偷走的。这下知青们炸了窝，对老汉不依不饶，数那个说“一看就是贫下中农”的女生反应最强烈，最后老汉只好走人了事。其实在村里，“偷”是家常便饭。粮食下来后堆在场上，不时听说少了。每个队都有专门“看青”的人，他们不下地干活，到各处地里转来转去防止人偷庄稼。其实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块地的玉菱子快熟了，掰下来烧把火烤了吃。刚去村里时，老乡们对待“集体”的态度让我很气愤。不但偷集体是常事，在地里干活时，好心的小后生还教我如何偷懒取巧。时间一长我明白了，老乡们并不“热爱集体”。
我们那儿管下地干活叫“受苦”，管好劳力叫“好受苦人”，我们知青干起活来都还比较实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学会了用扁担担水。有一次担水浇队里在远处的一块地，我一口气担了15趟，真把我累坏了。还有一次我们7队和6队在一起干活。6队有个老汉是个大能人，不但干活是把好手，逢年过节还会耍狮子，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干活时他暗中在看。收工时他说了一句，“你会受苦了”，意思是我会干地里的活了。为他这个话，我心里得意了好多天，到现在仍然觉得它是对我5年插队生活的最高肯定。
在队里，我交了几个老乡朋友，都是老实巴交的“老汉”。我跟其中的高典老汉特别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里的一个家。老汉有胃病，脸色发乌，他有一家子人要养活，最小的孩子还在炕上爬。老汉的妻子——当地的称呼是“高典老人”——老家在晋南，虽然嫁到上河西20来年了，可是仍然被村里人看做是“侉子”，笑话她说话的口音。因此高典老汉家在村里又穷又没地位。遇上节日我到他们家去“吃请”，比如中秋节，别人家还能吃顿羊肉萝卜馅饺子，他们家顶多就是素馅饺子，但因为是白面的，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了。
马笑冬：你在村里几年，农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行？
叶维丽：从收入来讲，绝对没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面当做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们刚去的那年，我们7队每人分20斤麦子；5年后我走的时候（1973年），每人才分7斤麦子，磨成面就更少了，所以一年吃不上几顿白面。别的队也大同小异。吃顿白面是件大事，能乐上好些天。老乡在地里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吃。离中秋节还有好几个月，老乡就开始聊过节那天吃什么了，几乎天天说，一直说到过节那天吃上一顿。老乡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了。我们队有个妇女去过北京。当时她儿子在北京当兵，她去探亲。她最爱跟人讲的北京见闻是去颐和园和吃油条，油条比颐和园还让她津津乐道，我就不止听她讲过10次8次。
你讲到在云南看到的贫穷对你的震撼，我对贫穷也有几个永远忘不了的镜头。有一年秋天我们队分山药（土豆），我们先把山药从地里收回来，堆放在村里当街一棵大树下，留一个人守着，别人先回家吃晚饭，饭后各人拿着麻袋箩筐什么的去领自家那份儿。除了粮食，我们从地里收下的东西都这么分。那天晚饭后我拿个箩筐去领我那份儿，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秋风萧瑟。走出巷子，我看到在大树底下站着一群破衣烂衫的人，有的披着麻袋片，在冷风中哆嗦着等着分山药。我突然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不是一群乞丐吗！天天在一起干活，我视而不见，没有特别留意，但那一刻站在远处，我一下子“看见”了。我觉得心里作痛，这都是我朝夕相处的乡亲。在他们中间仿佛也有我，我自己的衣服也很陈旧，一件外衣穿了七八年，头上裹着老太太戴的黑头巾。但我又清楚其实我并不在里面。
还有一次，我出工晚了，赶到地头，已经看不见人了。玉菱子长得又高又密，人们在里面锄田，地头散落着鞋。老乡们为了省鞋，夏天常常光脚锄田。我头一次好好地看了一眼那些鞋，都是一针一线做的“老农民鞋”，一双双不是前头开了口，就是后面穿了帮，要是在城里，早都该扔了。后来我看到凡高的一幅画，画的是一只破旧不堪的皮靴，让我想起我们地头的那些破布鞋。在村里几年，我学会了从一个人穿的鞋来判断他（她）的家境。
还有一个镜头发生在另外一个村子里。1971年的冬天，我到临近朔县的一个公社参加了几个月的“一打三反”，主要是清理经济账目，整顿村里领导班子。那时候知青们已经不爱干这种事了。我呢，别人爱干的时候我不干，到人们都不干的时候，我倒想干了。我觉得在上河西生活了几年却并不了解农村，这次是个机会。我去的村子不大，我们每家吃派饭，没过多久，村里人的名字我差不多都记住了，交了不少朋友，知道了很多事。我们的工作最后不了了之，“运动”式的做法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结局。
有一次我在一个老乡家坑头坐着和女主人聊天，她有个3岁左右的小姑娘。那孩子隔一会儿就到窗边去一下，我们说话的工夫，她去了几次。我纳闷她在做什么，就扭头去看。原来窗台上放着一块水果糖，最廉价的那种，连糖纸都没有，大概是从村里代销点买的。她走过去，舔一舔那块糖，放回窗台，过一会儿再去舔一下。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自制力，知道这糖宝贵，不能一下子吃了，只能每次舔一舔。这个女孩轻轻舔糖的动作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这些贫穷的细节不断加深我负疚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老乡，可是我什么都没做。离开村子回北京的时候，我就是怀着这种深深的歉疚。
