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或是在海外寂寞的缘故，这些年来，每到清明节时，想起很早就过世的父亲，总会写一些关于父亲的文字，一首诗或是一篇短文，总不外乎是记叙一些还残留在我记忆里有关他的事。
在我的记忆里，我父亲是很喜欢读书的，那时家里有很多的书，他睡觉前躺在床上开着床头灯读书的情形在我的脑海里仍留有痕迹。至于他是否也喜欢弄墨、舞文，我并不十分清楚，因他去世得早，而且之后的几次搬家，到了我自己立业成家时，偶然的心血来潮想起要去看他的文章或文字，无奈很多他生前的东西早已经没有了，他的字迹或文字更是踪迹皆无。唯一庆幸的是他留下的一只雕有龙图案的竹萧还在并且以被我带来美国，剩下的便是许多的有关他的记忆留在我的脑海里，这些记忆有时回忆起来亦还是颇为生动的。当然，记忆中的回忆多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有些事似乎与父亲的关系也不大，但毕竟是那时我们生活在一起时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我还很小时，记得父亲时常要求我的姐姐练习写毛笔字。而对于我，我想他一定也应该让我写过，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太多有关写毛笔字的记忆。那时，笔墨纸砚家里一定是有，而且我也曾见过我姐姐经常练字，只是那时我在做什么？或许是因我那时很小，跑在一边玩儿去了，间或的给姐姐捣乱也一定是有的。六、七岁的男孩，不玩儿不捣乱还能做什么。或许我更喜欢做的，是蹲在地上在红色水磨石的地上画鬼样子的小人，当然，我除了乱画还是乱画，但那时的家里的红色水磨石地面对我来说记忆非常深刻。
那时我家住在部队的院里，说来也奇怪，当时我们在北方，可院子里面偏偏有一栋看上去似乎是南方风格的，就是那种楼道在外，墙壁很薄，而且没有暖气的楼房。据说，建那房子时，原本设计是一座北方的楼房，可是采购材料时超支，本应该是楼层间要用水泥预制板，不知是谁却神差鬼使地购进了红色水磨石，为降低成本，又不知是谁大胆地更改了图纸，减少了墙壁用砖，删除了楼房的供暖，于是便改成了一桩貌似南方小楼模样。当然，这一切我一定是当时听父亲说的。或许有人会问，你说你那时小，却如何记得这等乱七八糟的事情，唉，我这人就是这样的无厘头，至今仍然这样的毛病，该记住的事情记不住，不该记的偏却记得牢。
在一段时间里，我家住进了那栋楼房，当然，屋里最惹眼的就是那亮艳无比泛着红光的地面，当然，那也是我喜欢我家那个房子的唯一原因。我家那房子，是里外的套间，那时父母住在里间，外屋面积很是大，除了姐姐和我的那张上下铺的床，还有吃饭的时候，临时放上一张折叠餐桌，好像再无别的家具。那时，不知谁从什么地方弄来一盒粉笔，于是我经常热衷做的事情，就是在那外屋的“广阔”的地面上画画。后来听家里人说，那诺大的地面通常会被我画得满满的，似乎我还经常给别人讲解我的作画，当然，总不过是些连环画里看到的武侠飞檐走壁、汉奸夜袭队骑自行车进村，武工队炸炮楼之类。那红色水磨石地面的最大好处就是用个微湿的拖把，轻轻一拖，我的全部“ 画作”就会立刻消失，且不留任何的痕迹。
但是到了冬天，那房子却很冷，虽然有一个煤炉用来取暖，但保暖极差，睡觉前不仅要将炉火烧旺，还要在被子里塞上一个热水袋。最难过的时候是早上起床，从温暖的被子里出来便是最受折磨的时候。好容易到了星期天的早上，姐姐和我常常懒在被子里，谁都不愿起床。那时的父亲一定第一个起床，先将头天夜里睡前压满了湿煤的炉火挑开再次烧旺，再将饭做好，然后便将收音机打开并将音量调大，于是我们几个便在饭香中，在那收音机里出的或是新闻，或是音乐声音中，醒来，起床，战栗栗飞快地跑到如冷库般的洗漱间洗漱再飞快地跑回，全家便围在烧得红红的炉火旁的，那张简易餐桌旁吃罢早餐，之后那餐桌便是姐姐的练字的地方，而我大概依旧是蹲在地上画来画去的吧。
虽然我喜欢那红色水磨石地面，但那桩房子我家并没有住很久，那年冬天里的一次经历，或许是父母决定搬离那房子的缘故。一天早上，父亲如往常一样，起床挑开炉火做饭。后来听父亲说，那天他做饭时就感到头有些痛，而且那一次，他将饭做好了，姐姐和我并没有如往常一样，伴着收音机的声音起床。父亲过来在床边喊我们，看见我俩依旧脸蛋儿红红的睡着，父亲马上意识到了什么，急急忙忙打开了本已糊了窗缝的窗户，又过来使劲儿地将姐姐和我摇醒。对于那一次的经历，我对于许多诸如如何醒来，是否身体不适的许多的细节我都忘记了。那时应该是在寒假里， 姐姐和我都不上学，记得那天，母亲因工作忙先走了，父亲陪着我和姐姐开着窗户在家里待了一个上午。到了中午时分，看见我俩没有什么大问题， 下午他便去上班走了，临行时嘱咐我们，好好留意炉火，添煤时不宜过多而压住了火导致冒烟。如果感到头痛一定开窗，如下午天气暖和，可以到外面走一走。
父亲走后，大我三岁的姐姐一时没了主意，看到那煤炉竟然感到异常的恐怖。在她的决断下，我们毅然决然地锁了门到外面去了。我记得那天可是真的冷啊，虽然很好的午后阳光，但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依然很疼。姐姐带着我走出大院，院外是一片菜地，远处散落几个低矮的房子。大院高墙外的路旁，干枯的野草被风刮得几乎贴在了地面上，而且似乎听得见风刮过草时发出的“嗍嗍”的声音。唯独那墙在阳光的照射下，人靠上去感觉热烘烘的。我不知道那天姐姐和我在那里靠了多久，我只记得那天的太阳似乎飞快的就落了下去，四周的一切似乎很快地就昏暗起来，我们靠着的那面墙也似乎急剧的冷却着，而当姐姐将一个不幸的、她忘记了带钥匙的事实告诉我时，剩下的一切对于我来说就只有寒冷了。现在我有时会拿起父亲留下的那支竹萧吹奏“苏武牧羊”，有时总会莫名地想到那天在外面挨冻的我一如苏武当年，在冰天雪地的荒漠里流浪。
终于，姐姐和我在远处的路上，看到了那熟悉的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身影，我们俩快速跑过去，拥着父亲回了家。进了屋，那原本就不敢添太多的煤，且一个下午就没有人照料的炉火已经熄灭。父亲快速地、乒乒乓乓地、乌烟瘴气地将炉火重新生起，然后用他那厚重的棉皮鞋在煤炉上踢了一脚，转身对我和姐姐说：“得，今儿不幸中万幸，咱们不在家吃了，下馆子去。非，给你妈妈留个言”。我那时便拿出粉笔来，在红色水磨石的地面上快速地画了一辆自行车，上面坐了一大两小三个人，又在远处画了一个有酒幌的小房子，自行车和小房子之间用一个实箭头线连接，小房子的旁边写了“阳春 ”二字。我的那一幅 “画作”母亲应该是再明白不过了，我们要去的便是那附近的一处我们家多次用来改善伙食的叫做“阳春”的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