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东北的接收提上日程后,其长官人选被文武官员聚焦,国民党内一向派系林立,派系之间常为了官位拉山头、抢位置。
在接收东北前,东三省属于权力真空地带,接收之后的行政区划,从原来的“东三省”划定为“九省二市”,官位多了,就越发引发各派的争夺。
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熊式辉
1945年8月30 日,蒋介石成立以熊式辉为主任的东北行营,责令相关军政大员速到东北“接收”政权。10月中旬,又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熊式辉的任命发布之后,国民党各派系长官、大佬份份出马活动,安插亲信势力。每个省管辖的地盘虽然小了,级别却一般高,又能安排更多的亲信和心腹,怎么不让人眼馋呢?
一时间,打招呼,递条子、抢位子、安插亲信,这一幕“划分势力版图”闹得沸沸扬扬。
在这之前,对于行营主任的人选,被长期软禁的张学良呼声最高,蒋介石不放心张学良,“放虎归山”是万万不能的,于是改而选择在东北军中素有威望的何柱国任行营参谋长。
令人蹊跷的是,何柱国却在赴任之前,在精心设计的一次“官宴”上,因为“酒精中毒”而双目失明,无奈之下,只好赴美国治病。
这究竟是怎样是一场“闹剧”和“迷局”呢?
行营参谋长“双目失明”:令人蹊跷的“酒精中毒”
1945年9月5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的一支2千人的八路军队伍到达沈阳,随后而来的1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分海陆两路在进军东北的途中。
这一时期,东北的大中城市还在苏军的控制之下,按照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国民党取得了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的承诺。
就在中共军队厉兵秣马开赴东北的时候,国民党对东北也是志在必得,搭建行政接收班子,确定人选,同时准备抽调军队进入东北。
蒋介石为此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对于行营主任的人选,被长期软禁的张学良呼声最高,张学良在东北地区的声望高、根基稳。
何柱国
蒋介石不放心张学良,8月30 日,蒋介石宣布成立以熊式辉为主任的东北行营,9月1日,国民党发表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的任命,以抗战名将何柱国任东北行营参谋长。
毕竟东北沦陷14年,现在抗战胜利了,由东北军将率众接收东北,是最为合适的安排,但是,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和残酷的倾轧,他们是不允许东北行营参谋长,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落入外人之手的。
就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次宴会中,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的“双十节”,被任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的蒋经国设宴招待苏联大使,熊式辉和何柱国当然在邀请之列。
令人蹊跷的是,席间,何柱国被安排在东北军将领坐在一起,并没有与熊式辉同席,并且在入座时,酒杯里的酒都已经斟好了。
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何柱国的双眼突然失明了,国民党官方对外宣布的是“酒精中毒”,这个突发的事件,发生在何柱国即将赴东北进行接收之际,不得不令人怀疑其中的“阴谋与暗算”。
接收大员之争:“偷梁换柱”的东北保安司令
蒋介石选定的东北行营主任,为政学系的骨干熊式辉。
所谓政学系,实际上只是一个政客集团,既无信仰,又无原则,仅凭政治策略的运用揣摩,根据蒋介石的心理、情绪、愿望的需求而进行政治策动,提出相适应的主张和策谋,为蒋介石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由于时常与蒋介石的意见一拍即合,特别是无组织特点,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超过了CC派和复兴社各派系之上。
政学系最大的政治资本是对各党派的运用。早在1930年,为争取张学良和蒋介石合作,张群和吴铁城两人都去过东北。
回来后吴铁城说了两句话:
“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1]
在东北行营的人事安排中,最大的问题是东北行政军事长官人选,由于高层内部矛盾重重,迟迟无法确定下来。蒋介石原来考虑的对象是张治中。
熊式辉
8月14日,熊式辉随宋子文在苏联谈判时,日记中这样写道:“黄昏时,子文告东北行政长官事,已奉电复由余任之,军事代表文白(张治中字文白)任之,伊未到以前,由余兼。”[2]
熊式辉对张治中十分不满,不愿同他合作,在23日的日记,这样写道:“如文白往东北,余愿任西北。嘱达铨(指吴鼎昌,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代陈。”
当晚,他又记道:“知今午达(铨)所转陈事,已蒙总裁决定,余等任东北,文白任西北(即新疆省主席)事,数日来飘摇未定之局乃告一结束。西北之意,为余昨夜久思未寐而得之结果。”
关麟征
到10月8日,国民政府才发表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但熊式辉“对关的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态度极表不满”,关麟征也还没有上任。
蒋介石与杜聿明
这个时候,蒋介石命担任昆明防守总司令的杜聿明,用武力逼迫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下台,龙云十分不满。何应钦与宋子文“陪请”龙云到重庆后,龙云逢人便大骂杜聿明并要求惩办他。