刚去村里的时候，我常在脑子里跟自己讨论是不是要一辈子当农民，一天到晚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一旦上山下乡，我们的城市户口就被注销了，大家都明白再回北京很难了，前途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当时官方的号召是要知青扎根落户，中国的政治情况也让人看不到有别的前景，一辈子当农民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像你一样，我也留心农村妇女的生活，在心里问自己能不能也那么活。
马笑冬：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叶维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婚姻。我们那儿管嫁姑娘叫“聘女儿”，男方要给女方家彩礼钱和衣物。我们刚去的时候彩礼钱是600块钱左右，5年以后，涨到1000到1200块钱左右，几乎增加了一倍。知青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显把人当商品卖吗？怎么解放这么多年了，还存在买卖婚姻？让我们奇怪的是，女孩子们一点儿也不认为她们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她们说父母养她们这么大，要彩礼是应该的。平常她们没有像样的衣服，借着出嫁可以要上几身新衣服和一块手表，穿戴上在村里街上走一走。每逢我看到一个聘出去的“女儿”，身穿婆家送的新“条绒”（灯芯绒）上衣和“华达尼”裤子，有些不好意思又有点儿得意地在人前来来回回地走，心里总忍不住有些怜悯。有的女孩在村里有“相好”，但也不得不远嫁他村。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女子心里绝不会真正欢喜，但也认命了。我在村里5年没听说过有抗婚的。我们女知青的年龄在18、19到20出头之间，村里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出嫁了。我们队有一个跟我不错的一个女孩儿，我去的那年她结的婚，两三年后，她两三个孩子都有了，拉一个抱一个，肚子里还怀着个。原来挺秀气的女儿，现在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就跟你说的那个傈僳族女子一样。
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姑娘叫“女儿”，结了婚的叫“女人”，上了年纪的叫“老人”，女人一老就没有性别了。“女人”这个词和生育密切相关。我们在村里那几年，生产没有上去，收入没有增加，但“聘女儿”要价却越来越高。我们知青在一起老纳闷老乡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娶媳妇除了聘金，一般来讲还得盖新房子，那开销就更大了，很多人家就得拉债。我在村子的后几年，“换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马笑冬：什么叫“换亲”？
叶维丽：“换亲”就是如果一家有兄妹两个，就找别的村另外一家也是兄妹俩的，把妹妹嫁过去给那家儿子当媳妇，哥哥娶那家的姑娘。这样双方都不用出聘金，没有“资金的流动”，婚嫁的大宗开销就省了，这是穷人的办法。我们知青院子有一个常来串门的小伙子，我们叫他“老懂”。老懂对外面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老到我们那儿去看报纸，听半导体，和男生聊天。他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男生给了他个外号叫“老懂”。老懂非常聪明，人也长得端正。他家没钱，只有换亲，先把他妹妹嫁给外村一家人的儿子，他再娶那家的姑娘。他娶的媳妇从各方面看都和他不般配，老懂一天到晚不在家待着，娶了媳妇也不着家，老泡在我们那儿。他在村里有个相好，是个“好人材”——我们那里管长得漂亮的女子叫好人材。漂亮的女儿要价就高，老懂没钱娶她，她嫁给别人了，我们都知道老懂心里不痛快。换亲容易出现悲剧，男女双方都没有幸福，但往往女性受害更深。如果妹妹跟哥哥的年龄差不多、对方家庭各方面情况都般配还好，这样18岁的妹妹先嫁给年龄相当的男人，再给20岁的哥哥娶嫂子。可是常有的情况是哥哥都二十四五岁了还没结婚，所以妹妹一到十五六岁就给嫁出去了，老懂家就是这种情况。老懂的妹妹小小年纪，一个人嫁到个陌生的地方，她的婚姻是为她哥哥服务的，比起老懂，她更惨。
这些都是现在的想法，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用城里人的眼光看，觉得当地的风俗就是这样，是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结婚要聘金是因为贫困，没想到这样做还反映了妇女从属的地位，看待这个问题还可以有一个女性的视角。你看到那个云南姑娘的变化那么震动，你是把自己当做和她一样的女人了，我缺乏你那样深的同为女性的认同。像你一样，我的结论也是不能像村里的女人那样生活，连想象一下过那样的生活都能让我浑身发冷。其实除了贫穷，女人从属于男人的低下地位也是我不能认同村里女人生活的重要原因。毕竟我们受过“男女平等”思想的教育，再回到男权社会是不可能了。
有意思的是，老乡好像不把我们女知青当做有性别的人。有时当着我们的面，他们就议论女知青怎么就不像女人，“形体”（这不是老乡的原话，是我的较为含蓄的“翻译”）不像，举止言谈不像，穿着打扮也不像。老乡们在地里干活时经常讲些男女之间的事，照他们的说法，晚上那么长时间不干这个干什么，还常说些很“荤”的笑话。他们从来不避我。最初听到这些话我觉得特别扭，后来明白我在不在场他们都这么讲，也就充耳不闻了。这些笑话给枯燥的田间劳动带来乐趣，它的听众主要是十五六岁的小后生，你甚至可以说是对他们进行的“性教育”。相比之下，我这样在清教主义影响下长大的人在性的问题上要无知多了。
