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 阎红彦同志历史报告：
对高岗同志的态度——一是我受了郭洪涛挑拨。郭告诉我：刘景范给中央写材料，说解决刘志丹的部队是我的阴谋。我当面质问高岗，他很坦白的向我解释，我不信。从此高岗的话对我不起什么作用了。一是我受了肖主任的挑拨。肖说高岗对我有意见，高不愿叫我当保安司令。我很气愤。一是西北局的问题。陈正人一次找我，对我说：西北局委员有你（阎）一个，但中央未批准，请你原谅。我很不高兴。我认为不必要解释。一是七大代表问题，高要减少我一年党龄。我总觉得高对我不诚恳，我不满意。高也感觉对我无法说清，很难对付。一般陕北同志猜疑我与高岗关系不好：“是我与高岗争地位，还是高岗排斥我呢？”这些传说是对陕北干部团结有影响的，且与西北局的领导上有了影响。)
我到党校学习后，高岗找我来谈了一夜，解决了我与高岗很多的关系问题，以后在西北局开会已解决了。
1945年6月阎红彦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高岗同志我是长期的不了解，而且有成见。不了解是因为过去不认识，31年底见面，到32年，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对他过去在那里工作，不了解。再陕西省委来人打击过我们，那时有个成见，就是西安派来的和地方的搞不在一起，而高岗同志是西安派来的，尤其是临镇的事情和秘密队委的事情，过去很长时间没弄清事非，抱有成见。今天看来，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得到了解决。高岗同志过去没和我一起工作，他在别处工作，而且做领导工作。过去不了解，今天就了解了。特别是红26军在南山失败后，高岗同志和志丹同志为首，创造了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正确路线，在路线上说来，他也是西北的领袖。至于那些成见，是我那里处理错了，以后对他的看法也是错了。
我这个人有成见不大容易清除，几年来就是别别扭扭的。我这人也奇怪，说不同意高岗的路线吗？不，我还是同意的。不同意高岗做领袖吗？不，我也赞成，也没和别人说过不同意，就是个有别扭，很少来西北局，在学校采取很多消极办法，要出去工作。我觉得过去反对过高，问题没处理对，不好意思来，自己也有些傲慢，又不靠你什么东西，这地方工作好就做，不好到别的地方再去做，觉得常来这里，也许会有人说：过去你对高不满，现在这样亲近，是不是拍拍打打？我就不来这一套。我就是在这些坏思想上支撑着的。这些小事情别人也看到了，贺晋年、张达志说：“西北局就没见过你来过一趟。”我这样的干部高不高低不低，这些举止影响党内团结。我这样一个人，高岗同志也很难对付，过去错误承认了，现在大的问题也没有，小问题也难搞。上次我和高岗同志谈了一下，说我就是这样个个性，他说这样个性不好。过去我是认为这是个性问题，现在看来，是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就和犯错误不积极改正一样，不积极主动解决问题，问题总解决不了。从前没有积极的主动的和不正确思想作斗争，总也逃不出错误圈子，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认为只是个人问题。觉悟了前一问题，也就觉悟了后一问题，要在政治上反省，也要在生活上个人问题上靠拢，不然，在政治上我同意你，在个人问题上我不赞成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要把事实搞清，成见搞掉，就要靠拢，不管生活上、学习上、政治上都要靠拢。这从路线、政策、党的组织原则来说，是靠近党，还是不靠近党的问题。我一定要站在党的方面来，赞成而且拥护高岗是领袖。过去所以有错误，就是没有站在党的方面。我和他也没有什么路线上的争论，就这样一些问题有什么搞不好，在党内讲都是根本讲不通的。要坚持我的脾气，就要坚持错误。对敌人讲气节是很宝贵的，在党内不能讲气节，只能讲真理，是真理就应该坚持，不是真理就应该承认错误。我几年来不能靠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而且不仅和高岗，和其他同志都是靠不拢来。我感到自己犯了错误，一般不出门，杨家岭那些地方就不去。所以这个气节问题是很厉害的，这是个思想问题。
高岗同志是领袖，他是正确的，是对的，我完全拥护，我应当靠近他，向他学习。我自己在历史上一些问题我将来还会谈。很多同志说我有功，我说这个功看怎么说，你说我有功也可以，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也有错误，可以说历史上是瞎搞了一下，只是起了那样一个作用。有些同志把我和高岗同志摆在一起，那不能这样比。我反对过李艮路线，反对过杜衡，反对那些是对的，但并不是在思想上真正认识了这些问题，那是很直觉的，在比较显然的问题上反对过。这一点是我的好处，但这里头也有坏处，我说不执行就不执行。那时也不懂路线，比如反对李艮，他讲路线我不懂得，他说要消灭据点，我就不同意，这在某种条件下我是对的，但在组织路线上还是不对的。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和他比。从形式上看，我也做了些事，说有功也有功，说成绩也有成绩，但也有错误。过去的错误，像我这样的人免不了，严重的还是现在的错误。我对我的估计是在创造的时候做冒险的事，我倒做了不少，我有些亡命之徒的作风。那时也靠这点，不管要枪要人，搞起来再说。但是，要做为一个成熟的干部，思想上立场上那时都是一塌糊涂，不能和高岗同志比。在能力上也不能和他比。而且也不能和边区其他干部比。如果说我有功劳，他比我功劳更大一些。
