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98：港商雇凶杀人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4年第12期
文：东方明
一、晨练被害
1950年2月27日。广州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来得晚，这天才是农历正月十一，星期一。对位于小北区的解放军四野十五兵团野战医院的军医们来说，这两天真够他们忙活的。午夜刚过，驻在郊区的四十四军某部发生营房（破旧祠堂）倒塌事故，正在酣睡的官兵被埋在废墟里，当场死亡六人，数十人受伤，其中十七名重伤员被急送兵团医院救治。军医们一直忙碌到早晨六点多，十七名重伤员总算都脱离了危险，领导安排三名军医值班，其余人都去休息。哪知，值班军医还没来得及吃点儿东西填填肚子，一阵喧哗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个躺在门板上的血人被七手八脚抬了进来。
新中国成立伊始，与国民党军队的局部战事尚在进行，再加上大规模的剿匪行动，解放军部队还有一定数量的伤亡，所以，根据规定，野战医院通常是不对地方提供医疗服务的。不过，出于革命人道主义以及军民关系的考虑，一旦有患急症的病人来求救，部队医院一般不会推脱，甚至连患者是否有支付医药费的能力都一概不问。现在被抬来的这个伤员的情况就是这样，抬人和护送的都是老百姓，看伤员的衣着打扮也是老百姓无疑，但医院方面什么也没说，军医立刻接诊，把伤员直接送进手术室。
伤员被抬上手术台的时候，心跳、呼吸、脉搏都已停止，瞳孔也无反应。尽管如此，军医们依然全力抢救，不过最终还是回天无力。军医打开手术室门时，外面已经多了两个人，不是老百姓，是接到群众报案后赶来野战医院的广州市公安局小北分局刑警。军医向刑警简单介绍了抢救过程，把两人领入手术室去看了看死者。刑警随即用野战医院的电话向分局报告了情况。过了一会儿，分局刑侦队队长李宝善和市局的蒋法医匆匆赶到医院。
蒋法医就在野战医院的手术室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死者腹部被尖刀刺中，导致肝脏破裂而亡，凶器是一把刀刃宽约2.5厘米的双刃尖刀。死者的衣服、鞋帽完整，全身无其他创口或者诸如皮下毛细血管破损之类的伤痕。蒋法医因此认为，死者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猝然遭到袭击，一刀毙命。
死者是什么人呢？其衣服口袋里只有一串钥匙，没有其他可以表明身份的诸如证件、钱包等物品，所以一时难以判定。接到群众报告最先赶到医院的那二位刑警正在作记录时，死者家属由管段派出所所长陈景斋陪同着来医院了。刑警一看陈所长，顿时一个激灵：莫非这个死者并非寻常百姓？
刑警的估测是对的，这起命案的被害人果真不是寻常百姓，而是一位开明绅士——
死者名叫张友菊，祖籍广州。广州是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口岸。清康熙年间，朝廷规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货行、外洋行。号为“十三行”，却非固定的十三家。张家祖上就是周旋于十三行的牙客（经纪人），代代传承，一直干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鸦片及各项商货走私贸易兴起，十三行开始没落，张家于是干起了走私。十几年干下来，赚了个盆满钵溢，遂金盆洗手，开商行做起了合法买卖。到光绪年间，张家已经进入了羊城富商名录。张友菊的父亲张执瀛对经商缺乏兴趣，只是喜欢读书。家里干脆刻意培养，不过张执瀛天赋也有限，一直停留在举人功名上原地踏步。好在家里有的是银子，就花钱给他捐了个六品候补，候了几年，又花银子补了实缺，在上海海关做了个协管税务的从六品官员。张友菊就是其父在沪当官期间出生的。
张执瀛的心思并不安分，在海关干了十年，越来越觉得无聊，于是辞去官职。去干什么呢？经商？不，他竟对帮会产生了兴趣，结交了一批帮会人士，后来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如陶成章、陈其美、宋教仁等都是他的朋友。折腾了一阵，受朋友影响，便东渡日本留学，还把夫人、孩子都一起带去。在日本，张执瀛结识了孙中山，参与了组建同盟会的工作，还捐了一万两千银元支持革命。
在张执瀛进行上述活动时，张友菊正处于少年往青年成长的阶段，他也有着跟父亲相同的不安分的性格。再说当时即使在日本从事革命工作，也是受到日本警方监视的，与国内一样同属于秘密活动，因此有时需要未成年人送信送物或者相帮望风什么的，张执瀛就引导张友菊参与一些活动。张友菊对这种冒险很感兴趣，跑东跑西特别积极。1908年，蒋介石去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比其小三岁的张友菊就奉命给蒋提供过帮助。
辛亥革命前夕，追随孙中山流亡海外的张执瀛奉命回到广州，准备建立秘密据点，可惜由于旅途劳顿，还没来得及行动就突发脑溢血身亡。不久，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念及张执瀛的功劳，追授其为“义烈将军”。二十二岁的张友菊则被推举为广东省议员。张友菊其实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只参加了一次预备会议就辞去职务，改向实业发展。他创办了贸易公司、工厂、农场各一，不但亲自管理，还去车间、田间参加劳动。不过，那不安分的性格依旧没有改变，像他父亲那样，他对帮会活动甚感兴趣。以其此时的声望和背景，帮会自是极表欢迎，不但广东地面，就是湖北、湖南、江苏、上海的帮会都跟他有联系。
按说以张友菊的条件，若想经商发财，那肯定是蛮容易的。可是，他对发财的概念却是有时清楚有时糊涂，糊涂时经常坐失良机，清楚时虽然获利不菲，但因为生性大方，又是援助朋友又是搞公益事业，自己的积蓄有限。到了抗战前夕，张友菊的产业还是公司、工厂、农场各一。抗战爆发后，其公司、工厂均在空袭中被毁，农场被日军征用为军马场。日军得知张友菊早年的旅日经历以及跟国民党政要的关系，如获至宝，派员数次登门要求他出山担任伪职，汪精卫、陈璧君说来跟他也是熟人，配合日军再三致函、来访，要求他参加“曲线救国”。张友菊的态度是有客来访，殷勤接待；收礼还礼，互相抵消；收到函件，及时回复。礼数上绝对到位，事儿却是回绝。
以张友菊的社会关系，无论是抗战前还是抗战时期，他都能办一些在别人看来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所以，他经常接受各方——中共地下党、游击队、国民党“军统”等特务机关、帮会甚至土匪强盗的求助，或资助，或营救，或掩护，或转移，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过，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独裁很是反感，政治观点上开始较大幅度地倾向于中共和民主进步阵营。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出任广东省首任省政府主席的叶剑英首次邀请参加座谈会并宴请的二十位民主人士、爱国绅士的名单中，张友菊名列第七。