我和男社员们一起干活从来都觉得很安全。我们刚去的头一两年，有个别老乡打听过女知青有没有要在当地结婚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要彩礼钱，结果被男生严词驳回了。事后男生告诉我们有这么回事，说起来俨然是我们的保护者。我心里觉得好笑，并没有请你们代表我们。后来老乡就不打女知青的主意了，可能他们明白我们早晚得走，留不住。
村里人在性的问题上没有城里人那么多禁忌，有时会听说谁“偷人”了，谁和谁“相好”了。男女青年在一起打打闹闹，拉拉扯扯，有的女孩子在男人怀里乱滚，别人在旁边看着哈哈笑，大家都很开心。我想老乡们在男女关系上就是这样随便，慢慢也就见怪不怪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叙说。我们在的那几年，我们村有一对男女双双被枪毙，我亲眼目睹行刑的全过程。女方是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有丈夫、孩子。男方是个大后生，二十大几了，还没结婚。两个人“相好”了，女方撺掇男方给她丈夫食物里下砒霜，不久她丈夫中毒身亡。我们到村里时，他们两人已被逮捕。当时正兴“群众专政”，有一天老乡们被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议论该怎么判刑。压倒性的意见是给女方判死刑，放男方一马。据说女方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和不少男人睡过觉，有个很难听的外号。而男方是个“好受苦人”，因为穷，娶不起媳妇，是女方勾引他，教唆他犯罪。发表意见的都是男人，不知村里的女人们怎么看待这个案件。
后来法院的判决下来，两个人都是死刑，公审大会在离我们8里地的公社所在地召开。那天大队停工，全体社员都得去公社开会。公审的都是刑事犯，有六七个人，我看到了我们村那对男女，他们的罪名是“因奸杀人”。那个小伙子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他的嘴被勒上了绳子，不能发声，他用眼晴在人群中搜寻熟人，神情很镇定。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普通，没给我特别的印象。法官宣读完判决，大会立即结束。各村来的人很多，一时非常混乱。我正要往上河西方向走，突然看见押着犯人的卡车在我面前一块空场停了下来，犯人们被推下车，几声枪响，他们在离我仅几米之外的地方倒地身亡，全部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一口气还没喘上来，就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一些人拥将上来，将死人的脑浆收集起来，包好带走。这群人里我看见了我们七队一个社员。
在此之前我连死人都没见过，如今我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看到了似乎在蒙昧蛮荒的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此后的若干天，我几乎天天夜里做噩梦，血腥恐怖的场面挥之不去。
后来我听老乡说，用新鲜的人脑浆治疗毒疮是当地人相信的偏方，这个说法让我想起鲁迅小说里的“人血馒头”。咱们中国人，不分南北，都有很“邪”的、用“现代”观点看十分野蛮残酷的治病办法。我们队那个社员长年累月长疮，让他不堪困扰，有时他会用很脏的布把长疮的部位包起来，让人看着就很难受。村里有两个半脱产的“赤脚医生”，他们会简单的针灸，备有一些常用的西药，还种着一块中草药地，但他们显然治不了那个社员的顽症。野蛮的办法不但和愚昧有关，也和无助有关。
公审大会过了很久，老乡们还在惋惜那个被枪毙的大后生，念叨他是个多么好的“受苦人”。
除了贫穷，我还感受到了干群矛盾，有时相当尖锐。我们村只要大小是个干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不下地是最大的好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好处，比如分东西的时候分得多一些，好一些。在我们那么穷的地方，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就很不一样。哪怕一些为人不错的干部都这样做，好像这是当干部理所应得的。老乡们心里不满，常发些牢骚，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7队的干群关系格外不好，社员们背地里管我们的队长叫“七尺灰”。“灰”在当地是“坏”的意思，这个人个子很高，“七尺灰”的意思是“高个子的坏蛋”。他很少下地干活，平时所谓上工就是拿把镰刀，到地里各处转悠，看看哪块地该锄了，过两天让社员去锄。他转一转就回村了，不知在哪个炕头坐着抽烟聊天去了，这样就挣了一天工分，还是最高分，老乡管这种工叫“遛弯工”。
“七尺灰”偶尔下一次地，我们就要“受死”。
马笑冬：受死？
叶维丽：我们那儿管干活叫“受苦”，“受死”就是让你拼命地干活。平常“七尺灰”不来的时候，是副队长领着干活。我们走到当天要干活的那块地，有时离村里好几里路远，副队长说“抽袋烟吧”，大伙就在地头坐下来，这一坐半天不起来，抽烟聊天磨时间。抽了几袋烟以后，副队长慢悠悠地站起来，大伙儿这才开始干活，中间还休息一下，等到快晌午就收工了。这样一种劳动态度，让我很早就明白社员们没有积极性。成年劳力还好一些，十六七岁的小后生们尤其不好好干。他们锄田的时候，地头锄锄，中间划拉划拉，就到了另一头，在地上坐着等大伙过来。
可“七尺灰”一来我们就得受死。他精瘦精瘦的，平时不干活，养足了劲儿，偶尔到地里来，还常常是我们干了半天他才到，一来就腰也不直地锄地，他腿长，大步流星，你还得跟上。到快晌午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如果出早工的话，清早就开始干活了，早饭是担到地里吃的。我们知青的早饭还有干的，通常是一个玉茭窝窝，老乡就是稀薄的玉茭糊糊，里面能放几块山药就很不错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吃野菜团子。到了中午大伙儿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别的队都回家了，从我们地头经过时，“七尺灰”好像没看见，我们只好继续干。这时候我觉得太阳特别毒，地头特别长，肚子特别空。四周安静极了，只有我们7队社员在默默地“受”。
