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写赵丹，于我是个意外。
一位收藏名人手札的朋友打来电话：“手头有一样东西，请你过来看看。”
北京国贸饭店。他把桌子上约有半尺高的纸质“文档”和几个大小不一的小笔记本，双手推到我跟前说：“这是赵丹狱中的交代材料，原装。”
“赵丹？中国头号影星。”
“嗯。”
名人手迹、照片及签名，向来是人们热衷搜集的物品。眼下，摆在我面前的几十万字文字材料就出自大明星之手，有点不可思议！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翻开：每一张均为手写，字迹潦草，密密麻麻，写者似乎处在十分焦急局促的状态。写材料的纸大多是大陆监狱（及看守所）专门提供给未决犯或已决犯使用的。太熟悉了：因为我坐牢写交代，也用这种纸。
我说：“真货呀，多少钱？”
答：“几十万。”听了，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把摊开的材料小心翼翼地归拢，移到他跟前。说：“我搞唱念做打，电影一窍不通。不看了。”
朋友说：“我就是给你看的。日子不限，看完还我就是。”
“为什么？”
“我用几天时间把材料看完，觉得你用来写他，能写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赵丹。”
有点动心了，当然也犹豫，最后我还是接过沉甸甸的布包，坐上公交车回家。
赵丹的字极难辨认，随即花钱请人重新抄写、打印、装订出来。我每次翻阅它们，都有种冰雪般凛冽的感觉。
的确，这是一个和电影无关的赵丹。从此，一块石头压在了胸口……
（一）
时光回到“文革”，那是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８日。
上午九点多，上海市专案组成员跨进赵丹的家门。亮出身份后，说：“为了全面、彻底弄清你的问题，我们给你找了个地方……”
当然明白“找个地方”是啥意思，赵丹穿好外衣，说想要上厕所。坐在马桶上就起不来了，经过催促，才提起裤子。接着，刷牙，洗脸，然后，下楼，出门，被推进一辆轿车。上车，就蒙上了眼睛。
睁开眼，人在一间地下室。
赵丹在室内来回走动，捶打铁门，大声诘问，都遭致拳脚。他这才感到自己是坐牢了，后转移至正规监狱，铁门，高墙，铁栅栏，武装看押。据说，这里曾经是上海的少管所。向他宣读的狱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当然还有众多的“不许”，如不许交谈，不许串联，不许携带金属制品，不许说出自己的姓名。每月发三元零花钱。
赵丹的编号是１３９，别人叫他１３９，他管自己也叫１３９。太熟悉了，因为我坐牢时也这样，编号：３７３——大陆监狱的基本规则都是一样的，无论他在上海，还是我在四川。
中国历次运动的本质是清洗，被清除的人都有称谓：“土改”有地主分子，“三反”运动有三反分子，“肃胡”运动有胡风分子，“反右”运动有右派分子。“文革”是大清洗，名目就更多了：走资派，孝子贤孙，残渣余孽，漏划右派，黑五类，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阶级敌人的圈子越划越大，被关押的人犯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政要、名人。前者有刘少奇，后者如赵丹。
赵丹属于文艺黑线人物，说是阶级敌人，但具体身份尚未明确划定，也就是说，没有给他戴帽子。不像我，抓捕的时候就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既然是身份未定，那就给赵丹留下了“争取”的空间。争取什么？争取从宽处理：从“解除关押，恢复自由”到“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都属于“从宽”的范畴。我被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也是宽大处理（判决书上就是这样写的）。能争取到什么样的“从宽”，那就看本人的表现、形势的变化和掌握政策的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赵丹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努力创造条件，以达到“从宽”处理。而“努力创造条件”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无非就是交代，汇报，揭发，检举，大量写材料，频繁又诚恳。应该说，赵丹写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的自觉与热情，相当惊人！又多，又快，又长，说啥都是一套一套的。于是，几十年后的我才有幸看到和使用这份厚实的文档。
第一份思想汇报写于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５日。赵丹写得郑重其事，属于郑重表态——
一、我所写的材料，皆是兵团材料组、宣传组、外调组要我写的。此外没有私自写过任何材料给别人。
二、我接受革命群众，革命组织把我批臭，批透，批垮，打到（倒）！我不抱任何幻想，我只有彻底揭发文艺黑线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就是我的根本态度，和唯一可能，和自己应该你努力做的事。此外，我应时时注意遵守兵团的纪律和规定，向兵团组长，随时汇报思想情况。
赵丹６７，７，１５