新政权对张友菊是比较器重的，原拟让他担任省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为建设新中国发挥作用。可是，张友菊的身体不佳，长期患高血压，广州解放前三个月还中过风，幸而救治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因此，原本就对政治、权势比较淡泊的张友菊婉拒了新政权的邀请，说自己目前最要紧的是调养身体，只有把身体养好了才能考虑其他。他接受一位老中医的建议，除了注意饮食外，还要适当运动，每天早晚两次去附近的小公园——逍逸园散步。而他被害的地点，就是在公园后门附近。
张友菊倒地后，很快被两个晨练的群众发现。两人高声惊呼，引来了不少路人。当时张友菊还没有断气，只是已经不能说话了。大伙儿赶紧找了块门板把他抬往附近的野战医院，另有人奔派出所报告并通知张友菊家属。
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获知张友菊遇害的消息，当即向其副手、市局副局长陈坤下令：由市局与小北分局精干刑警组成专案组着手侦查该案，尽快抓获凶手。
陈坤立刻行动，在小北分局刑侦队队长李宝善尚未完成现场勘查时，专案组成员中的市局刑警就已经赶到了。陈坤一见李宝善就告诉他： “你已被任命为专案组副组长，配合组长、市局刑侦处谭祖德副处长开展对本案的侦查工作。”
现场勘查的收获仅仅聊胜于无。逍逸园后门外是一条与马路相连的六尺宽的便道，便道一侧是杂草丛生的荒地，另一侧是原国民党军队的军需物资仓库，由我军接收，里面剩余的物资准备稍后移交给地方，留了七八名伤残战士看守。从马路那边走过来，顺着军需仓库的高墙拐个弯，二十米开外就是逍逸园的后门。张友菊就是在拐过弯后遭遇凶手的。现场是泥地，因昨天傍晚下过雨有些潮湿，行人路过会留下脚印。遗憾的是，发现被害人后，前来看热闹的人很多，到派出所陈所长、民警小周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泥地上的脚印已经层层叠叠，根本无法分辨了。
刑警走访了留守军需仓库的几个伤残战士，问他们听见了什么动静没有。这些伤残战士已经接到通知准备退伍回家，说是看守仓库，其实是一种临时安置，尽管手头还有武器，但已经不再进行训练，白天晚上都不站岗，与仓库一墙之隔的这条土路上发生命案时，他们还没起床。年轻人睡得熟，哪里听见过什么动静？
陈坤副局长听李宝善简单汇报了上述情况后，问死者身上携带了什么物品，比如钱包、手表之类。李宝善说还没接触过家属，尚不清楚。于是，陈坤便命司机驱车前往野战医院接一两位家属过来。这边，刑警进入逍逸园，向每个晨练者询问当天以及之前三天内清晨来公园时是否看到过可疑人员。一番访查下来，毫无收获。
这当儿，陈坤的司机已经把张友菊的女儿张芝琼接来了。据张芝琼说，其父出门时身上总是带着以下物品：钱包、18K金表、金笔、钥匙，左手无名指上还戴着一枚24K黄金板戒。而他被送到野战医院时，身上仅剩下一串钥匙了。刑警随即问了还在现场的那几个最早发现张友菊出事并把张友菊抬往医院的群众，他们有的说没有留意，有的说手上肯定没有戴戒指，有的则说衣服口袋里肯定没有插钢笔。因此，刑警初步认定死者身上携带的上述物品被案犯掠取。
陈坤副局长参加了专案组的首次案情分析会，不过他并未发表什么观点，只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大家发言。众刑警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本案是一起以谋财为目的的杀人案。根据法医检验推断，案犯应该是在张友菊未到达现场时就已经埋伏在墙角拐弯处，候得张友菊抵达时迎面将其堵住，持刀威胁其交出钱财。张友菊可能试图反抗或者意欲呼喊，案犯情急之下便把对准他腹部的尖刀往前一送，在其倒地后迅速实施抢劫，然后逃遁。从作案手法来看，这个案犯应该有前科。
专案组认为，案犯埋伏在现场对张友菊实施抢劫，说明他已经铆准了这个作案对象，所以该犯在下手前几天很可能在逍逸园或者死者从住宅到逍逸园的路上特意盯梢，这是一个侦查方向；另外，就是对张友菊被劫的物品进行布控，并调查全市是否有黑社会分子之类的家伙暴富挥霍的。
发现凶器
专案组有个留用旧刑警叫麦达荣，四十出头，已经干了二十二年刑侦活儿。此人如果搁在六十年后的当今，应该属于刑侦情报条线。不过本案发生时，刑事侦查的分工还没有那么细，所以尽管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刑侦情报工作上，但还是大路货刑警，不管在旧政权还是新政权警察系统，除了搞情报，他还要像其他刑警一样蹲守、追捕、搜查。不过，麦达荣在搞情报这一块儿是出了名的，所以广州解放后中共一接管公安局，广东公安的最高领导陈泊就接见了他，勉励一番，然后把他派给了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之一陈坤。这次，陈坤受命主持侦破张友菊命案，在考虑专案组人选时，自然想到了麦达荣，点名让他参加专案侦查。
麦达荣搞刑事情报确实有一套。专案组诸刑警受命分头布控或者查摸线索，隔日，即3月1日上午上班时，麦达荣就向组长谭祖德报告了一条线索：惠福区有个叫史静娟的暗娼，昨晚跟几个姐妹去“云峰戏院”看完戏吃夜宵时，说她碰到了一桩好事儿，一个曾经因要求打折而被她拒之门外的小混混儿下午付给她宽衣解带的代价竟是—块金表。
谭祖德马上追问： “确实是金表吗？有人看到了吗？”
麦达荣说： “不止一个人看见了，当时那几个女子还互相传看过。”
谭祖德当即下令把史静娟悄悄请到公安局。
史静娟，三十岁，广州郊区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原姓黄，过继给广州市区一个做海产品生意的老板后随干爹姓了史。史老板夫妇没有生育，把史静娟当亲生女儿看待。所以，童年时的史静娟过着远比她家乡农村同龄孩子滋润得多的生活，史老板还供她上学，一直读到小学毕业。这个文化程度当时已经算是可以的了。然后，史静娟就在干爹的海鲜行里帮着干些司磅、记账之类的活儿。干了四年，史老板交了厄运。1938年秋，日军侵占广州，他的海鲜行被烧毁，夫妇俩连同史静娟只好去了乡下，幸亏还有积蓄，但生活质量一落千丈。次年，十九岁的史静娟嫁给了同村童老财的儿子童大年。童大年是个西医，早年是去日本学的医术，回国后开了家诊所。日军侵占广州后，有两个日本军医是童大年当年留学日本时的同窗，二人上门邀请，童大年就去日军医院当了一名军医。这种情况当时是比较罕见的，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自是骂他汉奸。
