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热衷政治暴力之根源，是东西方学界研究得很多的一个课题，两个主流解释是，1、制度本身的属性，2、斯大林的反社会本性乃至他有心理疾病。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论文集“The Anatomy of Terror: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Stalin” （James Harris教授编辑），根据新的解密的史料，用新的史学方法，拓宽了多方位的视角。
斯大林对苏共苏军内部滥施暴力，是出于他极度的不安全感，而非是自信地享受威权。他的忧患意识不是幻觉，而是误读来自国内外纷杂情报造成的错觉。基于这些错觉，他的恐怖主义行为是理性的。
苏联在国外有庞大的情报网。在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理论指导下，他们把西方国家、日本和所有邻国的，防共产国际煽动阶级斗争制造暴力，所采取的社会维稳举措，解读为颠覆苏维埃的国际联盟。甚至先入为主，硬是把法国针对德国在自己西部边境的军事部署，看成是对苏联的威胁。大萧条来临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西方国家会聚焦国内事务，缓和对苏联的对抗。斯大林却做出了相反的判断，认为帝国主义要加快步伐侵略苏联，以扩大市场解决产能过剩的危机。这一切，都被史实证伪。
另一方面，苏情报机关收集的国内的情报是准确的。那就是1930初期的强制性合作化，暴力征粮及接踵而至的大饥荒，造成了广大农民对政权的普遍怨恨。政权靠压缩民生，高积累来发展军工重工，使城市里的工人也不满意，长期极度劳累+无酬劳役（义务星期六这类的），而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这种积怨是人性使然，非常简单，别扯什么解放全人类的高尚情怀。在这点上，WXC不少人美化毛时代“激情燃烧的岁月”，很难相信这是他们的认知问题。鉴于大家都是亲历者，我是严重怀疑他们，除了仍然怀旧在毛时代的good old days，有任何利他爱国的动机的。
斯大林上台后直到大清洗前，从来没有在苏共高层得到多数支持。比如布哈林，就反对5年计划的冒进，正确地预测了斯大林的经济失败。当时苏联的情况，就是大跃进的前车之鉴。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压下没有人说真话，造假成风。但苏共机器是强有力的，没有失控。斯大林怀疑党内政敌利用民怨勾结境外势力弄掉他，也是他误判情报导致的错觉。
其实斯大林的不安全感是他自己造成的正反馈效应。秘密警察大搞暴力逼供，元帅将军都被折磨得“自首“，与非人的肉体折磨和家人的安全比，被枪毙是值得去争取的宽大处理。这些高官的口供，使得斯大林更深信不疑政敌的颠覆活动，更坚信恐怖和暴力的必要。
下面是Harris教授在剑桥大学的CRASHH（CENTRE FOR RESEARCH IN THE ART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讲座。
Our understanding of Stalin’s Terror of the 1930s is being transformed. For decades, historians were locked in a narrow debate about the degree of central control over the terror process. Recent archival research is underpinning new,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opening new perspectives. Historians are exploring the roots of the Terror in the heritage of war and mass repression in the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Soviet periods; in the regime’s focus not just on former ‘oppositionists’, wreckers, and saboteurs, but also on crime and social disorder; in the common European concern to identify and isolate ‘undesirable’ elements. They are examining in much greater depth and detail the precipitants and triggers that turned a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the Revolution into a ferocious mass re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