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影萍踪江湖远2020-06-30 04:11:00

民院历史系初创十年

 

1956年成立的历史系,可谓民族学院皇冠上的明珠,大师荟萃。

但在系主任的任命上,却遇到了难题。

当时有两个热门候选人。

林耀华,社会学家。

傅乐焕,历史学家。

林耀华资历比傅乐焕老很多,是和费孝通齐名的吴门学士。

傅乐焕50年才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但在辽史方面建树颇多,后来被称为辽史三大家之一。

按理说,应该让资格老的林耀华上。

但他不是历史学家。

在社会学被取消后,民族学院历史系收留了很多社会学家,特别是从燕京大学来的吴门子弟。

对收留这些“落难”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没有异议。

但一个历史系让社会学家当系主任,似乎不妥。

如果让资历浅的傅乐焕上,又怕难以服众,并使得林耀华心生芥蒂。

于是党组织决定,请翁独健出山。

翁独健是蒙元史大家,正牌历史学家,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深得我党信任,无论是学术资历还是政治资本都比林耀华还强。

他担任系主任,无懈可击,无人异议。

但他那时的正职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

于是组织安排他兼任民族学院历史系系主任。

他主动不领工资,无偿提供服务。

但毕竟公务繁忙,一周只能来一次。

他需要一个代表他的秘书。

因为姥爷和翁独健的特殊关系(两人同乡,翁是姥爷进燕京大学的推荐人),姥爷被翁独健选中,作为系主任秘书代表自己全权行使系主任的权力。

林耀华、傅乐焕被任命为副系主任,主管具体教学科研事宜。

再加上系总支书记,历史系的管理架构确定。

姥爷谈到翁独健,说他(解放后)不写东西。

“所以为什么翁独健很少写文章?翁独健就不写东西,写下来以后就白纸黑字,变成别人批斗你的证据了。他这个人鬼得很,这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

翁独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如《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元典章译语集释》,都是在四十年代写的。

解放后,他编而不作。

他是很多书的编委,比如《蒙古族简史》、《中国历史小丛书》和《辞海》民族分册。

他也是很多翻译工作的组织者,比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苏联历史纲要》中有关蒙古部分(改题为《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

但他不写自己的文章了。

在别人眼里,他是现政权的红人,是少有的获得我党信任的燕京大学旧人。

但他分寸拿捏得准,编而不作,时刻小心,到文革之前,一直风平浪静。

也许因为他对我党的理解比他人更深刻?

另外一个党的红人,就缺乏他的睿智,结果摔了一个大跟头。

这个人是费孝通。

 

民族识别工作在五十年代末基本结束。

这项工程结束后,民族学院历史系迎头撞上反右运动。

一批大师级人物,包括吴文藻、潘光旦等,被划为右派,纷纷落马。

民族学院的右派中,最有名的要算费孝通。

因为他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叫《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这篇文章当时影响极大!

被称为右派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

本来费孝通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感召之下,写这篇文章的。

2月中旬他就把文章写好了。但文章究竟发与不发,他实际上也在审时度势,百般揣度上意。他也不是傻白甜。

从2月中旬到下旬,从不同渠道传来各种自相矛盾的信息,一会儿说上面要“收”,一会儿说上面要“放”,搞得他举棋不定,文章也一改再改,甚至做好了撤稿准备。

一直到2月27日晚上,他的老师潘光旦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听了毛泽东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潘光旦听完了,当夜就兴冲冲地来找费孝通,告诉他毛主席是主张“放”的。

费孝通听了,才最终将文章放了出去。

师生两人万万没有想到,三个月后,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磨刀霍霍向猪羊。

潘光旦和费孝通都被划为右派。

其中费孝通被划为右派,震惊了所有人。

因为在被划为右派之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曾经 “红得发紫”。

他是高级知识分子接受新社会改造的积极分子。

是我党竖立的标兵。

但这个标兵有点得意忘形,居然跳出来给党提意见。

这就怨不得党用他来祭旗了。

人生之大起大落,莫过于此。

当时毛泽东说右派比例估计有5%。

于是各单位的党委都按照5%的比例来分配右派。

民族学院党委书记苏克勤就是这一政策的精确执行者。

一大批名教授被划为右派。

 

统计数字,是真能害死人的。

直到现在的美国,统计数字都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工具。

或者以政治正确为理由,不让提。

或者任意曲解,以煽动仇恨。

 

当了右派之后,这些大师们自然不能再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了,中央给他们分配了新的任务。

中国和很多国家都有边界纠纷。

比如中印边境的麦克马洪线问题,

中央就把这些大师组织起来,让他们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和外国文献,从中找出这些争议地区自古属于中国的证据。

于是这些大师成了党领导下的御用搜索工具,为国际政治争端的舆论战提供理论支持。

这些大师被剥夺了思想,仅仅保留作为工具的价值。

 

反右之后,大家就开始挨饿。

清史大家王钟翰,直到老年还对饥饿有记忆:“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一两。哎呦… … ”

刚重新有饱饭吃,63年又开始四清。

然后66年就到了文革。

这就是民族学院历史系的第一个十年。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皇爷2020-07-01 13:39:03
也曾经在民院住过,看年龄我们应相差不远。祝你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