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两会上，总理李克强回忆自己在安徽凤阳插队时说，尽管他这个大队支部书记起早贪黑安排生产，粮食还是不够吃，生产队缺粮严重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队的公章，给村里的妇女儿童开“逃春荒”的证明。
对广大80后、90后来说，逃春荒是什么，恐怕一点概念都没有；而逃荒为什么还要证明，更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本着忆苦思甜、勿忘国耻的原则，壹读君今天给各位百科一下，什么叫逃春荒，以及什么是“逃春荒的证明”。
那时候的春天一点也不浪漫
壹读君首先说一下背景。1974年到1976年，李克强在安徽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1976年到1978年，任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给村里的人开逃春荒的证明，就是在1976年到1978年间。
关于春荒，大家都知道一个成语，叫“青黄不接”。所谓青，就是说田里的青苗，黄，指的是成熟的庄稼。青黄不接也就是说，陈粮已经吃完了，新粮还没成熟，春天就没有饭吃，这就是春荒。
遇上春荒，刚抽芽的葛花洋槐花、河床上长得苲草野菜都被挖来充饥。现在流行的绿色粗纤维蔬菜，譬如马齿览、豌豆秧、蚕豆苗、荠菜，都是那时候人们用以果腹的食品。这种日子，对于那时候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当时的凤阳，是全国有名的“三靠”县。所谓“三靠”就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基本上属于长期生存无法自理。
《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中记载，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凤阳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同时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救济款2838万元，共用国家贷款、无偿投资、预购定金、救灾款达16426万元。
穷的不光是凤阳，1977年的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勉强维持温饱。全国吃不饱饭的农民，则有两亿之多。吃不饱饭，甚至要饿死，就只能逃荒，在春天逃荒，自然就叫做逃春荒。
逃荒也要持证上岗
村里的东西不够吃，就只有逃荒。每到青黄不接时，大批的凤阳农民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身背花鼓走四方”，几乎讨遍了大半个中国。根据壹读君查到的官方资料，在最高峰的时候，全县有18000人在外逃荒，显然，在当时，这不可能是完全统计。而当时一篇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破冰之旅》中则说：“1978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人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二三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十万。”
在那时候，即便逃荒也是不能随便逃的。由于所有人都编定了户籍，不能随便流动，探亲访友出差去外地，都要单位开证明，不然就算“盲流”，要被抓起来遣送回去。
农民没有单位，外出逃荒只能找公社大队开证明，叫做“逃荒证”或者“逃荒路证”，一般会写“兹有XX县XX公社XX大队姓名XXX，XX岁，因生活无着，到XX县逃荒”。这是正规的，而大部分公社生产队都没这么正规，就开一个介绍信。
所以，那时候逃荒的农民，身上一般会带两样重要的文件，一个是逃荒证或者逃荒介绍信，一个是户口本。
于是，那时候当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就在火车站看到这样的景象：成群结队的农民，身带介绍信，怀揣户口本，拖儿带女扒火车逃荒，而邻省的电话电报应接不暇地打来，要求他派人把逃荒的农民带回去。这些向外省求生的农民中，有一些来自凤阳大庙的，就揣着大队书记李克强盖章的逃荒证明。
而河北籍著名作家刘绍棠在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蛾眉》中写道：“蛾眉一字一泪地说：‘我们那个地方，本是天府之国的聚宝盆，接连打了八九年的派仗（派系斗争），草盛苗稀荒了地，官儿们一边年年上报大丰收，一边给社员开介绍信，出外逃荒讨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