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族群的权力政治水平低，大体上处于雄性动物的本能阶段。其主要行为特征就是攻击性为主，攻击性特别强，有机会就占有和扩张。欧洲两千年的历史，就是几大族群互相攻杀的历史。
这大概跟欧洲族群的文化与思维有关。现在欧洲的几大族群，在罗马帝国时期，都是蛮族。就象汉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一样，没有国家意识，没有疆域意识，也没有安居乐业意识，如果用一句来概括，就是还处于动物文明。他们的生存就是不断地寻找和占有生存资料。哪里有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就去哪里，得不到就抢。
抢嘛，当然是强大的抢得多抢得好，抢得多抢得好的生存概率高。所以最后在欧洲生存下来的族群，都是特别能抢、或者最能抢的。
结果，就是“抢”这种充满动物性特征的冲动成了欧洲文明的重要因素。
欧洲近代出现民族国家，相当于政治上进入了比较统一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社会。但这种统一也是相对原始：它并不基于统一的意识形态，不是基于宗教，不是基于超现实的思想或者理念，而是基于无数久无数次的利益冲突之后实现的利益平衡。
这就是欧洲文明特别重视契约与自由的原因。
个体的自由看起来是个崇高的理想，但在欧洲历史上，自由并不来自同类共情的人类文明，而是来自对动物性的自我本能的维护。从新冠疫情中欧美的反应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自由”置于群体利益或者别人的生命之上。
这不是偶然的。
这是必然的。
欧洲文明中的自由，本来就是从游牧文明的随意游荡与自我中心的传统在新的政治形态中的延续。也就是说，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标志着欧洲族群在社会形态上是进步了、文明化了，但是人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得到质的提升，旧酒装到了新瓶子里。
所以，除了最近的新冠疫情中的表现之外，欧洲近现代的各种战争也可以证明，欧洲族群的思想意识还相当原始。
如果对比北约阵营对俄乌战争中各种异见者的讨伐与其对侵略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的美化就更清楚了：欧洲政治文明的各种高大上的符合人的定义的理念都是虚伪的。
所以，欧洲的群体政治文明（不是科技），还没有到达人的文明的及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