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学人：王柯，日本神户大学荣誉教授、神户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
采访人：何东马，南都观察。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先搞清楚的是：古代社会形成的各种共同体，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说古代存在民族主义的思想成分，而它们又在现代被激活，这里说的，不可能是从近代的nation角度所理解的“民族”。安东尼·史密斯和盖尔纳等人在描述古代共同体时所言及的“nation”一词，并非说为了说明古代也有现代意义上的nation思想。
例如安东尼·史密斯称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为“nation之前的历史（前史）”，当时的“民族的共同体”为“ethnic community”。尽管从词源上来说，nation一词可以追溯到更早，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年－1384年）所翻译的英文版《圣经》中也用了“nation”。虽然近代以前的nation也是被用来形容一种具有共同信仰的共同体，但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 nation所体现的用于凝聚人民的价值观的概念有所不同。直到进入19世纪，才有人将nation所体现出来的普世价值与种族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德国哲学家费希特。
因为受近代日本和制汉词的影响和当时的政治背景，中文逐渐习惯于用“民族”一词来翻译nation，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和令人惋惜的问题。因为它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误会，让许多人忘记了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nation思想，其实是为了强调一个将人人平等作为共同价值、一个按照“主权在民”原则而形成的国家共同体而诞生的。
第二个阶段是“国粹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nation被蜕变为“民族”，并被赋予了以地缘为单位的文化共同体的性质。
“nation＝国民”的理念之所以没有得到普及，原因是明治日本的政府内部和思想精英中一直存在着主张主权在民（国民主权）和主张国家主义两种思想之间的斗争。
1881年的“明治十四年政变”赶走了政府内部主张采用英国议会内阁制的势力，明治政府得以按照德意志帝国宪法形式，制定了保留君主实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
这是一个国家主义思想占据了上风的标志性事件，其社会背景是，许多被政府派遣留洋的青年才俊回国后，占据了重要的政府公职或成为大学教授，成为明治政府中的政治精英。这些人大多接受了德国学派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成为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们认为必须改变明治维新之前各个“大名”手握重权，人民只知道忠于藩主、而不知忠于国家的状态。他们要把民众改造成真正的“国民”。于是“nation”被翻译成“民族”，被赋予了“共同地域的文化共同体”的意涵。
于是原来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nation”，被改造成了强调国家主义的观念。随着和制汉词“民族”一词的诞生，个人被纯粹看作国家的附属品，与第一阶段相反，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过来。
第三个阶段为“国体论”的阶段。其标志就是日本国家主义知识分子对天皇制进行再诠释，将“日本民族”变为“以天皇为祖先的一大家族”，从而给“民族”再赋予血缘共同体的性质，并由此引发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结论。
由国粹主义者传播开来的“民族”，其实就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日本国”之“臣民”，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大和民族”之“族”的结合。通过国粹主义的阶段，“民族”作为nation的译词在日语中得到普及；而到了国体论的阶段，在天皇万世一系的话语中，“民族”又被赋予了血缘共同体的性格。与nation的本意不同，和制汉词“民族”强调：民族是构成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基础，其成员不仅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还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血族）。
国体论，是主张日本在国家形式上是一个具有“皇运无穷、天皇神圣和忠孝一体”三点特征的“神国”的思想和学说。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从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将它变为日本主流国家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在德国接受了近代国家主义思想的精英们，将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的理论嫁接在神国思想、神话史观上，使国体论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些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明治思想精英的国体论论述中，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完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建构。
朝贡体系的中心需要是一个权威所在。而要成为朝贡体系的中心，这个权威的形成，又是和政权的合法性分不开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要找到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根据。中央集权制是一个阶层清晰的金字塔型政治结构，它能让人清楚地看到权力的中心所在。当处于这个中央集权制金字塔顶端的首领以天下思想解释其统治力的来源时，也更容易给其权力披上神圣的合法性外衣，形成一个让人愿意服从的权威。
