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国地缘政治学者杜金，忽然间刷屏，论者目为“克里姆林宫的帝王师”、“普京的大脑”。
杜金究竟是不是拥有具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桂冠学者，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样本，他除了继承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传统，还继承了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思想资源，专注于反现代性、反理性、反单极化的思想生产。在其代表著《第四政治理论》，批判了20世纪所盛行的三大主流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不过，作为噱头的“第四政治理论”的篇幅，只是寥寥数页——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俄国“通三统”学者。
对于杜金具体的批评和伸张，我并不关心，但是杜金作为一个俄国政治思想家，和二十世纪的德国政治思想存在着明显的亲和性，这种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知识地缘性的生产逻辑，这是我所关注的。
二
在人类的历史上，产生过不计其数的独立知识系统（通常我们称之为“文化”），这是基于各自特殊交通、生态条件下，产生的结构性、系统性的效率规范（这里的“知识”并不涉及对错，比如说“地心说”也是一种知识。）。在近代之前，人类的技术条件并没有形成跨大区域的大规模交通联结，因此知识也是互相独立于区域性框架的，并且高度受制于生态性的限制（比如农耕和游牧，儒家学说就无法适应草原。）。
随着大西洋世界的崛起，开启全球性的扩展，发端于大西洋体系的知识系统，也开始相伴扩展。全球体系的扩展过程中，通过暴力和交换，重置了过去的全球各大区域空间，形成了“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关系，取消或是贬值了各大区域空间中的传统知识。这种同质化的知识基础，是全球协作得以展开的基础条件。直到今天，人类的知识获得了空前的统一。
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逻辑，应该是遵照生物需求性的获利逻辑在生产和传播，即人类并不在乎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是基于知识的获利效用而决定是否生产和接受。这可能是基于暴力压制，也可能是基于交换效率。这是我们具身知识形成的驱动力。
三
作为冷战终结宣言的《历史的终结及其末人》，在风靡20多年后，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历史终结论”最终变成了一场惨不忍睹的学术群踩事件。
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历史终结论”是基于全球单极权力场的奠定所形成的。如果这一结构没有改变，人类的政治进程，自然会按照美国所设定的议程展开，历史也朝此目标终结。但随着中国的崛起，撬动了美国所主导的单极世界。权力场的东升西降，也就造成之前权力场所形成的知识效用贬值。
因此，一部分学者在群嘲“历史终结”盲目的普世终结论之余，会转而赞同亨廷顿的“冲突论”，因为亨廷顿承认了各大文明的特殊性，也就是给予了多极化世界的生存地位。
既然赞同了亨廷顿，那么下一步就可以援引施米特，从“文明多种论”再到基于大区域分布的“大空间论”，显然是顺理成章。同时，“大空间论”也是基于美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依然会是霸主的前提下，策略性的柔性抗争方案。因为“大空间”作为特殊论的前提，只是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但“大空间论”并不会给予所属空间势力范围内的弱小者以尊重。），而不是像冷战时期两种普世论之间的零和对抗。
四
“历史终结论”，作为一种知识方案，是基于政治哲学的演绎，在面对现实世界时，政治哲学其实更多的是作为权力体系的规范，而非实然解释，因此这种规范导向，决定了它就只是一种低维的知识生产，是无法涵盖自然差异的。
海洋世界的全球性链接和崛起，是人类权力场的一大突变。“历史终结论”，就是建立在海洋世界权力压制大地世界权力这一现象的总结。海洋的几百年间的强势扩展，的确容易让人产生“乐观”、“进步”认知，但事实上，海洋作为交通介质，受制于生产获利的规模边际，受限于地理交通成本的桎梏，这决定了它的知识方案，也存在效用边际。
欧亚大陆腹地，绝缘于低成本海洋运输。在生产上无法适应、被改造于大西洋中心政经体系。这和近代以来的西方，完全是两条道路。这在马克思这里就变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换言之，海洋世界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并不适用于欧亚腹地，若接受大西洋中心政经体系知识，则具体实践效用往往是负值。从而，欧亚大陆腹地就是独立于“大西洋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例外，出现杜金这样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需要注意的是，两种空间知识的差异，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地理层面的划分，但也存在阶级、城乡分布的差异。）。
两种空间秩序的形成，其实存在两个核心要素，海洋世界的常量要素是时间，而在大地世界的常量要素是空间。因为海洋世界的空间是变动的，而大地世界是静止的。前者是低流动性空间，时间变化不能给空间带来明显的变化，空间几乎是静止的。但是，高流动性空间，空间是在变动的，那么时间过程，就产生了一个人们共同拟构的未来时空间，人类的理性可以延展到这个拟构空间之中。有无这个空间，差异是很大的（比如说，杜金主张等级制，因为他所处的欧亚空间是低流动的，那么权力格局就不会发生变化，所以人家可以接受等级制。一个高流动的空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的是资源配置的机遇，谁愿意接受等级制？）。这种差异，自然造成了两种知识体系的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但它们在彼此的历时性空间中，又都是自在自为自明自恰的。
五
如果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指海洋世界的历史终结论，其实大地世界也会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儒家主流就持有一种历史倒退论，而公羊学派则有三世说，还有五德终始说。）。比如说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是一再重复，那么在皇权制度下的臣民，不就是“末人”吗？当然，随着近代以来的全球空间剧变，中国的历史哲学又改变了，这是后话。
因此，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论”，解构性的表述，应该是海洋世界在占据全球支配地位后，以其空间形态涵化大地形态，以其秩序最终形态普遍替置于所有大地世界的最终形态。
不过，在现有的科技条件下，海陆的自然鸿沟依然是无法抹平的。“历史”即使“终结”，也只是局限于海洋世界的终结，大地世界因为地理的限制，无法被吸纳，也不甘于被支配。因此，海洋还会持续性的受到大地世界的挑战，而出现历史的“反复”。
杜金和施米特、海德格尔的知识亲缘性，都是基于一种空间对抗的知识生产。不过我对于大空间瓜分的大地世界政治本体论，并不以为然（这也不代表我会将海洋世界的政治理论奉为圭臬，因为它们都有基于特殊空间载体的知识方案。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人类还不可能提出有效的普世政治方案。），毕竟世界是变动的，大地世界试图降低信息流通，维持低位均衡状态的政治秩序，虽然可以获得稳定性，但扼制了创造性（只要强暴力存在，信息熵减，知识创造的路径是锁定的，人类什么想象力都废了。）。而海洋世界因为弱控制，允许一种高位均衡的政治秩序，因为需要满足高均衡的条件比较多，总是面临失序的风险，但时段拉长，又会得益于信息的流动性和信息组合的开放性而率先完成技术突破，从而获得对大地世界的支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