“七尺灰”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么整我们一次。我们队的社员都恨死他了，背后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他，大家都怕他。他虽然年纪也就是30多岁，可是辈分不低。他能这样为所欲为，在大队里定有靠山。他每次整我们，我都气得浑身冒火，在心里狠狠地骂他，反复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句话就在嘴边，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来。作为知青，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疚感，觉得对不起我们队老乡。
马笑冬：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会不会因此压你，不许你回城，不让你上大学？
叶维丽：我没想过。我想他没有那么大权力。可是我即使当面顶他，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他不会把我当回事儿。当然这样解释是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负疚是因为我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从小咱们受的教育是要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这么软弱。
我做过一阵大队“电磨”的会计，“电磨”就是粮食加工厂。大概因为前几任会计手脚不干净，大队就让知青去管账。我每天在机器轰鸣的屋子里开关机器，称粮食收钱，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粮食粉末，头发全是白的。在“电磨”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走后门”是怎么回事。常有干部、有时包括公社干部拿自家粮食来，放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人了。你给不给他们加工？加了工收不收钱？就算我不给他们加工，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乡早就把他们的粮食加工好了。有时快下班的时候几个干部一起来了，拿了粮食就走，没有二话。很快我就明白，他们是不会给钱的。跟我关系好的老乡，有的也把粮食悄悄放下，跟我点点头就走了。
渐渐地，我学会了判断每一种情况，不在加工厂我不会知道这中间的“学问”。干部的钱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认账，但是大部分人的钱你必须得收，否则加工厂就没收入了。在哪儿划一道线呢？对大部分老乡朋友，我只能管他们要钱，要不然我这个营生没法干。只有高典老汉，我就不收钱了。他实在太困难了，因为身体有病干不了重活，工分挣得少，家里负担又重，每天下班后结账时点着花花的票子，我的感觉很复杂：我实际上是给干部们走后门做了同谋，又不能帮助队里那些也很困难的乡亲们。至于收入上缴之后大队是怎么花的，有没有贪污，我就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厂干了几个月我就不干了，又回到队里去锄田。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小后生经常问我们：“你们在城里看电影吧？溜马路吗？”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们永不疲倦的话题。他们想象城里人吃饱饭了没事干，穿得干干净净的，男男女女挎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就是农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体面”，有闲。年纪大一些的老乡只是听，什么也不说，他们似乎已经不向往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可是小后生们想象的城市生活画面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锄着叶子已经开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离我也很遥远了。
马笑冬：城乡差别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插队的人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感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农村会这样穷？
叶维丽：我有好多疑惑：为什么老乡不热爱集体，反倒老想办法占集体的便宜，干活的时候能偷懒就偷懒；为什么越干越穷？“受”了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好？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那么大？我已经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但是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去深想。当时听说有些爱思考问题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凑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还看些理论方面的书籍，形成了自发的“地下沙龙”，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农村改革的种子。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们村知青中没有这样的人。