这两条以及一个“此外”，是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十天后，赵丹呈上第二份思想汇报，这是在参加了（上海）电影厂党委组织的揭发斗争大会之后写的。其中一句，说：“所受教育甚深，思想推动很大，内心沉痛，自咎！”的确，从写第一份汇报到最后一次写材料，数年之内他都在反反复复、诚诚恳恳、絮絮叨叨地自责，说自己有罪，对前半生所作所为万分痛悔。我以为：赵丹必须这样写，也只能这样写。凡是被关押的人都要这样写，被逼无奈，否则皮肉受苦，乃至送命。但我认为：赵丹的自责基本发自内心：真的认为自己错了，艺术上错了，政治上错了，是有罪（且深重）之人。这不是我分析出来的，是那些痛心疾首的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而且每一场批斗会下来，都能促进他交代问题和加深自我认识。一经批判，好像自己的罪行证实了。
国庆来临。１０月１日，他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文汇报》政论文《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斗私批修方针指引下高歌猛进》、《毛泽东思想是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胜利旗帜》。１０月２日，学习了《毛泽东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的报道、林彪同志讲话、周总理在国宴上的讲话，以及《上海五十万人隆重举行国庆集会游行，张春桥同志讲话宣布特大喜讯，毛主席向上海人民问好》的报道，还有《霍查同志在我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等。读这些社论和报道，赵丹兴奋难抑，立即提笔写道：
感到无限兴奋、欢欣、鼓舞！虽然属于专政对象，但仍按捺不住，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感到无比幸福！”“我要万分万分，加倍加倍的，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尊敬的江青同志，向尊敬的总理和尊敬的柯老（柯庆施）致敬……向党、向人民请罪。
赵丹的每一份材料无不表达出对共产党、毛泽东的热爱。他还热爱张春桥、柯庆施，他还敬佩江青，你能说这些表述全是假的吗？当然用意也明显：表白自己，争取“从宽”。
赵丹写材料采用“文革”书写的标准格式，即第一段必是“最高指示”。汇报什么内容，选择哪条语录，绝非信手拈来，而是下了一番功夫。
１９６８年７月８日的汇报里，他引用的“最高指示”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里谈知识分子的一段话，即“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未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抄完这段语录，他跟着写道：“想家，想孩子，想爱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为说出一句“想念家人”，赵丹先给自己扣上“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的帽子，也就是说，以语录作自我批判，然后表达心中所思。费尽思量！我算了算，他从１９６７年被关押，到１９６８年写下“想家”“想孩子”“想爱人”这么几个字，相隔时间长达一年！不得不承认：在个人情感方面，他有着惊人的克制力。
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表现，让我产生遥远的联想：曾风靡世界的古巴革命领袖格瓦拉“思想残暴，嗜血成性”（纳赛尔语）。有人索性称他是“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年轻的格瓦拉死后，有一本“波利维亚日记”留了下来。人们从中发现：习惯于硝烟与孤独的他在日记写下的文字，让人心动的竟是对世俗生活和私人情感的眷恋！好几篇日记里，一开始就是想到他的亲人——２月１１日日记以“老头子生日：６７。”开始，他想到自己的父亲。２月１５日日记以“希尔迪达的生日：１１。”开始，他想到自己的长女；２月１８日日记以“约瑟菲娜的生日：３３。”开始，他想起了妻子；２月２４日的日记以“恩内斯迪科尔的生日：２。”开始，他想起了幼子；５月１８日的日记以“罗伯特和胡安·马丁。”开始，他想起了两个兄弟；６月１４日日记以“西丽塔：４？”开始，他想起了幼女，尽管不太确定其年龄；６月２１日的日记以“老太太”开始，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难怪有人说，在丛林中多次迷失方向的格瓦拉，在日记里没有丢失过自己的亲人。“文革”毕竟不是战争，我在关押和劳改期间，每次写年终总结材料都要说“我想念亲人！一定加速改造，希望尽快见到他们。”赵丹当然也可以这样写，但他似乎把热烈的感情更多地给领袖、给了党。
思念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仅隔一周，赵丹在递交的汇报材料里，再次写下“想家”、“想孩子”、“想爱人”的句子。他说——
格外地想家、想孩子、想爱人！我要一切重新做起，所以也就想恳求革命组织、革命群众开释我，让我到外边在工作中考验我吧！
