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新祺，任职中共长沙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期间，因工作关系先后5次代表长沙市委、市政府在春节前夕到北京看望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华国锋，并与其就诸多问题进行了长谈。第四次和第五次谈话有关四人帮内容
2001年1月11日上午，我第四次来到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来的一路上，我就琢磨，与华老聊了这么多次，还没涉及我最感兴趣的事——粉碎“四人帮”。这次一定要提出来。
一开始我试着说：“华老，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也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
“你当时在做什么？”华老关切地问。
“在读大学。当时我们听到粉碎‘四人帮’，高兴得跳起来。敲锣打鼓放鞭炮，举着您的像游行。”
“现在不兴了，那样不好。”华老可能是指举着像游行的事。
我继续说：“当年10月，省委宣传部组织人员写作您在湖南工作的事迹，我被派往湘阴待了三个月，《华政委看望小乡长》的文章就是我写的。”
“啊，还去过湘阴搞调查。”华老来劲了。“那是我南下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湘阴水多、鱼多，渔霸也不少。我记得1950年端午节前，有几个渔霸策划在划龙舟时闹事。当时情况很紧急，1000多人聚在湖面上准备打架，如不及时制止，会要死人的。我带着警卫员赶到湖边，跳上一只大船，对天放了几枪，把他们镇住了。”华老用手做了个向天放枪的动作，“后来，把几个渔霸抓起来了。”
我连忙说：“您真是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所以在25年前那么危难之时，能够一举粉碎‘四人帮’。”我再一次引入这个话题。
“粉碎‘四人帮’，比镇压渔霸难多了。毛主席逝世后，情况很复杂，局势也不稳。不流一滴血把那几个人抓起真不容易。”
“不过，现在的文件写的与社会上传的，有的真实有的不真实。”
我一听有点吃惊，文件还有不真实的。
“比如，有的文件中说：‘根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个提法与事实不符。”
华老没有看出我的惊愕，继续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据我的提议。”华老用手指了指自己，“得到了叶帅、先念等同志的支持，才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华老把身子微微转向我。“只有我的提议，才是符合宪法、符合党章的。因为我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其他任何人的提议都是不适合的。那有政变之嫌。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我提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合理合法的。现在文件中的提法不符合事实，于党不利，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
我还从未见过华老的态度如此坚决，对于“是我提议这一问题上”华老十分看重，也十分坚决，他重复了三四次。
谈兴正浓之时，时间刚到10时50分，曹秘书进来报告，有重要客人来访。我只得起身，怀着遗憾的心情走出客厅。
2005年1月12日上午，我第五次走进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拜见华老。
因工作调动，我已3年整没有去看望华老了。此前不久，曹秘书托长沙市委办公厅的同志捎话：华老几次叨念，长沙市委秘书长几年没有来了。因此我趁来北京开会的机会，专程拜望华老。
一进客厅，我像以往一样，坐在华老右边的沙发上。寒暄几句后，我单刀直入地向华老提问。
“华老，您上次讲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事，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详情。”我停下来，望着华老，见他略微点了下头。
“华老，您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抓‘四人帮’的。”
我话一出口，感到冒失了点。华老没作声，好像思考什么，足有两分钟没开口。我暗想，坏了，不该提这么敏感的问题。
突然，华老的右手在我左大腿上一拍，大声说道：“9月10号！早上8点。”
我又一次吃惊了，10号早上8点，离毛主席逝世才32个小时。
然后，华老详细地讲述了下决心的过程。
“9日零时，毛主席逝世，我们都忙了一通晚，白天也没有休息。9日晚上8时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主席的后事安排。我作为会议主持人刚讲完会议研究的主题后，江青就抢着发言。她无理地要求改变会议的议题，要政治局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二是毛主席的所有遗物交由她江青保管，三是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这三条既不合理，也与当前急需要处理的事不一致，大家都知道江青难缠，谁也不作声。江青一看无人讲话，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她奔赴延安，与毛主席结婚，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表面是怀念毛主席，实际是吹嘘自己。大约到了晚上12点，张春桥插了一下话，大意是这次会议是研究毛主席的后事，其他的事以后再讨论。江青看了一下张春桥，没有理会，继续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作声。我也懒得听，闭上双眼静静养神。大约天快亮了，江青也讲累了，不说话了。我睁开眼睛问了一句，江青同志，你说完了吗？江青回答，讲完了。我马上宣布：散会。”
“散会后，大约是10日早上8点，我已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对汪东兴同志说，我身体不好，要去医院看病。随后，我就带着警卫员开车到北京医院。我们从前门进，马上又从后门出来了，我要司机把车开到这里。”
华老用手画了一个半圆：“就是我现在住的这里，当时，先念同志住。”
“我推门进去，先念同志还没有休息。他很吃惊，刚散会怎么又赶过来了。我怕耽误时间，特别怕王洪文派人跟踪我，就对先念同志说，请告诉叶帅，‘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越快越好。不到5分钟我就离开了这里，又赶回北京医院。”
“几天后，先念同志告诉我，他已向叶帅转告了我的意见，但叶帅没有表态。我知道，叶帅一生谨慎，定要我当面和他讲。”
讲到这时，华老喝了一口水，停顿下来。我怕时间不够，略微回过神来，继续问：“华老，外面有传言说：抓‘四人帮’时，王洪文本人和张春桥的警卫进行了反抗，是否真实？”
华老一听，微微笑了起来，“瞎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们根本不懂我们的警卫制度。”
华老兴致很好，望着毛主席的像慢慢地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他不同于西方和非洲的什么总统卫队，副总统卫队，互不统属。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
说到这里，华老用手拍拍自己的右腰，“只有我的警卫可以带枪进入会场。”
华老转身对我说，“你看张春桥的警卫员还可反抗吗？他根本进不了会场，一到怀仁堂门口就交枪，哪有什么拔枪反抗，这是瞎编。王洪文一样，我和叶帅坐在那里，我一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就老老实实地铐上手铐带走了。抓江青也一样，张耀祠同志带人到江青的住所，就叫江青的警卫员交枪，一个个都服从地交了枪。没有毛主席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粉碎‘四人帮’会有一些难度。”
听着华老的讲述，我心中暗暗敬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趁着华老兴致高我又问了一个问题：“华老，您前面讲为了粉碎‘四人帮’，你还联络了吴德同志，为什么呢？”
华老对我说：“这个你不知道呢。当时吴德不仅是政治局委员，也是北京市委书记，还是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毛主席生前有明确指示，北京军区的部队调动必须经过吴德。你想，没有他的支持行吗？至少不稳妥。”说到这里，华老把双手握成拳形，上下晃了晃，“只有这样，才能稳妥，局势才不会乱。”
华老继续说，“可联络上吴德同志不容易啊。我又不能打电话要他到我办公室来，这样会引起‘四人帮’的怀疑。好在有次碰头会研究毛主席追悼大会准备工作分工时，我主动提出，北京市的准备工作由我联系。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把吴德同志请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向他交了底，他表示支持我，我心里才踏实了。后来事实证明，北京市没有乱，北京军区也没有乱。”
谈兴浓、听兴高，不知不觉到了中午12点，三个问题谈了3个小时，我担心影响华老的午餐和午休，只得告辞，结束了我一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拜见和谈话。
后记
2008年8月20日，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华国锋同志逝世的消息。在随后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生平简历中，我看到了党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重要作用时有了新的提法。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这还原了华老一再强调的历史真实。我想，华老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