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最后二十二天是怎么度过的？军区忙庆典，前线在战斗zt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文学城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2022-05-11 14:12:10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时间到了1939年十月底，晋察冀军区上上下下都在忙着筹备军区成立两周年的庆祝活动。

10月底以前，原在河北省阜平县的晋察冀军区全体领导干部、也包括来到晋察冀的在河北省灵寿县的抗大二分校领导，纷纷来到了唐县，分别住在和家庄及稻园村、葛公村，三分区所在地，准备参加晋察冀军区召开的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

据记载，10月底至11月初，晋察冀军区在唐县军城举办了军事、文艺、体育竞赛大会。晋察冀军区直属队，以及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四个军分区，总共五个部门分别组队参加大会。贺龙的一二零师派出战斗剧社参加大会演出助兴。

一分区代表队是由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带队。事实上，在10月下旬，雁宿崖战斗打响的一周前，一分区已经在南管头村召开了“祝捷、训练检阅大会”，一分区直属队，以及一分区所属一团、三团、六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都组成了代表队参加大会。

1937年10月23日，五台分兵，115师独立团在杨成武的带领下，跟随聂荣臻开辟晋察冀根据地。从这时开始，晋察冀军区根据地得到了快速发展。

独立团先是连续收复了七座县城，兵力在11月初就扩大到7000人，部队扩编为独立一师，不久，因国民党的抗议，取消独立一师，改为支队，旋即改称晋察冀第一军分区。

一分区最初建立时的管辖地盘，计有浑源县、原平县、广灵县、灵丘县、涞源县这五个县，其中四个在山西，一个在河北，主力部队则是由一营（红一团）的2、3、4连和三营（红三团）的1、2、3连为骨干组成的一团，由二营（红十三团）的3、4连为骨干组成的二团，由一营1连、三营4连和二营的1、2连为骨干组成的三团，另有由特务连扩编的特务营（三个连）。从红军连的分布看，一团实力最强，大渡河连（红一团2连）即在一团。

1938年2月，军分区政委邓华率三团开辟平西，杨成武抽调部分骨干，将几支游击队重新组建了新三团。7月，第五支队赵桐出走，杨成武赶赴平西将队伍拉了过来，将新三团留下一个营（3营），其余人员分编进其他部队，再将赵桐的队伍与新三团3营合编为第三个三团。此时的三团，人员达三千人，兵员数甚至超过了一团。

1938年，八路军大发展，其中第二、第四军分区分别以红军连队为骨干组建了各自的主力团四团、五团，而第三军分区实力最弱，缺乏骨干，迟迟组建不了主力团。于是，聂荣臻下令，杨成武把二团“送”给了三分区，黄永胜笑得合不拢嘴，拿出不满千人的第10游击大队换来了齐装满员的两千多人的二团。杨成武收下游击大队后，懒得费事，直接打散将人员补充了部队。

1939年是一分区第二次爆发的一年。1月，杨成武奉令解决了盘踞在易县狼牙山的孟阁臣部“七路军”，俘虏人枪七千，其中三千精壮补充了部队；2月，晋察冀军区以及由其代管的冀察挺进军、冀中军区开始整训部队，隶属于冀中河北游击军的赵玉昆部（号称十路军）划归一分区，给了个番号第5支队，下辖第25、26团；邓华带去平西的老三团一分为二，扩编为六团、七团，由于萧克与四纵的两位领导宋时轮、邓华不和，两人出走。邓华回延安时走到晋察冀被聂司令留下，任命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又将六团要来作为军分区主力团。不久，由于日军压迫，第五军分区撤销，并入一分区。

1939年时，一分区管辖易、满、涞、定、徐、蔚六个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晋察冀。

1939年5月，一分区打了大龙华战斗，消灭了四百多日军，这一次战斗一分区的炮兵连参战，起到很大作用。我军头一次抓获了日军俘虏，而且抓的还不少，有说是十三个，还有一个朝鲜翻译官，也有的说还抓了来自朝鲜的日军士兵有二十多个。在大龙华不仅缴获了九二步兵炮，还缴获了山炮。至于日军俘虏，当场被老百姓打死了七个，剩下的六个一分区也养不起，就送到了军区，军区也没地方送，关押起来还费粮食，就送到保定北边日军据点附近放了，放回去的日本兵回去后被日军司令部枪毙了。