这就是我对领袖问题的看法，看法上的争论中心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刘谢还是谢刘。过去我思想上也说谢刘是对的，现在我根据上面讲的理由，把问题提明确些，想还是刘谢好些。
阎红彦同志1959年5月谈陕西党史记录
在洛川吉子县，由于中了敌人孙苍狼和张云平的两个团的埋伏，败退。洛川遭敌败退以前，游击队曾在宜川消灭了高双城的一个团。从缴获的敌人的文件中知道临镇（真）驻敌一个团，于是计划去消灭。由于高岗（二大队政委）未坚决执行预定计划，抢占临镇（真）山上的一个制高点，在敌人强行夺取时没有怎样打就撤退了。结果，我带的队伍已冲进镇去，因制高点被敌占据，形势不利，又冲出来，使部队受了损失，未实现预定计划。高的那个大队的人跑光了，高也跑了（吴岱峰插话：听当时高岗那个队的人说，制高点没有被我们占领，高是被打败的，不是逃跑），大家当时都很气愤，队委开会决定开除高的党籍。后来高又回来解释了一番，说因为队伍成分不纯，他被绑了；碰见了高朗亭的游击队后，同去保安一带找陕甘游击队；在安塞、保安之间的安条岭被敌人打散，压枪去石子俊部队。刘志丹等把高岗批评了一顿，给了几个人枪，高出去搞游击活动去了。后来高岗说他领导了西华池兵变，其实不是那回事。西华池兵变是高鹏飞、曹世发、杨林他们搞的，与高无关。高搞了一个时期的游击活动，因不满意队委对他的处理，去省委了。我在那一段（1931～1932年），高岗在游击队中最高职务是二大队的政委，没有当过什么陕甘游击队的队委书记（吴岱峰：高岗在陕甘游击队工作时期，是怕打仗的，这我了解）。
我记得1945年我在党校学习时，高岗和我谈了一夜，意见是要我承认他过去在陕甘游击队是负责人（队委书记），以及临镇（真）战役情况就是他说的那样，不是逃跑。我不干，他恨我，整我。
阎红彦同志谈西北红军战史（1965年8月25日、9月7日）
关于刘志丹的问题，有机会的话，我想系统的谈清楚，必需把刘志丹的问题揭破。有人说人死了就算了，不是这个问题，如果现在党内没有什么争论，刘志丹同志已经牺牲了，也可以算了。但是高岗在刘志丹死后，利用了刘志丹，歪曲、篡改了历史，把他们说是一贯正确的马列主义者，创造了陕甘边区；后来揭露了高岗反党集团以后，习仲勋、刘景范又把刘志丹装扮成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为高岗翻案。现在还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个问题不了解，所以必须把它谈清楚，免得以后还有人再来利用。
至此，高朗亭同志插话说：我们肯定42年高干会，反对45年历史座谈会，因为45年的会议中央不知道，根本不应该开。
阎红彦同志继续谈：1945年的历史座谈会，不能说中央不知道。当时，中央还有几个同志参加了，在座谈会后高岗还在中央党校作过报告。45年高岗敢那样，基础是42年高干会打下的。42年高岗歪曲历史，不光是斗郭洪涛、朱理治，那里是利用了“左”倾错误；不光是利用了陕北，而且利用了中央，因为当时全国对错误肃反的愤慨情绪错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的恶劣品质都暴露出来了，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了。四二年的会打好基础，四五年就必然要开会，非开不可。因为当时有人讲了他很多流言蜚语。他四二年吹的牛被揭发了，为了解决问题，怕人不承认，怕人不服气，四五年不开会没办法，因为四二年高干会组成了反党集团，组成了宗派。为了巩固他在四二年吹牛的信用，继续巩固他们既得的东西，巩固四二年高干会的基础，就得开会。中央支持他也对的，因为高岗有些事也确实支持中央，但他品质不好，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了这个问题。你们要冲破四二年高干会结论的框框，因为你们对高、习没有什么批判，有些批评也是没气力的，高岗要是不犯错误，谁来写历史？还不是高岗写？高岗那时还是听中央的话，但他是为了蒙蔽中央，歪曲历史。
中央我是拥护的，中央决定宣传刘志丹我不反对，你们怎么写我没意见，但要谈历史，我还是谈我的看法。中央结论我服从。如果有意见，我还可以保留，你们要实事求是，不一定按一个人的意见，但也不能没有根据地否定一个人的意见。我说你们套也不一定对，当然你们不敢冲破，或者没材料也不能冲破，对高、习反党集团有些批评也是不关痛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