马笑冬：听你讲起来，你们和老乡的关系还不错啊。
叶维丽：个人都还可以，每个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户”，逢年过节老乡到知青院叫我们去“吃请”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学会了讲当地话，我说得最不好。刚去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的话，还得连猜带蒙。后来大家都学，成了风气，我们全县都是这样。前些年，我跟几个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个村里的人，他问我们是什么人，一个女生脱口用雁北话说：“忘球啦？”（把我们忘了？）我听了又想笑又想哭，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学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我们村的知青里不但干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后说：“净是大疙旦”（大官）。我不喜欢这样一个组合，我那时已经十分不认同干部子弟那一套了。
马笑冬：那你怎么跟着这些人去了？
叶维丽：是学校分的，除了一个“老初三”的，我和别人都不认识。下乡的高干子弟都是家里有问题的，没问题的很多都去当兵了。我们村一开始去了20多个知青，后来陆续又有来投亲靠友的，最多的时候有30几个人，其中好几个是“弟弟”。那时候一个家庭分散在几处太平常了，有的家长就尽可能让孩子们到同一个地方去插队，好互相照应。我弟弟的学校是去晋南，我爸爸妈妈让他跟我到雁北。有一阵我们家5口人在3个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济的新华社“五七干校”，我妈妈和我妹妹在北京。当时中国城市几乎家家“四分五裂”。我妈妈因为腿残废，没去干校，在北京给我们保住了个“窝”。我们村里有些同学在北京就没家了，还有的同学家长被关起来，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知。我们插队那几年，有个男生的父亲在干校突然死亡，至今闹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我爸爸在干校打井几乎被突然倒下的井杆砸死。这就是当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写照。由于我们村知青的背景，“家破人亡”的情形更加突出。
因为尽是些落难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压抑和不满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没别的出路，只能插队，就来了。第一年年底我们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当兵，这是当时家里问题解决了的干部子弟通常的出路。这么一来，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农村插队无非是权宜之计。冬天地冻得硬梆梆，营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几个月，春耕了再回来，像候鸟一样。
村里干部不“左”，从来不找我们的麻烦，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内心很希望我们村的知青是一伙做事的人，能够参与村里的事务，为老乡们做点儿事。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同学和老乡相处得那么融洽，参与屯子里的公共事务，她们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在我们县别的一些村子里，知青有的当了队干部，有的当了会计、教师和赤脚医生。有个村的知青在村里几乎“夺了权”，大队小队的干部都有他们，在老乡中威信很高。而在我们村，除了个别男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融进村里的生活，也无意进去。有一度我认真地想要转到“干事儿”的村子去，但最终也没走。一想起在黑龙江的同学，我就惭愧不已。我恨自己无力冲破那堵无形的墙，有时恨得浑身燥热，但就是冲不破。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墙”的存在。有一次两个知青要结婚，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关系。听说他们两人要在村里结婚，老乡们都很兴奋，觉得可以热闹红火一下了。结果没一个老乡被邀请，连村干部都没请，完全把门关上了，知青们自己开了一个party（聚会）。我想老乡们一定很失望，他们还准备“听房”呢。那两个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村里一年多了，认识很多人了，也不知道是谁决定不请老乡的。
马笑冬：有人提出异议吗？
叶维丽：没有，我心里很不舒服，可什么话也没说。我们这些人里还有人号称要“解放全人类”呢。“解放全人类”是四中老红卫兵组织，男生中有几个人曾经和这个组织有关系。他们在自己的锄头上刻着“解放全人类”，每天上工扛着这么个锄头，我觉得特可笑。