大龙华战斗，八路军战士冲进日军司令部

1939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大，狼牙山区洪水肆虐。易县的大龙华据点被消灭，这让日军恨得牙痒，从石家庄出动的日军冒着大雨发动了进攻，先是与在北岳区整训的冀中16团交锋，之后，三团、一团等相继投入了战斗。雨季战斗持续了四十多天，双方互有胜负。雨停了，日军也撤回了石家庄。

1937年底的时候，晋察冀八路军最主要的两个对手日军的第110师团和第二独混旅团还未成立。110师团的133旅团对付一分区、三分区和晋察冀军区及冀中地区的八路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对付四分区及冀南八路军；110师团的108旅团对付冀南地区的八路军、太行八路军一二九师及部分国民党军；华北日军最南端的独立第1混成旅团，对付冀南与河南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军鹿钟麟、石友三和朱怀冰的部队。

第二独混旅团属于蒙疆驻屯军，属于关东军，与日本华北方面军是两个系统。日军各部队之间划定有各自作战区域，死板的日军很少有相互配合，也很少有跨界作战行为。根据地的军民就利用日军这个弱点，滹沱河南的日军扫荡，根据地军民就跳入滹沱河北；滹沱河北岸的日军扫荡，在滹沱河北的军民就渡过滹沱河进入南岸。几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还有大清河、沧石公路、石德铁路。

雨季作战结束，就在杨成武小松一口气、准备参加晋察冀军区两周年大会的时候，又传来一个坏消息：日军决定，把涞源地区划给驻蒙军的第二独立混成旅团，一分区又多了一个敌人。

为了保证消灭杨成武的一分区，鬼子要求一一零师团配合驻蒙军，准备集中力量搞个大扫荡，来个一劳永逸。

面对嚣张的八路军，驻蒙军仔细分析了形势，然后做出结论：必须加强新辖区的交通条件，以便兵力装备迅速调动，应付游击队的攻击。

政策一定下来，日军行动很快，马上就拿出了具体方案：从易、蔚县之间的九宫口开始，中间经过麻田岭、曹庄子等地，修一条公路直通涞源，公路的终点要修到阜平。很快，这条公路修到了蔚县的麻田岭。

鬼子想把公路修到晋察冀司令部的跟前，是可忍熟不可忍。

应该说日军的执行力还是很坚决的，短短一个月，公路就修到了根据地的大门口。此时一分区杨成武直接指挥的主力团有一、三、六、二十五、二十六，共五个主力团，拥有作战兵力一万多，另外还有一百多人的骑兵营，一个有十几门炮的炮兵连，四个游击支队。不过，一分区的非战斗人员数量也很庞大，司政机关和供给部、卫生部等有五千人，地委、各县县区委、县区政府等脱产干部千余人。

1939年10月，一分区司令部在忙两件大事：

第一件，一分区要在月底在易县南管头村召开“祝捷训练检阅大会”，这个大会既是要展示抗战两年来一分区取得的成绩，要布置战利品展览厅，有战线剧社的演出，还有运动会，同时，一分区这个大会也是为11月份军区司令部在唐县举行的两周年大会预演和选拔参演部队，在军区的大会上，各军分区都会选派代表队接受检阅和考核。

第二件，杨成武、袁升平在一团驻地，主持一分区召开“反不良倾向干部会”。这个大会的重点是要对上一年一团远征冀中期间出现的问题进行惩处。会上，将两个老一团的红军营级干部，一个是营教导员、另一个是特派员，老一团冀中犯错误的主要干部押送晋察冀军区执行枪决。

关于一团1938年远征冀中，本想单写一文，怕过不去，干脆在这里简单说两句。据一位出身一团的老将军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记载：

38年的夏天我们团解放了容城。之后，一团从容城向东南方向开进，住到霸县、任丘、大城和河间一带。我没有跟着部队走，从容城出来我带了一个老兵一个新兵下去‘克兵’（征兵）。开始在雄县没征到几个兵，从雄县坐船经过白洋淀，走高阳到河间，……然后径自到河间北面的石井村去了。石井村是旧军阀冯国璋的老家，我就住到冯国璋家的大院里，……前后仅半个月的时间，附近几个村陆陆续续一千多人报名参军，我把他们编成八个连，说好了先回家收麦子，过几天我再来带他们，我只带了一百多名坚决要跟我走的青年先回部队。