两年后，童大年随日军野战医院前往广西前线，不久传来了失踪的消息。接着，史老板夫妇先后染上瘟疫去世，史静娟就一个人回到广州过日子。她在一所小学谋了份差事，一边教书一边等丈夫回来。一直等到抗战胜利，也没等到童大年的音信，而她的教师饭碗却因“汉奸眷属”的身份丢了，只好靠做点儿小买卖过日子。精神空虚加上物质缺乏，长得稍有几分姿色的她就干起了暗娼营生。
广州那些喜好寻花问柳的主儿们中颇有一些对史静娟产生了兴趣，于是纷纷登门。不过，史静娟对接待对象却是有讲究的，一是收费不低，而且没有固定价格，随行就市，妓院涨价她也涨，二是对接客对象有选择，她看不上眼的即使愿意支付数倍钱钞也拒之门外。渐渐，史静娟就有了若干相对固定的对象，一月之中就接待那几个主儿。由于收入还不错，她小生意也不做了，靠出卖皮肉挣钱，不接客时就和一班跟她从事同一行当的姐妹们喝茶聊天，用她自己的话说，小日子过得也别有一番滋润。
不过，这种滋润到广州解放后就打了折扣。这倒不是人民政府干涉，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政府一时还顾不上取缔妓院，更别说对付像史静娟这样的暗娼了。她原来的那些固定接客对象中，一半以上都是军警特务，或是流氓恶霸，新旧政权更迭之际，这等角色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落网进了局子，即便有侥幸没被收入法网的，也绝无逍遥之心，东躲西藏还来不及，哪还敢跟暗娼来往？如此，史静娟的收入大为减少，只好放低身价，原先看不顺眼被拒之门外的对象也勉强接纳了，价钱出得低些的也让其进门了。这样的风声一传出去，登门“拜访”的主儿又渐渐多了。
半月之前，来了一个青年混混儿，这人姓王，小时候不注意卫生患过黄癣，即民间所说的“癞痢”，因此得了个“王癞子”的绰号。这人说起来跟史静娟还算熟人。十余年前史静娟刚嫁给童大年时，王癞子的癞痢头还没治好，经常跑童氏诊所请童大年治疗，史静娟那时在诊所帮丈夫打杂，自然跟王癞子有点儿接触。后来，这二位的境遇都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史静娟由医生太太、小学教师堕落为暗娼，王癞子呢，则由茶叶店小开变成了一个地痞混混儿。
王癞子听说史静娟成了暗娼，对这个比他大五六岁的“史姐”产生了兴趣，于是登门求欢。他愿意付钱，不过手头拮据，想跟史静娟商量打个折。史静娟呢，一想起这主儿曾经患过癞痢头就倒胃口，便以钱钞太少为由把王癞子拒之门外。这种事儿对于史静娟来说是经常发生的，把人撵走了事，转眼就忘了。哪知，王癞子对她却是念念不忘，昨天下午忽然登门，拿出一块18K金表相赠。这自然就是嫖资了。史静娟这几天没人登门，看着这块价值显然可以抵数次接客之资的金表不禁就动了心。不过有条件，她对王癞子说，就今天一次，以后恕不接待！
专案组副组长李宝善把麦达荣带来的那块金表翻来覆去反复端详，认定这是一块颇值些钱钞的真货，寻思这表可能真是张友菊被劫的那块，就问麦达荣： “那个王癞子是否跟姓史的女子说过这块表的来路？”
麦达荣说： “我问了，她说没问人家。”
往下就该调查王癞子了。这主儿跟麦达荣住一个区，属于两个派出所的管辖范围，不过两人的住所只有七八分钟路程。麦达荣带了两名刑警先去了管段派出所，一打听，派出所民警都知道王癞子其人。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原是茶叶店小开，六年前茶叶店失火，其实火势不大，不过救火时水龙头总归要喷的，火被喷灭了，茶叶也统统报销了。王癞子的老爸王老板又气又急，生了一场大病，待到治好，家里的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这样，正在读初二的王癞子被迫辍学，请人介绍找了份工作。但他不是个肯安分的人，干了没几个月就离开了。之后，又结交了一帮痞子，干起了敲诈勒索、坑蒙拐骗的营生。他那初二文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痞子中也算是凤毛麟角，就负责躲在背后出谋划策摇鹅毛扇。
广州解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人民政府为劳苦大众撑腰，那些被他们当成作案对象的劳动人民底气足了，敢于反抗了，一旦发生纠纷就去派出所，警察肯定是支持劳苦大众的。痞子们不得已改变策略，开始行窃。目前已掌握的线索表明，最近派出所管段内发生的十七起盗窃案件中，至少有一半与王癞子这伙痞子有关。
刑警把王癞子传唤到派出所，问了他去找史静娟的事儿，他一口承认，说过之后似乎生怕刑警对法律规定不尽了解，特别强调他跟史静娟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因为两人都没有配偶，属于“两情相悦”，没准儿往下就结成夫妻了也说不定啊。刑警问： “那么金表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主儿却是一脸惊奇地反问： “什么金表啊？我不明白。”
“不明白？你小子伸长了耳朵听着，我们这里有史静娟的陈述笔录，必要时还可以让史静娟跟你当面对质！”
王癞子还是一脸的不以为然，直到听刑警说那块表上有他的指纹，这才承认确实是他给史静娟作为嫖资的。至于来路，他说是昨天上午一个姓金的哥们儿送来的，不是赠送，而是用来偿还赌债，作价三十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一万元合新版人民币一元，下同）。他拿到手后立刻去钟表店估价，师傅说的确是18K金表，德国货，世面价格大约在八十至一百万元之间。
刑警把王癞子寄押在派出所，又去找那个姓金的痞子。金痞子承认这块表是他参与一起盗窃案时给人望风所得的报酬。刑警听着心里一凉，忙问那是几时的事儿。金痞子扳着指头算了算，说至少有一个星期了，是另外两个痞子庄亮津、忻予笙邀他去沙面那里的一处民宅作的案。庄、忻两人爬院墙进屋子，具体窃得些啥东西他不清楚，出来时给了他这块金表。
当时广州市一共有二十个城区，沙面是其中之一。刑警随即往沙面分局打电话了解，对方说2月22日晚上该区确实有户居民遭窃，次日早晨方才发现，失窃财物七件，都是男女主人临睡前放在卧室床头柜上的首饰、钱包之类。
刑警请沙面分局联系了失主，经辨认，那块金表的确是男主人被窃之物。该案移交沙面分局处置。对于沙面分局的刑警来说，那自然是一个意外之喜，可对于专案组刑警来说，这条线索就断了。
不过，当天下午专案组又获得了另一条线索：有人在逍逸园内的沟渠里捡得一把尖刀！
逍逸园原是一个南洋华侨在1900年回广州老家定居时出资购买土地建造的一座私人花园，不大，占地两亩，园内除了一幢三层洋房外，其余的就是假山凉亭、小桥流水，还有一个可供垂钓的池塘。池塘和园外的河流有一条一米多宽的沟渠相通，以保证池塘有活水。1938年秋日军进逼广州时，逍逸园的主人看看势头不对，立刻打点细软携家带眷去了海外。不久日军侵占广州，逍逸园成为日军高级军官的寓所，直至抗战结束。国民党方面接收逍逸园后，以为原主人会回国居住，因此也未作处置。哪知原主全家这一去，竟犹如断线风筝，再也不见影踪。几个月后，接收官员便安排了十来个单身属下入住该园，作为集体宿舍。可是，据说园里时常闹鬼，他们只住了一个多月就搬离了。国民党市政府遂决定把逍逸园辟作免费开放的公园，当时没有园林管理机构，就划归社会局管理。广州解放后，逍逸园仍是公园，新政权不设社会局，就交民政局暂管。
