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8日，赵丹在《人民日报》五版头条发表了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0月10日，赵丹就去世了。这个遗言今天看来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但在当时却非常轰动。不过，当时的一位领导人看到后，曾不满地说：“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臭屁。”在2006年举行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却带着赞赏的口吻，重提赵丹遗言，并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话。
赵丹遗言最是精华、最为出采的几段话如下：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黄宗英事后曾写道：阿丹用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一丝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
其实赵丹所言，仅仅是吴祖光1957年说法的再现。当年，吴祖光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
这话使他被定为右派、受尽摧折。有意思的是，温总理在这篇讲话中也提到了吴祖光，并重点赞美吴夫人凤霞好，说她“画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