回到团里，我向陈正湘团长和王道邦政委汇报了情况，二位首长特别高兴，当即给我一个‘任（任丘）河（河间）支队’队长的委任状，要我把征到的一千多人八个连队组建一个‘任河支队’。很可惜，第二天团里突然接到命令：一团立即撤回易县。没有给我时间去接那一千人，只带了先来的一百多青年走了，他们都被补充到三营，我们连补得最多。后来我知道了突然撤回的原因，当时一营也派了人下去征兵，个别人下去后收了地主的钱、物，还玩了女人，在当地影响很坏，为此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下令一团立即撤回易县。就这样‘任河支队’的事也就黄了。

1938年4月29日，一团由陈正湘、王道邦带领，从易县出发，在涞水、涿县、房山地区，争取当地伪军宋海、张哲两部共800人，反正投降，一度收复了涞水、涿县县城。一团过房山时，董占林加入了八路军，1962年130师师长董占林指挥部队取得了瓦弄大捷，而当时130师所在的54军，军长丁盛，1945年率领一团从延安去东北的就是丁盛。

当年夏季，由于提前匆忙撤回，一团只带回了1000多名新兵返回一分区。

这位老红军招来的一百多人里，有叔侄两个人同时参军，就是1941年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两位：胡德林、胡福才。当时还有一位十三岁的孩子，缠着要跟八路军一起走，这个孩子当时叫马汉三，以后改名石坚，最后任天津市人大副主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当时，红军改编八路军不满一年，很多人思想上没跟上形势，到了下面还搞过去的”打土豪“，收地主的钱，睡地主的女儿、小老婆。这次反不良倾向，连累了许多营一级干部丢官，特别是负责掌握政策的教导员。

据记载，1938年上半年的一团干部配置：一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总支书记黄作珍，全团1800余人，一营长李德才、教导员朱尊斌，（阜平战斗后，提拔新副营长林必元，39年教导员邓经伟），二营长宋玉琳、教导员罗霄文（39年教导员换朱遵斌，副营长郑南风），三营长杨上堃、教导员霍至德（后，杨上堃提升团参谋长，马辉接三营长，副营长李青川，营教导员郑秀煜，39年教导员换郭延林）。

出事的是一营，不过，朱尊斌的亲属说他那时任二营教导员，而且，1940年时，朱尊斌还担任了一团政委，带部队出征太行。那一次出征也有故事，导致一支队参谋长兼一团参谋长杨上堃出走，而一团政委朱尊斌在涞灵战役后被撤职，以后再专门说。

根据这份名单，基本可以确定责任人是这个罗霄文。理由是：因为自1938年底以后，这个教导员罗霄文再没有在一分区出现过。

由于都在忙，部队也在忙着整训、开大会，就由参谋长黄寿发率领两个临时抽调的营对日军的筑路大队发动攻击，这两个营是：一分区特务营和一团三营。

这场战斗在军史上被称为摩天岭战斗。易县和蔚县都有一个摩天岭，部队从易县狼牙山下出发，走了七天，因而，不可能是易县的摩天岭。而根据当地人回忆，那一年在蔚县的麻田岭村八路军打了鬼子的修路大队，摩天岭则是杨成武听汇报记下的同音词。由于战斗的直接指挥员黄寿发早早在1948年被处决，未能留下回忆录，所以，只能大致判断。

草沟堡乡麻田岭村，现在这一片是旅游打卡地。谁还记得八十多年前黄寿发在此指挥八路军打了两场漂亮战斗，白求恩就是因为抢救麻田岭战斗送来的最后一位伤员而划伤了手指。

战斗在夜半时分打响，打得很精彩，人们常用黄参谋长偷袭摩天岭来形容这场战斗。马辉的特务营攻击山下的鬼子兵，从下往上攻；一团三营翻过摩天岭，从上往下攻击在半山腰汉奸李守信的一个骑兵营。