龙云实际指桑骂槐针对蒋介石,弄得蒋介石既尴尬又被动,以自己不知情为由,抓杜聿明为替罪羊,10月 16日,下令将云南警备司令杜聿明撤职查办,以关麟征替代杜聿明,企图平息舆论与龙云的愤怒。
杜聿明职务虽撤,却未来得及查办,仅仅过了两天,蒋介石又发表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任命。
就这样,国民党在东北的行政军事长官之争才算告一段落,开始着手军事工作的具体部署。这时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两个多月了。
僧多粥少:“东三省”划为“九省二市”的权力角逐
熊式辉设计的东北权力架构是,在最高行政机构东北行营之下,设立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
政治委员会主任已经由熊式辉自兼,经济委员会主任由政学系派的张嘉璈担任。
蒋经国
熊式辉向蒋介石申请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东北外交特派员,由蒋经国担任。表面上说蒋经国留苏多年,熟悉苏联情况,其实,他是怕东北接收出现意外,有蒋经国同去可以减轻政治责任。
接收大员人选之争,尘埃已定,只不过“抢官帽、争乌纱”的闹剧才刚刚开场。
国民党关于东北“九省二市”的区划
在蒋介石发布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的任命后,又将东北三省划为“九省二市”,分别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以及哈尔滨、大连二市。
沈阳于1947年6月升为直辖市。
将东北三省划为九省二市是政学系的主意,地盘虽然小了,级别却一般高,便于国民党大员安排门生故吏及亲信。
名单发表之后,国民党各派系长官、大佬份份出马活动,安插亲信势力。
杜聿明曾在文章中,这样说:
“东北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建设又比较内地发达的一个区域,许多喽罗们都想在苏联军队击退日寇侵略者之后,分到一碗现成饭。于是僧多粥少,争食者众,各方奔走活动几乎无法应付。”[3]
“九省二市”的人选,没有一个是没有靠山的
在各省市的具体人事安排中,争夺职位异常激烈,总之,“九省二市”的人选,没有一个是没有靠山的。
▲ 以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为首的CC系,掌管着国民党党务机构。
辽宁省主席徐箴做过蒋介石家乡浙江奉化区专员,和CC派陈果夫、 政学系张群都有关系。
辽北省主席刘翰东是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则是孔祥熙的关系;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曾长期追随于右任。
兴安省主席吴焕章,在1930年,吴铁城到东北找张学良为蒋介石当说客时,便秘密投入了吴铁城的门下,为之通风报信,为说服张学良易帜立了大功。
吉林省主席郑道儒是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争取到的,吴鼎昌在贵州当省主席时,郑任省府秘书长。
相比哈尔滨、大连,长春市原定划为直辖市,吴鼎昌向蒋介石建议改为吉林省辖市。
吴鼎昌对即将担任吉林省民政厅长的亲信尚传道说:“这样,我就替郑达如(郑道偶,字达如))争得一个重要地方。”
昊鼎昌正得意把长春市纳入囊中,争到了自己一派,却没料到半路杀出了个蒋经国,直接向老蒋保荐赵君迈任市长。
作为东北外交特派员的蒋经国,也需要搭建自己的班底。
赵君迈是湖南世家赵恒惕的弟弟,当过衡阳市长,蒋经国在赣南时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当时,蒋经国正在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新太子系”, 需要扩张自己的地盘与势力。
长春虽定为省辖市,由于蒋经国的关系,长春市的组织与编制、级别同行政院直辖市一般无二,实际上只与吉林省名义隶属关系,并不需要买省里的账。
这些盘根错节的派别关系,这一幅“划分势力”的版图,只能告诉我们,没有根基,想得到国民党的“封疆大吏”的官位,是万万不能的。
接收大员“夹带私货”,国民党焉能不败
九省二市(实际是三市:哈尔滨、大连、长春)的省主席、市长确定之后,各省市委员和厅处局长,又是一番你争我夺。
翻阅这段时期《熊式辉日记》可以看到,他在这前后花时间最多的是“九省二市”的人事安排。
1942年,熊式辉(着军装)与驻美大使魏道明合影。
在忙碌地会见的众多来访者中,有自荐要求去东北担任某职的,有来介绍某人可任某职的,有应熊邀前来征询可否担任某职的。熊式辉还在一些人的名字下标注自己对这个人的印象。
陈立夫、陈果夫、陈诚、朱家骅等纷纷都向吴铁城、张群、熊式辉写信,介绍了一大批人,闹得熊式辉焦头烂额。
根据各省市提出名的单,商请中央党部人事处和蒋介石的侍从室三处,又分发各省市主席、 市长第二轮提名,与吴铁城逐一圈定后,再由蒋介石批准。
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好不容易,在一个月后的10月上旬,熊式辉才大体完成组阁。
国民党从东北行营的行政军事人选任命,到宣布“九省二市”的行政划定,以及各省市的人选,无不打上了派系纷争和争权夺利的烙印,各路大员讨价还价、夹带“私货”,焉能不败呢!
时任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代主任委员的栗直曾说:“中央将东北划分九省,为的是安插中央之大员,排除东北军之原有势力。”
张学良与东北军将领合影
抗战胜利之时,尽管张学良将军已被幽禁八年,蒋介石的疑忌依然很深,担心“放虎归山”后,东北军势力重新抬头,以致“指挥不灵”。
这一点,朱德总司令看得很清楚。1945年8月,他对出发东北工作的干部们说:“他又不要东北人如张学良等人回去,只有服从他的人,他才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