其实，我真是个老实人，一点也不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内心情感的人，甚至坦率到近乎迂阔的程度了，请看有谁敢于像我一样地每次思想汇报都诚实地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从不谈一句自己有所进步，改造有成绩的话！但凡有点私心杂念的人，难道不怕罪行的积累吗？
恳求，再次帮助我伸出挽救的手来，让我早日出去……恳求！恳求！千万个恳求！
赵丹 ６８，７，２９日
白日难熬，夜晚恐惧，以前曾经有过的灿烂与温暖，现在都要用空前的孤寂来偿还，而孤寂的背后则是脆弱与渴求。我深深体会到——囚禁所制造的彻底隔离是极为残酷的精神折磨，它可以让意志崩溃，生命迅速枯竭。赵丹也不例外，为了“格外地想念”，他开始恳求，而且是“千万个恳求！”
情势巨变，明星成凡品。
（二）
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报纸刊出张春桥回到上海出席会议的消息。他看到了，又兴奋起来！赵丹知道张春桥，张春桥不可能不知道赵丹。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求情的机会。向张春桥求情？咋求情？写信呀！这是他的机敏，也是他的优势。
请求开释，说干就干。马上给张春桥同志写信，情感热烈、态度恳切：
我要积极地写信给春桥同志，并转尊敬的江青同志（恕我一时找不到适当的称呼，故仍称“同志”）因为，我的事情早已结束了，近来的日子不短了。此时再不请求，更待何时？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恳求您，尊敬的春桥同志，能挽救我一把，并求您向江青同志面前求求情，恳求能宽恕我。能让我再回头重新做人……使得我今后的一生改造成为革命的、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一生。
写信求情，古今皆有：司马迁为李陵求情，胡适替王若飞求情。现在的求情，多是写给上级、长辈、老师、朋友，为自己的问题和过错求情。赵丹给张春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写信，即属此类。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何况监狱对信件的管理极其严格：比如每月只能写一封信，每封信不得超过二百字，还必须是写给自己的家人。赵丹的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不要找任何幻想。不要还以为自已是名演员！”这话有如削尖的利刺飞扑而去，直戳他的痛处。
赵丹很快作出反应，在８月１６日写出检查：
我的请求，也仅仅是向中央文革领导上认罪、请罪，请求恩赦，绝无其他不良动机，根本不可告状，任何能解脱心里的包袱呢？等等的思想动机（注：此处不通，原文照录）。这里也就恰恰暴露了我还是在潜意识里存在的特殊化和特权思想了！原来首长对我的批评指责是中肯的，是正确的，正由于有这种特殊地位的思想，才产生出幻想，也正是这个幻想，才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认识不清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常识：即何时开释，这不是依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事，因我没这个决定权，这权力在组织和群众手里。我只有为自己争取早日开释而努力创作条件，所以急躁地，一厢情愿地请求提前开释的做法、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不符合我的现实的地位的。这样，则又是自作聪明、作茧自缚、结果反而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了。
他还是识趣，抓住了要害：说自己就是想用个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求得某种特殊处理。赵丹的自我判断也准确，叫“自作聪明，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了”。这说明囚禁并未让他大脑失灵，检查写得也还算到位，想必会汲取教训。万万没料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又想给江、张写信了。原因是看到报纸上刊出的“发动群众定案 实行群众专政”的报道以及工人宣传队开进文艺界、电影界消息。这回赵丹误判了！他以为“群众专政”就意味着可以出狱，让群众管理自己。再度兴奋的赵丹，马上写了一份很长的思想汇报——
为像我们这种犯罪的人，创造、提供了有利于自新、改造的充实条件。越来越看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威力，无产阶级政策威力光芒四射。
这些天，思想上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运动一开始即蕴藏这一个心愿，即是到了运动的后期，要写信给尊敬的江青领导，尊敬的春桥首长，求求情，能给予从宽处理。因为这个人一生的最后的时刻，也是关系到全家大小的大问题，特别是看到报上要发动群众定案的报道，感到紧张……”（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３日）