这天下午，有游客进园游玩时，一不小心把钥匙串掉进了沟渠，就向花匠老韦借来长竹竿打捞，结果意外捞得了一把尖刀。老韦马上想到了前天发生在逍逸园后门外的那起凶杀案，当下钥匙也顾不上捞了，骑了自行车把尖刀送到了派出所。专案组接到派出所的电话，组长谭祖德立刻叫上刑警朱水生、程炽，三人一起前往查看。
那把尖刀刀身连柄长二十厘米，双刃，精钢打就，极其锋利。蒋法医的尸检报告上说死者身上的创口深十一厘米，宽2.5厘米，谭祖德用尺子一量，从刀尖到刀柄正好十一厘米，再量宽度，正是2.5厘米。于是认定这把刀就是案犯用来杀害张友菊的凶器。当时新中国公安的刑事勘查手段、检验技术不过如此，不可能再进行更进一步的科学鉴定了。
谭祖德、朱水生、程炽三人在派出所民警陪同下去了逍逸园，查看打捞起凶器的沟渠。三刑警寻思不知凶手是否还把其他什么物品扔进沟渠了，便脱了鞋袜下到沟里仔仔细细掏摸了一遍，没有发现其他物品。
当晚，专案组开会对此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案犯行凶后，并未马上逃离，而是从后门进入公园，把凶器丢进了沟渠，然后从前门逃遁。
于是，专案组找到了新的调查方向：全组出动，分头走访花匠、晨练者和公园前门外马路上的住家、商贩和路人，指望获得破案线索。
五个嫌疑对象
本案的情况有些特殊，在市局组建的专案组开展侦查的时候，另一个由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六名侦查员组成的专案组也在进行调查。
前面说过，张友菊父子两代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关系。张友菊之父张执瀛自不必说，就是张友菊本人也颇为了得，二十二岁就已是广东省议员，只不过他对政治缺乏兴趣，才没有在仕途上更进一步。而他的社会关系之广泛、结交的权贵之多，在民国布衣中当属凤毛麟角。正因为张友菊是布衣百姓，所以那些具有政治背景的朋友们对他并不设防，在中共统战部门眼里他是属于跟人家说得上话、捎得上信的那种人，比较适宜开展统战工作，发挥桥梁作用。
早在广州解放前夕，张友菊就已被北京圈进了可以协助政府进行秘密统战工作的民主人士名单，张友菊属于其中的“无党派进步人士”。广州解放后，广东省相关部门受北京委托，派员不公开拜访了张友菊，之后又多次悄然约见。几次谈话进行下来，组织上对张友菊的政治态度、社会关系有了透彻的了解，认为他可以为国家做一些特殊而有益的工作。而张友菊也非常乐意为祖国统一出力。
两个月前，广东方面根据北京指令，派员跟张友菊探讨与台湾一位掌握相当权力的官员的岳丈取得信函沟通的可行性。张友菊表示，让他进行这种沟通没有问题，根据他家两代人尤其是其已故父亲与对方的交情，对方多半是会作出回应的，而且他非常愿意接受该项使命，会为此尽最大的努力。于是，1月下旬，张友菊以“探亲访友”的名义悄然去了一趟香港。张家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外的亲朋好友甚多，光在香港的就有三十多位。他在香港逗留了一周，见了一些亲戚朋友，其中有一位开布店的杨老板就是那个台湾高官在香港的私人代表，北京方面的信件通过杨老板转给了那位官员的岳父。
春节后，张友菊收到了一封香港来函，是那位官员岳父的亲笔复函，对方用隐晦曲折的措词表示愿意为海峡两岸的接触沟通做些撮合工作。张友菊把这封信交给了广东那位联络员，几天后，联络员以拜晚年为名前往张宅向张友菊转达了北京对他的谢意。对于张友菊来说，这是国家对他所做工作的肯定，自是高兴。
可是，就在张友菊根据联络员的要求准备再次前往香港的时候，却横遭不测。张友菊不幸遇害的消息当天即由广东方面报告北京，北京有关方面连夜发来密电，要求中共广东省委指令省公安厅政保部门对该案进行调查。广东省公安厅政保处根据省委命令，抽调侦查员组建了另一个专案组。
省厅专案组侦查的着眼点是张友菊的被害是否与其身负的秘密使命有关。市局、省厅两个专案组各自开展工作，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
省厅专案组组长唐博是延安时期的中央社会部培养的保卫工作者，陈泊的老部下。他原在江西省公安厅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去年秋天中央决定委派叶剑英主政广东，陈泊由叶剑英点名调广东主持公安工作，唐博于是随陈泊来到广东。当时广东省的政保工作以广州市为主，唐博自去年10月广州解放参与接管旧政权辖下的广东省警察厅后，主持了两起敌特案件的侦查，小有成就，并积累了若干新形势下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经验。这次受命主持张友菊命案省厅专案组的侦查工作，经与专案组其他侦查员研究，认为省厅专案组的调查重点应是张友菊自接受北京下达的特别使命至被害前这一阶段的社交情况，特别是他奉命赴香港执行那桩秘密使命后跟哪些人有过交往。省厅专案组认为，如果张友菊的被害确实跟其所执行的那桩秘密使命有关，那么肯定可以从被害人最近的交往对象中找到破案线索。
省厅专案组随即对张友菊的社交情况和最近的交往对象进行了秘密调查。张友菊整个人生中的社交情况有很大变化：他年轻时尽管于改治缺乏兴趣，于仕途也颇淡泊，可是由于性格和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的原因，社交范围很广，交往对象甚杂；辞去省议员职务从商后，交往对象以商人为主；待到办起了农场，又和一些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交上了朋友；抗战时期，他的交往对象减少了，被迫沾上了政治色彩，前面说过，他跟汪精卫、陈璧君都是熟人，那些主政广东的汉奸官员对他还不都是趋之若鹜？抗战胜利后，张友菊由于健康原因以及对国民党的失望，社交活动更少；新中国成立后，张友菊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中风虽然治好了，但康复期内脑子不大好使，甚至说话都经常词不达意，因此基本上闭门不出，直到1950年，身体状况有些好转，方才跟外界有了接触。
省厅专案组向张友菊的家属调查下来，得知最近两个余月里，张友菊曾跟五个人有过实质性的接触。这里所谓的“实质性接触”，指的是对方曾来过张家当面拜访。
第一位名叫王振寰，这人跟张家是亲戚，他是张友菊妻子的小妹妹的丈夫，与张友菊是连襟。王振寰是初级师范学校毕业生，相当于初中，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他家里是开茶叶店的，老爸王玉峰对茶叶鉴评十分在行，茶业公会遇到茶叶质量方面的纠纷需要调解时，他是必须到场的一位。十年前，王老板去外地进货时，失足跌落山涧而亡。老爸死后，王振寰接班做了茶叶店老板，业内称为“小王老板”。小王老板人很聪明，之前竟然教书学艺两不误，在做小学老师的同时，还用心学习老爸那套鉴识茶叶的本领，没几年就成了广州茶叶行业的业余鉴定师（当时只有业余，没有专业）。