山下鬼子的护卫不多，鬼子工兵更不是八路对手，主要的仗在三营那边。战斗中三营长罗华明（1943年5月1日牺牲）负重伤，教导员邓经纬和副营长张英辉指挥部队将敌军遗弃的草席卷上莜麦秸，捆好，点着火以后滚到敌军防守的房子的墙根下，将敌人逼出，八路军再用机枪扫射，两个小时结束战斗。俘虏敌人一百多名，缴获机枪十挺，步枪一百多支，还有弹药、粮食和牲口。

1941年夏，这支伪军的余部起义，投奔八路军，一分区临时给了个番号”涞源义勇队”。不久，日军对晋察冀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鬼子对这支起义部队充满了愤恨，天上派飞机侦察轰炸，地下数股日军围堵，涞源义勇队最终覆灭。

山中之乡——草沟堡

摩天岭（历史记载）战斗，其实打了两仗，用麻田岭-草沟堡战斗更合适，我军虽然获胜，消灭了敌人，破坏了公路，解放了被日军强征来修路的民工，但是损失惨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割破了手指。

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特别派出以白求恩医生为首的医疗队，在涞源县一个靠近摩天岭的小村子孙家庄设立了前线伤员医疗站，抢救伤员。三营长罗化明经白求恩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

1939年10月20日，罗光达奉命到涞源摩天岭一带采访。夜战之后转移，随部队行军路过孙家庄，见一小庙前停放了许多担架，小庙里搭了一个手术台，白求恩大夫正在给伤员做手术，他不失时机地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做手术。以前很多人将此照片介绍为白求恩在救治黄土岭战斗的伤员，其实，半个月后黄土岭战斗时，白求恩已经病情危重，虽然赶赴黄土岭，但已无力做手术。

北岳山区村口很多这样的小庙

鬼子在涞易公路沿线设立了三个大据点，分别是塔崖驿、王安镇、紫荆关。一分区的担架队，从摩天岭战场经乌龙沟绕过王安镇据点，把伤员送到白求恩医疗站。

救治伤员过程中，王安镇据点的日军察觉到乌龙沟一带有八路军担架队的频繁走动，于是出动日军向银山口方向逼近。孙家庄距日军王安镇据点直线距离只有六华里，如果没有八路军的堵截阻击，从王安镇出来的日军一小时就可以到达孙家庄。当时在前线阻击日军的只有八路军一个连，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停派人催促医疗队转移。

在孙家庄，当白求恩做完手术后，医疗队已经收拾好行装。然而，就在此时，从乌龙沟送来了一位腿部负伤的重伤员。白求恩立即停止转移，非要做好这最后一例手术再走。匆忙中，没有找到手术用的橡胶手套，白求恩在手术中，因为用手指在伤口中寻找残余的碎骨，手指被划破，为后来被感染上丹毒造成了隐患。

这张著名的照片就是沙飞拍摄的在麻田岭战斗中抢救伤员的白求恩大夫。

后撤的白求恩医疗队，在干河净一分区卫生部医院停了下来。前文讲述的杨成武率部从梯子沟突围后，一路不停，晚上走到干河净乡旺家台村，队伍一天来头一次埋锅造饭。这个地方就是一分区供给部所在地，白求恩就是在这个小山村做了一生中最后一次手术。

白求恩最后一张工作照，白求恩亲自将麻田岭战斗的伤员送到唐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

11月1日，白求恩为从前线送来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切开伤口时，手套被手术刀划破，带伤中指受到致命的细菌感染；

11月2日至6日，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十三例。此时是雁宿崖战斗前后，马辉的特务营未参加战斗，负责守卫一分区医院。马辉在红军时期，因枪伤把嘴打成了豁口，趁此机会，得以找白求恩大夫为其面部枪伤留下的豁子做缝合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是“马豁子”的大名在外，连日伪军都知道，一直被叫到抗战胜利后。在这几天中，白求恩写了治疟疾病的讲课提纲；

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白求恩的病情已日趋严重，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开始时不时发高烧，最后竟陷入昏迷之中。他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夜晚在大平地，由两名护士搀扶，坚持为伤员做初步疗伤；

11月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走了七十里，赶到旺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这时，他的体温升高到39.6℃，但他仍叫通讯员通知各战斗部队，把伤员都送到这里来，并说：“凡是头部、胸部有伤的伤员要首先抬来治，即使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起来。”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再度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