坐牢的人一般都比较敏感，赵丹属于极度敏感。任何一篇社论（或一则报道）的提法，都能让他展开想象，并与自己可能的出路相联系。其实，任何一个在押囚犯的明智只能是怎样认清自己的处境和如何适应，偏偏在这个重要的环节上他不大搞得清。
１９６８年底，中央有个极重要的战略步骤，叫“清理阶级队伍”。它当然来自毛泽东的批示，理论依据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具体做法是全国各地在军管会和进驻单位的工宣队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对社会进行全方位大清查，揪出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尤其着重未被查出的人，不管你是谁，都在清查之列。大清查夺去许多人的性命，让许多家庭瞬间瓦解，制造出无数“冤、假、错”案，惊心动魄，鲜血淋漓！那时在四川成都街头天天都看揪斗“阶级敌人”的恐怖场景，我断定在北京的右派父母也定遭厄运，不禁浑身战栗，彻夜不眠。而我本人也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革命群众揪出，由四川省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由军管会宣判后关押在大牢。
这种血腥的“清理”，尽管赵丹未能亲眼得见，但起码的政治常识与社会经验还是有的。令我不解的是——赵丹的表现好像没有多少忧虑与焦愁，反而在汇报里表示拥护和赞赏。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日，在阅读《解放日报》社论《文艺界首先要抓清队工作》后，他这样写道：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于那些所谓“三名”“三高”的人物，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当中有的就是文革前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对于这些坏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他们，把他们清洗出去。
原来我主观的设想，清除出党，不能干导演、演员工作了，一切行政待遇，社会职务及特殊化生活待遇等等，通过一杆子刷到底，这是没疑问的，肯定的，因之思想上一点也不存在任何幻想。但仍可能留在厂里，给一个力所能及的大小工作做，或者受群众的监督劳动等，也即是说还给饭吃！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仍是不切实际的了。不符合革命路线的政策精神了。因之也是错误的。
冷静一想，将我这样的人清除出文艺队伍，则又完全正确完全必要，因为我这样的人，为文艺界造成的罪恶多端，实在是文艺队伍中蛀虫，再若留在文艺队伍中，这简直是对文艺界的玷污和耻辱！
若从１８岁干电影算起，已干了３６年，若从１３岁干话剧算起，已经足足干了４１年了，今日落到被清洗出电影界文艺界，心头当然是非常沉痛的，心酸的！但这一生中从未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劳动人民而创作，相反尽是制造了大毒草，替革命事业，招致无法估计的损害，今日被逐出电影界，则又是天公地道的事。新陈代谢这本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搬掉我们这些革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障碍物，让新生的无限美好的革命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这实在是最好的好事！这样一想，心里豁达，开朗起来！
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读这篇检查，我不知道说啥才好。人只要被揪出来，当然要“上纲上线”，做自我批判。赵丹能把骂自己的话说到这份儿上，说自己被逐出电影界是“天公地道”，是为革命搬掉“绊脚石！”是一件“最好的好事！”被踢出电影行业，不仅不难过，反而“心里豁达、开朗起来！”写出如此卑贱的文字，得下多大狠心！为了得到一些珍贵的东西，而失去另外一些珍贵的东西，这些文字的后面也隐含了说不出口的哀伤与酸苦。聂绀弩“文革”期间在北大荒劳改，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两句流传甚广：“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深刻，很深刻。
我们不是改变乾坤的人，但我们能否守住一些根本？
（三）
对时间长度的认识，首推犯人。
“文革”中，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宣判后，我马上推算出二十年的长度是七千三百天，计十七万五千多小时；二十六岁入狱，四十七岁出狱；青春逝去，亲人离世……想到这里，泪如雨下。这是比押上公判大会，听宣判还要致命的打击。
从寓所带走赵丹的那一刻，上海市专案组成员说：“为了全面、彻底弄清你的问题，我们给你找了个地方……”这就是说，关押他是一无手续、二无期限，看不到尽头，真的很残酷。而更难熬的则是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