王振寰跟张友菊的真正交往，就是从此开始的。之前，他虽是张友菊的连襟，但比张小十八岁，张友菊根本不把他放在限里，除了逢年过节见个面，平时没任何来往。近几年来，张友菊着眼于修身养性了，戒烟喝茶。以张友菊的经济状况和品位，物质生活方面自然都是上档次的，茶叶也不例外，于是，王振寰就成了他的顾问。当然，张友菊是不会去拜访这位比他小十八岁的连襟的，都是王振寰过来，每周至少三次，有时弄到极品好茶，则随时登门。张友菊也不会白麻烦人家，连襟每次过来，他都有礼物相赠，有时还价值不菲，比如春节前赠送的一枚徽墨，乃是明朝之物。
第二位是个比张友菊小十来岁的中医，名叫贾思大。贾郎中跟张友菊是世交，其已故父亲贾必祥当年系羊城名医，治疗阴虚火旺引发的诸般疑难杂症颇有一套，而张友菊的父亲张执瀛生就一副热性体质，所以离不开贾中医。后来张执瀛去了日本，竟然把贾必祥也请到东京开了家诊所，诊所的地址就选在自己居住的那幢公寓楼内，以便随时看病问诊。张友菊继承了父亲的禀性，也继承了父亲的体质，而贾思大则继承了其父的医术，所以，张贾两家的第二代还是继续友好交往。
贾思大对张友菊的健康非常关心，以前即使张友菊没有中风而仅仅是患高血压等“三高症”时，他就提出让其运动养生的建议。张友菊听是听了，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于是后来就中了风。张家人迷信贾思大，一家之主中了风不送医院，而是去请贾郎中。贾思大当机立断打电话叫了救护车，亲自护送老友去医院。西医救了张友菊一命，不过出院后的调理还得靠中医。张友菊吃了苦头，脑子算是开了窍，不但听从贾思大的嘱咐每天准时服药，还全盘接受了运动养生的建议，他那套太极拳也是贾郎中传授的。
第三位名叫刘怀谷，四十二岁，以前是张友菊农场的账房先生。这人跟张家也有些渊源。刘张两家以前是紧邻，关系一向很好；刘怀谷的父亲是南拳好手，早年张执瀛在上海海关当官时，被张聘为私人保镖。再说刘怀谷跟张友菊的关系。别看刘怀谷一个文质彬彬的账房先生，却是一条血性汉子，一手由其父传授的南拳功夫出神入化，还生就一副暴烈性格。日军侵占广州后，农场被迫歇业，张友菊即把刘怀谷荐往朋友开的工厂，仍是做账房先生，收入比农场还高，而且离家近，可以每天回家。刘怀谷却并不领情，时不时骂几声工厂老板，因为他看不惯老板替日军加工军需品（其实老板也是迫不得已）。工厂老板跟张友菊关系铁，对刘怀谷不予计较，可日伪当局却不会放过他，为此，刘怀谷曾三次被捕，都是张友菊通过关系将其营救出来的。第四次的祸闯得大了，刘怀谷竟然打伤了来厂里检查账目的税务局日本顾问和汉奸科长。老板吓得六神无主，给张友菊打电话，张友菊说先滑脚开溜吧。
刘怀谷逃走后，日本宪兵队贴出了通缉令。张友菊一面派人给躲在乡下的刘怀谷送钱送物，一面为其说情打点，还没见眉目时，日本投降了。刘怀谷返回广州市区，可是不久又丢了饭碗，倒不是被炒了鱿鱼，而是老板被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逮捕了。张友菊又给刘怀谷介绍了一份职业，然后营救那个老板朋友，刘也不忘旧主，出力出钱。刘怀谷的新饭碗捧得还算牢靠，一直到广州解放还在干着。去年7月里听说张友菊中风，特地请了假去医院服侍。张友菊出院后，他几乎天天来张家探望。他精通气功，也懂医术，每次来都给张友菊推拿按摩，促其康复。
第四位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名叫曹化铁，是广州开远轮船公司的技术员。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怎么会是年过六旬的张老先生家里的客人呢？原来，这个曹化铁已故的父亲曹立彬是张友菊的朋友。曹立彬当年也是一条汉子，少年时就已参加洪门秘密组织的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又冒着被清廷杀头的危险收殓烈士遗体。在资产阶级革命阵营里，他也算是老资格了。老曹跟张友菊父子都相识，建立民国后，他跟张友菊来往较多。曹立彬江湖上人头极熟，两广、两湖、福建、台湾、澳门、香港都有朋友，当年张友菊创办实业伊始，一些江湖上的事情就是通过他去办的。
曹立彬最后一次去香港替张友菊办事途中，所乘坐的船只触礁沉没，不幸遇难。那年，曹化铁才六岁。张友菊原准备将其收为义子，可是请羊城最负盛名的算命先生“露天机”陈镜冲算了一卦，说曹化铁的生辰八字跟他犯克，只好作罢。不过，张友菊还是将曹化铁视同己出，承担了曹的全部生活、学业开支，一直到曹化铁从广东省机械技术学校毕业进入轮船公司工作。抗战胜利那年，曹化铁娶亲，张友菊承担了全部费用。而曹化铁呢，也是把张友菊当作义父一般看待的。不管刮风下雨，小伙子每周休息时必定要来张家看望张友菊，陪伴个半天一天的。
第五位是个四十岁的女子，名叫赵慧雯。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句常用语来说，这位女士属于“历史不清白”。不清白在哪里呢？她在1942年1月到1945年底这四年里，做过“军统”广州站的地下交通员。
赵慧雯小学毕业后自学会计业务，不久考入广东省简易会计学校，毕业后从事会计工作。二十岁上出嫁，丈夫姜蔚比赵慧雯大五岁，是广东省政府的一名文书。婚后不久，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通电全国反蒋，驱逐原省长陈铭枢，与汪精卫联手组建广州国民政府。姜蔚得以留用，竞被汪精卫看中。“九一八事变”后，蒋汪联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姜蔚携妻前往南京投奔，被任命为行政院庶务科副科长。在南京期间，姜蔚结识戴笠，于1937年春加入“军统”。抗战爆发后，姜蔚奉戴笠之命前往广州参与组建“军统”广州站，凭借车行老板的公开身份从事情报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姜蔚被“军统”派往海外工作，临走时把车行转租给别人，其妻赵慧雯仍做车行账房，但很快就被“军统”发展为地下交通员。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 “军统”广州站撤销，她的特务工作才算结束。赵慧雯领到了一笔奖金，正在高兴，却又收到了姜蔚从香港寄来的离婚声明，从此，她就过起了单身日子。
那么，赵慧雯跟张友菊又是什么关系呢？用张家人的说法，她可算是张家的恩人。两年前，张友菊三岁的孙子走失，已经落入人贩子手中，她正好经过，目睹孩子哭闹挣扎，便知不对劲。那时的警察通常是不管此类事儿的，弄不好是人贩子的同党也有可能，赵慧雯信佛，有心行善，于是悄悄尾随。走了一阵，看见与姜蔚熟识的两个流氓，便上前求助。那二位一出面，人贩子立刻丢下孩子逃走了。张友菊的独苗孙子失而复得，全家上下自是欢喜不尽，对赵慧雯更是感激涕零。从此，赵慧雯就和张家有了来往，而张友菊夫妇也就把她作为女儿看待。
省厅专案组决定对这五个对象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果如何？稍停再作交代，让我们先看看市局专案组这边的进展情况。