到村里后不久，知青就分为两派。这种派系之争特别无聊，而有人却把它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两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两派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分歧。我想是有个别男生权力意识特别强，习惯了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就把它带到农村来了。两派都以男生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没参加。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外人”的感觉非常强，既不是老乡中的一员，也不满意某些知青的拉帮结派，成了“两个世界”之外的人，一个人很孤单。
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挂面香肠之类凑在一起，再从老乡家买些豆腐、鸡蛋，做一顿好吃的解馋。我们平时的伙食干的是玉菱窝窝，稀的是玉菱糊糊或小米粥，粥里有时放山药蛋。雁北地区蔬菜种得少，老乡很少吃鲜菜，一年到头吃用洋白菜丝和胡萝丝腌的酸菜，叫“烂腌菜”，我们也跟着那么吃。刚吃的时候很不习惯，总觉得有股酸臭味。刚去的那年吃不饱，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门口等着，向女生要吃不了剩下的。后来能吃饱了，但是没有油水。第一次在村里过年，伙房吃羊肉饺子，有的人先吃一轮，然后到外面去走路“帮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轮、第三轮，没人把肠胃撑破了真是万幸。不知为什么，小米“养”女生，第二年以后女生都红润了一些，男生还是又黑又瘦。但就是这样，我眼看着我弟弟的身体一点一点往上蹿，撑破了一双又一双从家里带来的袜子，补他的破袜子是我的事。
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玉茭糊糊碗就开始“精神会餐”，聊吃过的美味，还互相打赌一次能吃多少鸡蛋什么的，我记得一个男生说他能吃20个。我当时最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烧饼夹油条。其实在家时早饭也不吃这个，可能这种最普通的北京早点代表着一种已经失去了的日常生活吧。插队让我们知道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教育，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咱们这代人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颐指气使，不知天高地厚。农村的生活，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山西，让咱们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后来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动力，大概和我们每个人肚皮的感觉有关。
两派“打平伙”的时候，我没地方去。在村里过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和我同住在一个老乡家的女生去“打平伙”了。我一个人在家，望着天上的一轮满月，想起李白的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感到特别孤独。你提起在火车上过18岁的生日，我记得在村里过20岁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来，我没有去大伙房吃饭。那时候我们知青还分散住在老乡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里有个连着炕的大灶。我倒了几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风箱把水烧开，下了一把挂面打上两个鸡蛋，姐弟俩每人吃了碗鸡蛋挂面，算是给我过生日了。那天就是想借机吃顿好的，心里没有什么感触，不伤感，也不想抒什么情，下午照常出工。
那几年在我们村知青中，发生了很多“爱情故事”，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插队的几年贯穿着一条“爱情红线”。一帮青年男女朝夕相处，身在两性文化相对开放的乡间，又没有家长的管束，有各种各样的“罗曼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我们村最后成全了5对知青夫妻，到现在他们的婚姻仍很牢固，大家开玩笑说，上河西“宜婚”。当时女生中大概只有我没被拴上爱情红线，而且因为我哪派也不是，这方面的消息往往最不灵通。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说知青之间有性关系时的震惊。
马笑冬：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维丽：我们住的一排知青房正好跟我们7队的饲养房背靠背。一天我听队里老乡说在饲养房院子里发现了避孕套，说一定是“学生们”用完了顺手扔到墙这边来的。
马笑冬：老乡们居然知道是什么。
叶维丽：就是啊，我就是看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我听说以后一下子觉得乌云蔽日，天昏地暗，这种感觉整整持续了3天。从来没有一件事给过我这么大的震撼，文革中政治上那么大的刺激都没让我这样。我至今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关心是谁，但一旦知道身边知青中有人这样做，我就想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对整个世界的信任。我很希望有人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反应。是文革中“性”变得极为肮脏吗？但我又不是不知道老乡之间的种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