因此，说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更容易在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内推广，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似乎难说一定与农耕文化有关。因为日本就是农耕文化，传统的维吾尔绿洲农业也是一种农耕文化，他们就没有进入朝贡体系。
近世日本存在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即使在江户时代，各个“大名”的独立性依然很强，日本一直没有进入朝贡体系中，可能也与他们国内的政治结构有关。其实日本近世以来“大名”林立的状态，有点类似于欧洲，各个藩的地方自治和权利意识都很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明治维新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由此，日本才由一个封建林立的国家转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
由于封建的历史，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各个地区的文化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因此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日本人同情和怀念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和各个藩的末代藩主。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时，并没有激烈反抗，而是选择了“大政奉还”——将权力交还给明治政府。
2017年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日本学界对如何评价明治维新有过很认真的讨论。肯定明治维新的人认为，明治维新改造了传统的日本社会，打破了锁国的局面，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引进日本，日本才有了今天的进步和发展。反对的则认为，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本质上破坏了日本的地方自治传统，尤其是具有浓厚国体论色彩的《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发表后，地方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被完全牺牲，将日本引入了军国主义的歧途。
近代日本由在朝的民族主义者所发明的单一民族国家论，其目的在于根除幕藩体制的影响，将人民对大名藩主的忠诚，转化为“臣民”对天皇制国家的忠诚，通过“国民”化来强化现行的国家体制。
黑船事件在日本，当年也被看作耻辱的象征。事实上，任何国家最初的民族主义动员，都是以耻辱的记忆为起点的。但是，今天的日本之所以不再强调这种关于国耻的记忆，就是因为日本国民在开国之后逐渐明白，之前的锁国体制根本无法面对列强的挑战。更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国民亲眼看到了，敲开了日本国门的西方列强，其实并没有烧杀抢掠，相反却刺激日本去了解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促使日本接受了与近代世界接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简而言之，日本国民明白了，导致日本开国与近代化的西方的刺激，不是民族的耻辱，而是接触和接受先进文明的契机，所以日本逐渐能够以一种积极正面的姿势，看待自己被迫接受外来文明的历史。
这一变化的发生，还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传入日本有着直接的关系。1880-90年代中，日本翻译了许多斯宾塞的著作，甚至被称为“斯宾塞时代”。近代日本社会在接受斯宾塞进化论思想上，是各种思想流派各取所需。自由民权运动强调其自由主义的侧面，而明治政府和国家主义者们强调其保守主义的侧面。
在达尔文那里，进化论“物竞天择”的单位本来是个体，但到了斯宾塞，单位被换成了国家/社会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斯宾塞强调，国家间的关系就像自然界一样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正如列文森所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法则，使国家在生存竞争中成了最高的单位。”
社会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说，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理论根据。这种思想对加藤弘之、德富苏峰等自由主义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纷纷转向，抛弃社会契约论立场而转向社会进化论、转向国家主义。
但是究竟是以“主权在民”思想还是国家主义主导日本国家的未来？这一明治晚期就已存在的争论并没有完全消失。到了大正时期，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了“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只不过是一个行使统治权名义的机关，而实际的统治权则属于法人的国家。美浓部达吉的观点之后遭到了日本的右翼，甚至是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的猛烈攻击。
同样在大正时期，还有很多人对国体论也进行了隐晦的反思。思想家吉野作造提出的“民本主义”也是出自这一目的，它其实是日本特殊国情下民主主义的改良版本，但是为了避免与国体论者之间发生争议，吉野甚至避免使用“民主主义”一词。
国体论将全体国民在生物学上说成是一个“血缘共同体”，但实际上从日本国家的规模来看，这本来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皇国论”、“神国论”，以及天皇血统的“万世一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虚构和宣传，其目的就是为了改造江户时代“人民只知有大名，而不知道天皇和中央政府”的意识，培养日本国民对日本国家的忠诚。
当历代天皇是你的祖先，而现在的天皇可以说是你的堂兄堂弟时，你怎么能不去保卫他呢？当把“日本民族”塑造成一个地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以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就彻底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