帮会涉案
市局专案组在逍逸园的沟渠里发现了凶器，从而决定全组出动分头走访花匠、晨练者和公园前门外马路上的住家、商贩及路人。
按照分工，专案组副组长李宝善和刑警程炽、齐道生去了逍逸园，向花匠、清洁工以及游客（包括晨练者）了解情况。花匠老韦告诉李宝善，2月27日早晨，他在公园里查看花草情况，走过后来发现凶器的沟渠那个位置时，看见一个年约三十五六，穿咖啡色灯心绒夹克衫、黑色裤子，头戴黑色鸭舌帽的男子蹲在沟渠旁洗手。听见背后的脚步声，男子倏地回头，见是花匠，笑了笑，点点头说： “师傅这么早就上班了。”没等老韦回答，他又指着沟渠说， “这条水渠里怎么不养些金鱼呢？”
老韦说： “这个问题经常有人提，我也很想养些金鱼，可是，费用成问题，这个公园……”花匠比较饶舌，话匣子一打开，没有半个小时刹不了车，正要跟对方唠一通逍逸园的历史和现状，后门方向传来一阵喧哗，有人大叫“出事啦”、 “杀人了”。老韦便刹住话头，急忙往外奔。他是个很喜欢看热闹的人，向来不肯放弃任何一次看热闹的机会，像这种杀人现场，他活了五十多年还没亲眼见过，所以有这份积极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老韦有些遗憾，因为他奔到后门外面，刚刚挤进人群，就被沈园长（民政局派来管理逍逸园的干部，没有职务， “园长”是老韦等仅有的三个下属对其的尊称）叫住，指派他去找块门板来把人往医院抬。之后一通忙碌下来，那个黑衣男子早被他忘到脑后了。
刑警程炽走访晨练者老陈时了解到一个情况。老陈是听见喧哗声后较晚赶到现场的一位，因为当时他正在公园前门入口处的草地上打太极拳，听见声音赶过去肯定要比其他人慢些。他赶到时，现场已经有数十人了，本来他是挤不进去的，正好有一个跟他前后脚赶来看热闹的男子从后面硬挤进来。那人是个瘦高个儿，人虽瘦，却颇有力气，往老陈前头一站便往里挤，竟然硬是让他挤了进去，老陈就紧紧尾随，一直挤到圈子最里面，成为第一排观众。而那个瘦高个儿男子的装束，与花匠老韦在沟渠畔遇到的男子一模一样，都是咖啡色灯心绒夹克衫、黑色裤子，头戴黑色鸭舌帽，应该是同一个人！
公园的扫地工（如今称为“保洁员”）黄妈也见过那个瘦高个儿男子。她回忆说，之前这个男子曾连续两天来过逍逸园，不过不是晨练的时候。一次是上午十时许，另一次是下午一点多。逍逸园是个小公园，来的人不多且都是附近的居民，时间长了，黄妈都看得熟了，所以一眼就看出该男子系生客。那男子见黄妈打量他，索性驻步，询问公园开门关门的时间，解释说他是新搬到附近居住的，今后想天天来公园打拳。
每天早晨到逍逸园打拳的柏老头儿向刑警齐道生反映了一条线索。柏老头儿六十多岁，年轻时在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部队当过兵，因为身怀祖传武艺，被选进陈炯明司令部卫队。陈炯明对警卫工作非常重视，曾聘请苏联安保专家来广州对卫士进行安全警卫业务培训，柏老头儿也参加了培训，并取得了“总分优秀”的好成绩。通常，年轻时学过的东西到老还忘不了，柏老头儿就是这样。
2月26日早上，他去公园打拳，离开时，在后门外的那条马路上遇到了那个瘦高个儿男子，不过这人当时穿的不是咖啡色夹克衫，而是一件藏青卡其中山装，裤子倒是黑色的，头上戴的也是黑色鸭舌帽。柏老头儿马上想起，这个人先前他也曾经见过，是尾随张友菊进逍逸园后门的。当时他觉得这个人有点儿面生，显是公园的新客，不过也没在意。现在之所以稍稍注意，是因为这人进公园不到十分钟就离开了。既然不想晨练，那到公园来干吗？即使散步呼吸新鲜空气，那也该转悠上半小时吧。
回家路上，柏老头儿和往常一样去了逍逸园附近的一家小面馆，一碗面还没吃完，看到那男子也进门来吃面条了。吃面条倒没啥，问题是他之前穿的中山装已经换成了一件咖啡色夹克衫。柏老头儿根据年轻时从苏联教官那里学得的安保知识判断，这人可能有些蹊跷。果然，只过了一天，张友菊就在公园后门外横死了。柏老头儿闻讯，马上跟那个男子联系起来，可是，因为刑警没找他调查，他也不会主动去找人家反映这一情况，毕竟他是有历史问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这事在脑子里一搁四天，直到今天刑警上门方才吐露。
市局专案组分析，瘦高个儿具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他在作案后进了逍逸园，把凶器丢进沟渠，然后洗去了手上沾到的些许血迹（不会很多，否则在进公园后行至沟渠畔的这段距离里容易被晨练的人们察觉）。根据刑警现场勘查和法医的鉴定，张友菊中刀后并不是马上就血如泉涌，其右小腿踝骨稍上位置的裤子上有一处嵌入布缝的泥迹，那是因为凶手把尖刀刺入张友菊肝脏的同时用鞋尖扫了一下该部位将其放倒在地。由于这一扫，张友菊倒下时身子后仰，凶手趁机抽回凶器。死者衣服上沾染的血迹也印证了上述判断。
分析到这里，不止一个刑警对案发伊始分析案情时形成的一个观点提出了质疑：原认为凶手是在对张友菊捅刀子后方才下手抢劫财物，现在看来似乎不对，因为现场地面因昨晚下雨比较潮湿，案犯动手搜劫财物时，势必会翻动被害人的身体，可被害人的衣服上却没有明显的被翻动过的痕迹。因此，案犯应该是先持刀强逼张友菊交出财物，再动手杀害。
这样看来，这厮作案并非仅仅是为谋财，劫财的同时还谋命。那么，谋命的动机是什么？是抢劫后生怕暴露行踪呢，还是原本就要杀害张友菊，而抢劫不过是一个幌子，为的是转移警方的侦查视线？众人把此案跟广州解放以来发生的同类案子进行比较，试图找出案犯的作案动机。可是，大家回忆下来，从广州解放至今，虽然凶杀、抢劫案件高发，也有在劫财同时又杀人的，可大多是因被害人反抗而遭到杀害，也有因被害人是熟人而遭灭口的，只有一起案件，被害人既未反抗，也非案犯的熟人。据案犯落网后供称，他在抢劫后准备离开时，忽然发现这个女性被害人的侧影酷似曾经伤害过他感情的一个女人，一怒之下就下了杀手——用当今的说法，这似乎属于“激情杀人”。如此分析了半天，对于案犯的作案动机还是无法得出结论。
不过，有一点引起了所有专案组刑警的注意。案犯在抢劫杀人后，没有迅速逃离现场，反倒进了公园，丢弃凶器，洗去手上的血迹，然后，竟然返回作案现场，挤入围观人群“看热闹”。这种行为，表明凶手不仅丧心病狂、胆大妄为，而且具有非同一般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意识，其作案手法之老练，防范意识之周密，不慌不忙从从容容，足以证明这家伙要么是个前科累累的江洋大盗，要么是个经验丰富的职业杀手。
市局专案组由此认为，本案绝对不像之前大家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张友菊的被杀也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其动机目前尚难以判断。分析到这里，自专案组正副组长谭祖德、李宝善以下，个个愁眉不展。大家一边苦着脸抽烟，一边你一言他一语地讨论下一步应该如何开展侦查，最后，议出了一个方向：看来得从张友菊的历史中去寻找他被害的原因了。
当晚，市局专案组刑警都回去休息，没有像上几天那样天天加班。谭祖德、李宝善两人聚在一起，弄了瓶白酒，豆腐干、花生米作为下酒菜，一边喝酒，一边翻阅一份材料。
