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部属高校与地方党委不和，不能不提武汉大学。前有李达，后有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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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的刘仰峤拟把在1961年整风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
但李达认为他们不懂教，不宜回武大工作。
刘仰峤很不高兴，便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省委听你的，还是你李达听省委的?
李达本来对刘仰峤1958年在武大领导“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罗二人那时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而被他刘仰峤双双提拔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在又要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自然顶牛。他毫不退让地说：“那好，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要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说完竟扬长而去!
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有人劝他，他说：“生姜愈老愈辣，犯错误就犯错误，为了这件事，总开除不了我的党籍!”
杨秀峰是资深的共产党人，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30年代，与李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他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何况还是发生在他这位大名鼎鼎的老朋友身上!他马上把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叫来，将李达的辞职电报交给他说：“你赶快去一趟武汉大学，看李老遇到什么坎坎过不去。你只了解情况，回来报告。你在那里不要表态。”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来汉后，立即造访李府，转达杨部长的问候。他说：“杨部长让我来问您老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坎，以至于要辞职。”李达见杨部长接到他的电报就派专员前来关心，心情很激动。他在如实介绍了他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场人事纠纷后说：“是省委刘仰峤同志跟我过不去。”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回京向杨部长汇报后，杨部长对着话机向王任重通报情况后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于是，王任重不能不过问了，两位副书记的调任只好收回成命。
翌年春节，王任重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就此事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李达此事在当年那个时候不无唐突；但后来“文革”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却显然不实。
王任重此次去看李达，知道李达身体和心境都有问题，他也急了。他当即把常务副校长何定华找去谈话：“李老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东)从化，你们要关心。没有钱，找省委，具体事你们办。”
但是，王任重却对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漏子”有意见。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对朱劭天说：“任重同志对你有意见。”意思是难道省委、特别是王任重还不能做好李达的工作，能让他打电报向高教部辞职?
其实，这也是冤枉了朱劭天。因为李达给杨秀峰部长打辞职电报那天，朱劭天正巧感冒发烧未上班，完全不知道李达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事。1964年，朱劭天终于被调出武大，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央组织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他本人也于10月14日给武大党委写信说明原委，并要其家属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一场置他于死地的奇灾大祸就要降临到他头上了。他的赶回武大也就成了他“自投罗网”而抱恨终天之行。7个月后，8月24日，他就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