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也是文革的重灾区。疯狂迫害的恶浪不但吞没了许多校系领导干部和知名知识分子，还殃及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1966年9月7日在宿舍上吊自杀，那天正是周恩来在人民大学召开红卫兵大会的日子。
在那个“我哭豺狼笑”的血腥日子里，有那么多的人死去了，就像最高指示讲的：“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当我们听到阚老师的噩耗时，依然感到非常突然、非常震惊，事先完全没有想到。因为阚老师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和政治按说没有什么牵扯，更没有卷入到某些斗争里，平常对我们学生很友好很和善，怎么就是这样也还是被恶浪所吞噬。我们的心里无法接受。
阚老师是位优秀的教师，教学很认真很负责，对同学很和蔼很友善。那时中学的外语教学条件很有限，尤其是从农村来的，就更不行。而且那时外语成绩不计入高考总分，所以我们大多数同学，包括我，外语基础都不好，学得都挺费劲。阚老师不厌其烦，从字母发音开始，很耐心地教我们。
俄语里有个卷舌音，几个偏远地区来的同学就是学不会，那个怪声音，教室里常常哄堂大笑，阚老师也是很友善地和我们一起笑，而后还是一遍遍地认真纠正。据我们所知，阚老师的同事们对阚老师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是积极要求上进的。所以当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们都震惊了。
尽管已经是腥风血雨，已经是惨剧连连，也想不到这样的正值中年的好老师，怎么就那样地结束了生命。那壮实的身材、和蔼的笑容、那典型的有磁性的男性音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悲惨地消失在恐怖的血色中。也正是这些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使我更快地更深刻地认识了那时的社会状况，更快地更深刻地认识了革命旗号下的文化大革命。
阚老师的死因，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没有什么“罪行”，完全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压力造成。在阚老师关系比较近的人里，有个人叫姚中原，校团委书记，因为较早贴了大字报，言辞比较偏激，还涉及周恩来，以及他对外透露赫鲁晓夫有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结果被一些人拉出来批斗了，于是就有人也就此贴了阚老师的大字报。阚老师平常就是个谨慎的人，这使他非常紧张、思想压力很大。
更主要的是阚老师有个不一般的革命家庭，但这反而给他带来了更不一般的结局。他的妻子林莉，是林彪的侄女、张浩（林育英）的女儿。林莉于1934年随母去苏联，1947年加入了苏联国籍，1949年进莫斯科大学读书，1954年毕业，同年回到人民大学任教，1958年调入广播局，1962年恢复中国国籍。
在莫斯科大学就读期间，林莉担任了苏联国安部门的情报员。这项工作表面听起来很吓人，其实也就是向组织汇报班上同学的思想情况，打个小报告什么，实际上林莉做了没有也无从查起。但到了文革，这就被说成是“苏修特务”，是大得不能再大的罪名了。
“文革”一开始，广播局对林莉进行了审查，得出了没有历史问题的结论。局领导把她的审查结论送给中央审批。江青大怒，说：“林莉不是特务，谁是特务！”这样，事情整个儿就翻过来了。其实江青根本没搞懂，她讲的林莉，不是这个林莉，而是另外有个人，叫林利。那是林伯渠的女儿也叫林利（与“林莉”读音相同），比林莉年长，也在苏联多年，专攻哲学。
1950年代初，斯大林派著名的哲学家尤金来华，毛主席经常会见他，常常彻夜交谈，就是这位年长的林利做翻译。为了区别两位林莉（利），俄文翻译界称林莉为“小林莉”，而年长的林利为“大林利”。1950年代，江青在莫斯科治病时，“大林利”给她当过一段时间翻译，对江的作风极不满意，因而得罪了她。“文革”一开始，“大林利”就遭受迫害。连这“小林莉”，也因为江青没搞清楚而一起倒了霉。
阚老师因此而更紧张了。那些天，他没言没语，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他看到外面那些批斗的场面，戴高帽，挂黑牌，栓铁链，倒上墨水，罚跪罚爬，被打得皮开肉绽还要说“我有罪、我有罪”。阚老师对陪在他身边的母亲说，叫这些人以后怎么活呀。对左倾灾难的恐惧终于压垮了他。他害怕社会上越来越残酷而看不到头的打击终将会落到他的头上。在他母亲离开后的第三天，他就撒手人寰，在绝望中自尽身亡。
阚老师死后，他妻子怕牵连到子女，忍着心中的血泪不敢去领回他的遗物。就是这样，事情也没有半点的好转。他的岳母徐克峻为照顾女儿，从昆明赶来北京。“造反派”得知徐克峻是地主家庭出身，又曾去过苏联，还在刘少奇领导下做过秘书工作，于是多次批斗了她。到北京仅一年多，1968年9月，这位倔强的老人为抗拒街道造反派的批斗审查，以死相拼，也自杀身亡（也有说是被打重伤致死），倒在北京街头的水沟里。
这位不幸的老人，也是一位革命老人。她是云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1934年赴苏，1936年就被斯大林政权押至西伯利亚劳改伐木，长达8年，后因身患重病改去纱厂劳动。建国后，经蔡畅等人出面，才于1951年回国。谁知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公。
林莉自己在林彪事件后也无辜受到审查。她虽说是林彪的侄女，其实相互并没有多少往来。后来她也不幸早早离世。阚老师最后竟然没能留下骨灰，现在哈尔滨与妻子林莉合葬墓里，是他的一块欧米伽金壳手表和一套他自己未曾穿过的送给弟弟的中山装。
由于之前组织上对阚老师没有做过处理，当时也没有结论、评价之类，所以文革结束后，也没有重新评议。
阚老师的外孙女吴金梓女士看到了这一段，和笔者取得了联系。她说，她没见过她外公，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有关她外公的记叙，很感谢这段文字。她还补充了她家庭的一些情况。这份回忆录在网上连载之后，有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和笔者联系，除了对回忆录表示肯定，也补充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本人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转自《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