这份材料是从省政府秘书处借来的张友菊在去年11月被推举为广东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所写的简历。所谓“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当时规定，被推举为代表的人，需要向大会筹备处交一份本人简历。张友菊尽管对政治缺乏兴趣，他这个代表资格也是内定的，但也得写一份。其他代表的简历不过一两张纸，经历复杂的最多也就六七张，而张友菊有一股子“大丈夫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坦率，他的经历又远比他人丰富，字写得又大，所以他一写就是二十七张纸，装订起来像本册子。现在，谭祖德、李宝善就是想看看在这份材料中是否能发现一些导致张友菊死于非命的线索。
这类人民代表的简历，以本人的政治经历为主。至于非政治性事件，除非是大事，一般不会提及。张友菊经历丰富，在简历中当然不会写到他所经历的每一桩非政治性大事，可是，民国时期社会秩序混乱，足以引起严重后果的非政治性大事恰恰比较多，尤其对于张友菊这种背景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而且，这种大事他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他可能会以为是小事一桩，而对于与此事相关的另一方来说，没准儿就是深仇大恨。
分析了一晚上，谭祖德、李宝善没有在材料里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或者人物，不过，他们坚持认为这个思路是对头的，决定次日安排刑警对以前和张友菊交往紧密的社会关系分头进行调查。
从3月3日开始，这项调查进行了三天，专搞刑侦情报的留用刑警麦达荣果然不简单，又让他查摸到了一条线索。
麦达荣旧时曾是帮会中人，做过洪门致公堂下面分支机构的“探风” （收集情报的密探），跟广州地面上的帮会人士比较熟悉。因此，谭祖德分给他调查的是广州的帮会这一块儿。麦达荣接受使命后，凭着他以前的一些关系，四处打听相关情况。这桩活儿听起来似乎容易，具体做起来却是颇有些难度的。因为广州一解放，帮会就自动停止了活动，麦达荣的那些熟人朋友能跑的都跑了，没跑的也都躲藏了起来，麦达荣又是干刑警的，想打听他们的行踪难度颇高。如此奔波了两天，终于找到一个熟人倪某。倪某并非帮会人士，不过他对广州帮会的熟悉程度甚至比帮会骨干分子还高，因为他曾是国民党广州市社会局特情科的文书。社会局特情科接触的就是本市大大小小的帮会组织，所以倪某对各个帮会的情况如数家珍。麦达荣跟他从九点一直聊到下午两点多，终于不露声色地打听到一个情况：张友菊可能与帮会方面结下了梁子。
由于其父张执瀛的原因，张友菊跟洪门、天地会、哥老会都有交往。这种交往不是他主动的，而是人家找上门来跟他套近乎。张友菊则是能推就推，推不掉就敷衍。纵然如此，十八年前他还是被天地会鸿雄堂推举为记名堂主。鸿雄堂建立于清光绪二十年，打出的口号是“驱鞑兴汉”，也确实为清政府制造了一些麻烦。不过后来路子渐渐有点儿歪，到民国前期江湖上已有传闻，说鸿雄堂与土匪、海盗有染。
鸿雄堂想找一个靠山，曾多次派人给张友菊送礼，要求其加入，他们愿推举其为堂主，自然遭到张的拒绝。这样到了1926年，当时蒋介石已经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驻军羊城。忽一日，蒋氏想到要整顿治安，就由卫戍司令部和市警察局联名发布公告，令全市大小帮会堂口须在七日之内前往登记。黑道上便传言，这是诱捕不合当局心思的帮会堂口头目的一个伎俩，不能上当。但是，军警联合公告中说得很清楚，逾期不去登记的，就予以取缔。鸿雄堂头目心里明白，如果军警真要为难帮会的话，本堂肯定是第一个被收拾的。于是，就想到了请张友菊出任堂主以避祸的主意。不过，再像之前那样登门拜访，张友菊必定拒绝，非常时期只好采取非常手段：你不肯帮忙，就逼你点头。
两天后的早晨，张友菊醒来时，惊骇地发现卧室床头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床前椅子上放着一支压满了子弹的驳壳枪！张友菊还没回过神来，鸿雄堂就送来了请帖，请其中午前去“南国饭店”用餐。张友菊江湖经验颇为丰富，知道此事必是鸿雄堂所为，这是最高级别的警告——不合作，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你！他只好乖乖赴宴，下午回家时，他已是鸿雄堂的记名堂主。而鸿雄堂则凭着张友菊的名头，顺利地逃过一劫。
事后，张友菊拒绝了鸿雄堂的重金酬谢，坚决要求将其名字从鸿雄堂的花名册上删除。鸿雄堂方面寻思，总不见得再次以死亡威胁张友菊，只得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是有条件的——鸿雄堂遇到生死攸关的大事时，张友菊有义务伸手相助。从此，张友菊虽然不算鸿雄堂的人，可是跟该堂口总是脱离不了关系。逢年过节人家送上的一份厚礼照例是坚决不收的，但是，该堂遇到麻烦时，他就得遵守承诺设法帮助解决。好在经过蒋介石那次帮会大整顿后，鸿雄堂方面行事不敢过分，有时还做一些善事，总算没有再闯大祸，张友菊伸手的次数也不算频繁，事儿也不算大，靠他的面子和人际关系还是搞得定的。否则，如果鸿雄堂还像1926年以前那样与土匪大盗勾结作恶的话，别说帮不了他们，弄不好只怕张友菊自己也得搭进去。
到了1949年初，张友菊跟国民党那班要员的关系明显疏远了，鸿雄堂却有桩重要的事儿要求张友菊必须出面解决。这件事跟社会治安没有关系，而是该堂口的内部问题。
抗战爆发次年，鸿雄堂由原先的一个总堂拆分为两个分堂：承鸿堂和崇鸿堂。分堂上面设一个名义上的总堂，两个分堂的堂主每年轮流担任总堂主。这样到了1949年春天，发生了一件内部大事——承鸿堂的堂主刘继秋病殁了。这年轮到崇鸿堂堂主潘四渊担任总堂堂主，他就行使总堂主的职权下令由与他私交甚笃的承鸿堂老三张生根接任，引起了承鸿堂其他堂主的不满，集体抵制总堂的任命，并推举承鸿堂老二汪化担任分堂堂主，争执由此产生。两个分堂坐下来谈判，谁也说服不了谁，总堂主原本不过是名义上的职位，并无指挥另一堂口的实权，而双方的实力也是旗鼓相当，如若火并，尚不知鹿死谁手。最后双方决定干脆把鸿雄堂一拆为二，今后承鸿堂、崇鸿堂各自经营，互不相干。
本来，双方已经谈妥了，分开就是。可是，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在分割堂产时遇到了麻烦。鸿雄堂的公产中有一座大宅院，那是老堂主潘仁山的私人产业。潘仁山无子嗣，大家都以为他会把该宅院留给堂侄潘四渊，潘四渊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潘堂主当众留下的遗言却是把宅院留给鸿雄堂，作为总堂的公产。现在，两个分堂要分家了，这座宅院该算谁的？潘四渊认为应归由他执掌的崇鸿堂，承鸿堂则认为本堂已在该宅院里待了十年，香堂也不知开过多少回了，难道叫他们离开？那该搬迁到哪里去？你潘四渊另外给本堂安排办公场所吗？
双方争执不下，于是有人想起了张友菊，说咱们也别吵了，听张先生的吧，他说应归哪个堂口就归哪个堂口，不得再生异议。双方都认为这个提议能够接受，因为双方都认为张友菊会帮自己的堂口。
张友菊本来不想管这事，可是承鸿堂、崇鸿堂各推出二十名成员前往张宅拜访求告，那副架势显然是志在必得，如果不答应，只怕大大不妥。张友菊只好裁决，裁决的结果是：该宅院归原待在里面的承鸿堂所有。
此语一出，崇鸿堂当场亮出刀子，不是对承鸿堂，而是想朝张友菊身上招呼。承鸿堂见状也亮了家伙，他们不但有刀子，还有短枪和手榴弹，一家伙就把崇鸿堂那些弟兄赶出了宅院。
这是去年4月间的事，听说崇鸿堂对张友菊恨之入骨．四处扬言要给他好看。承鸿堂呢，从4月到10月整整半年，每天派保镖暗中保护张友菊，即使老先生中风住院期间，也派人去医院暗中护卫，只不过张友菊和其家人不知道罢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广州解放，各帮会堂口都被迫停止活动，头目骨干逃跑的逃跑，被捕的被捕，承鸿、祟鸿两个堂口的成员都作鸟兽散，张友菊也就失去了保护。
四个多月后，张友菊竟然被干掉了，这起命案是否与崇鸿堂有关呢？
疑犯脱逃
3月6日，市局专案组开始对承鸿堂、崇鸿堂进行调查。刑警接触了几个了解这两个堂口最近情况的帮会宿老，得知承鸿堂、崇鸿堂正在为那座有争议的宅院打官司。于是，李宝善就叫上刑警程炽前往法院调查。
崇鸿堂的堂主潘四渊已于去年秋天广州解放前夕病殁。潘四渊对自己的堂叔、老堂主潘仁山的财产落入他人之手一直念念不忘，临终前留下遗言，让其子潘小洲出面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追索堂叔的遗产。潘小洲还没开始行动，广州解放了。占据争议房产的承鸿堂跟由他主持的崇鸿堂一样土崩瓦解，可那座争议房产却换了主人。
原来，承鸿堂在张友菊的调解下得以继续占据该房产后，堂主汪化通过关系做了手脚，把房产转到其妻马锦花的名下，然后跟马锦花离了婚（其实还是住在一起）。这样一来，广州解放后，汪化虽然逃往香港了，但该房产的产权实际上还是属于他的。马锦花是个有点儿见识的女人，她自己也不住这宅院，而是租给了解放军的一个对外不公开的机关，按月收取房租。潘小洲得知后，心里就像整天堵着一团棉花，恨不得马上一纸诉状告上公堂。可是，当时新政权的法院还没开张，潘小洲只好耐心等待。
过了一个多月，法院开始受理民事官司了，潘小洲就以原户主潘仁山堂孙的身份提起诉讼。那时还没有什么民事诉讼法，各地法院办理民事案件没有统一规范，颇有些随意性，承办法官就把马锦花传去谈话。马锦花不简单，不谈案子，而是反映潘小洲系恶霸潘四渊之子，其父死后被徒众推举为崇鸿堂的新任堂主，人民政府应该将其法办。法官告诉她这个情况已经了解过了，原告本人没有历史问题，其生活靠自己所从事的银行职员工作维持，其父死后虽有徒众推举其为新堂主，但他并未接受，因此他跟广州解放后已经自动解散的崇鸿堂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必为崇鸿堂以前犯下的罪恶承担法律责任。他是国家公民，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如果最终法院调查下来争议房产确实属于遗产范围的话。
马锦花随即又有了一个主意，她已经从报纸上公布的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看到了张友菊的名字，寻思这老头儿在共产党的天下照样吃香，所以就把张友菊主持调解争议房产的情况跟法官说了。法官说那得提供证据，打官司得凭证据说话。法官告诉李宝善，他在次日找原告潘小洲谈话时也提到了这个情况。
刑警寻思，潘小洲得知法院让马锦花找张友菊取证的情况后，肯定会意识到张友菊如若出面作证，这场官司八成对自己不利。潘小洲或者原崇鸿堂的残余分子是否因此动了灭口的念头呢？
市局专案组决定由李宝善率领朱水生、程炽、麦达荣对此进行暗查。四刑警先去了潘小洲住所所在地陈塘区公安分局，分局治安科长大钟跟李宝善是同乡，两人以前在老区干公安时搭伴侦破过数起命案，当下见面自有一番亲热。大钟一听李宝善的来意，大眼一瞪： “你的耳朵还真灵，我们才摸到一点儿线索，竟然就被你们探听到了！”
李宝善莫名其妙，问下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昨天上午，潘小洲的邻居老邬悄悄来到分局，说要求见领导。那时候领导比较容易见，不过也不是随时随地随便任何人都可以见的，否则还让领导工作不？因此，门卫就问老邬有什么事儿，要见哪位领导。老邬说： “你问我要见哪个领导？这我可说不清，我又不认识你们的领导。哪个领导管对付土匪的事儿我就见哪个吧。我看见惯匪‘海上飞’了，这家伙混进广州来啦！”
门卫是个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老兵，北方人，不知道什么“海上飞”，不过一听“惯匪”两字，寻思该是治安科管的（当时刑侦归治安部门领导），便说那该找钟科长。大钟是知道“海上飞”的——这主儿是海盗出身，后来被官方的追剿和内讧逼上了岸，纠集了一伙土匪，起了个匪号叫“海上飞”，意思是从海上飞来陆地的。这伙匪徒作恶多端．血债累累，臭名昭著，广州人都知道。大钟是北方人，不过干着治安科长的活儿，所以也知道这厮的名号。那么，老邬要向大钟提供关于“海上飞”的什么线索呢？他说，他亲眼看见“海上飞”两次进出邻居潘小洲的家门。
老邬是个铁匠，三十七岁，二十年前他还没满师时，跟着师傅和一个师兄走村串乡揽生意，曾在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被“海上飞”匪帮拉夫。当时“海上飞”刚从海上逃到陆地拉起竿子，枪支不够就用刀子凑数，命令老邬师徒三个给他们制作长刀和匕首。老邬就这样跟这个惯匪见了几面，一直把对方的那副尊容记在心里。
2月22日年初六，暮色初降时分，两辆黄包车停在老邬邻居潘小洲家门口，下来两个穿着阔绰的男子，手提礼品，叩门而入。老邬当时正在附近的朋友家下象棋，对方来时没有看见，下完三盘棋回家时正好看见潘小洲送客出门，远远看去心里便是一个激灵：这人怎么看着像“海上飞”啊？他生怕“海上飞”还记得自己这个当年被拉过夫的小铁匠，不敢走近，隔着十几米距离看着“海上飞”两人跟潘小洲告别后朝另一方向去了。
老邬心里纳闷儿，寻思这小潘先生是银行职员，一向斯斯文文，怎么会跟“海上飞”这样的惯匪交往呢？回家跟老婆一说，老婆说小潘先生他爸不是承鸿堂的堂主吗？听说他爸以前专跟江洋大盗交朋友，没准儿小潘先生跟“海上飞”是哥们儿呐！不过，因为当时天色晚了，老邬离得又远，不敢确定自己看见的一定是“海上飞”，也就没向政府反映。到了前天，也是傍晚，那棋友到老邬家下棋。两人下得难解难分时，老婆从外面进来招呼老邬出去一下。老邬走到外间，老婆朝外面一努嘴，他从窗口望去，正看见潘小洲送客出来，这回是一个客人，老邬看得真切，确是“海上飞”其人！次日，老邬便奔分局反映来了。
“海上飞”韩云是列入广东省公安厅、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