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10年来由知识人主导的道德事件可谓层出不穷，抄袭剽窃，学术造假，粗制滥造，谎报成果，盘剥学生，不伦之恋，贪污受贿，应有尽有，学术风气之败坏、学术道德之堕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充分体现出知识人前所未有的“精英之耻”。从我的观察角度来看，我更关注的是和政治相关的道德事件，因为它们涉及到公共道德领域，比个人私德会产生更大的影响。限于篇幅，我以三个道德事件为典型案例。
事件一：新左学者集体奔向重庆事件。2012年，我写过一篇论文《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对于新左学者和一些著名大学、研究机构蜂拥奔向重庆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其中提到了这些人物：崔之元、李希光、王绍光、温铁军、张维为、黄宗智、张旭东、戚本禹、朱永嘉、张宏良、萧功秦、张木生、杨帆等，他们或者是新左学者，或者是毛左分子，或者是文革余孽，或者是“边缘学者”，身份虽有差别，但都对当时的“重庆模式”及其领导人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为此评论道：“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极大的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与此同时，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也纷纷前往重庆，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和书记，人民大学校长和书记，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和书记，都先后奔向重庆“朝圣”，和重庆签下市校合作协议。更有数十所大学聘任了重庆市当时如日中天的公安局长为兼职教授，最为荒诞的是，四川美术学院也聘请这位公安局长担任该校兼职教授——看起来真像是一个政治行为艺术。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学者和大学竞相奔向重庆，动机肯定是“司马昭之心”，都是冲着重庆当时的领导人去的，是去递投名状的。后来的结局就不用再说了，这个事件最典型地反映出知识人和政治权力之间极其扭曲的关系，学者基本的职业伦理和个人操守在现实政治中丧失殆尽。
事件二：百名作家集体抄写“讲话”事件。作家出版社为纪念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70周年，曾经搞了一个“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讲话珍藏纪念册”，每位参与者抄写“讲话”中的一段话，然后结集出版，出版社向每位参与者支付稿酬人民币一千元。此项活动在社会上公开后，引发热议，我写了评论文章《价值一千元的灵魂》。我首先关注的是抄写者的名单，名单中既包括一些老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比如贺敬之、铁凝、高占祥、玛拉沁夫、周巍峙、刘大为、王昆、田华等，也包括王蒙、莫言、二月河、陈忠实、贾平凹、叶兆言、韩少功、麦家、张洁、周国平、池莉、苏童、叶延滨等，正是后面这批人也参与到抄写“讲话”的队伍中，让社会公众大跌眼镜，因为这些人所创作的作品，按照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明显地脱离了工农兵的火热生活，离开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是迷恋于色情描写追求低级趣味（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就是沉陷于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主义的泥坑（苏童、韩少功、莫言、叶兆言等），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义的歧路上（张洁等），至于像二月河、海岩、麦家这样的作家，占尽了市场的风光，写出来的畅销书和“讲话”有什么关系？大概正是因为社会热议鼎沸，叶兆言很后悔，感觉到丢人了，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另一个吃后悔药的是周国平，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成了他自责的理由，他认为，纪念讲话就是纪念自己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我在评论中对这些作家的质疑是：“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的文学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人民的心灵世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中国向世界呈现出何种文化精神面貌？作家们心里最清楚，如果始终按照讲话的精神来写作，请问王蒙、莫言、苏童、叶兆言、周国平，你们会有何种创作感受？作家是最珍惜心灵自由的人，你们真的愿意把讲话套在你们的心灵上吗？”
事件三：北京大学教授范增等人写九首贺诗事件。2014年10月21日，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举行学习领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会上，教授们高度评价讲话是“振聋发聩”、“全面阐述”、“精辟论述”、“高屋建瓴”、“要言不繁”、“气宇轩昂”，新时代的文艺家，既要有上迫云天的鸿鹄之志，更要有脚踏实地的创造精神，爱人民要爱得深切、真挚。表现人民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要使中国当代文艺从“高原”走向“高峰”，北京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的重镇，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他们最后还意犹未尽，“限韵作诗为贺”。现摘录部分诗作为证： 范增诗云： 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隐佛香， 早觉神州辞厄运，欣迎大塊著文章。 龙吟昊宇当非昨，风择高枝胜往常， 妙笔丹青轮斫手，辉鞭电掣向康庄。 万俊人（清华大学伦理学教授）诗云： 金秋帝庙正高阳，领袖群贤话艺常。 十翼终能凌昊宇，百花竞放蕴幽香。 国中维命开新道，贞下起元换旧章。 一代天骄承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 周建忠诗云： 十月天高正艳阳，桂花流溢满城香。中兴可待承明主，艺苑还应别旧章。 诗礼传家宗国学，宅心为国岂寻常。 躬逢盛会临沧海，愿列门墙自肃庄。 朱彦民诗云： 博雅未名傲秋阳，叶黄木紫丹桂香。 躬逢赤县遵皇则，欣感艺坛谱锦章。七二贤能喻正道，三千文史阐纲常。 汉唐盛世期重见，大美通衢是彠庄。
读了这些诗，读者会做何感想？我相信大凡有点羞耻心的人多半会有不适的生理感觉，从突破文人底线而言，这些诗人肯定是超过郭沫若了。史上颂圣诗的确多了去了，历代历朝总是有些无耻文人愿意挑战人的生理和心理可以忍受的极限，和他们相比，当下这些诗人可能会创下一个纪录。从范教授的经历来看，他的节操变幻令人眼花缭乱，30几年前他大义凛然地写下“去国书”，像个慷慨就义之士，谁知不过几年，他终于熬不住国外的清苦日子，幡然悔悟写下“归国书”，像个迷途重返的羔羊。一个人生的投机客，以为能背诵屈原的离骚就可以粉饰其小人本色，那无异于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道德事故。那个清华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居然拜这样的人为“恩师”，不知他的伦理学是来自于哪个山门？如果他说是来自于马克思，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是对马克思的最大羞辱。
上述三个道德事件，由不同的知识群体所主导，诉诸不同的表达方式——从政治到文学到诗歌，体现出来的是共同的“精英之耻”。从奔向重庆的这批学者们来看，他们在政治上选择特定的政治人物并期待通过这类人物来实现特定的政治理想，这是无可厚非的理性算计和选择，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这也是一种道德选择。道德选择就意味着，既然他们将一个政治领袖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那就必须为自己的领袖承担一种道义责任，有与领袖同甘共苦共进退的勇气和担当。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在“西南一柱”（司马南语）倒塌时，没有一个新左学者出来为他们昔日心目中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声张权利，相反，是弃之如敝履，在后来的时段里，他们从未为这位沦为阶下囚的人打抱不平。看看自由主义学者对胡赵始终如一的态度，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关注、理解、同情和发扬胡赵的政治品格与道德人格，就可以看出新左学者们的道德境界是多么的不堪，他们奔向重庆，不过就是政治投机行为。
从百名文学艺术家抄写“讲话”这一事件来看，那些从延安来的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和那些长期受惠于党的体制的作家们，出来干这个活，民间舆论不会有丝毫奇怪，因为他们的政治倾向和他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但是，那些先锋作家和通俗作家们出来为“讲话”背书，一定是人格分裂，因为他们内心很清楚，就像叶兆言所抱怨的那样，明知这是一个苍蝇还是把它吃进去了。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愿意吃这个苍蝇，上海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王安忆就拒绝参加这项活动。作出这个决定，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道德境界和良知，只要对历史经验稍微有点认知的作家，是不难对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关系作出准确判断。至于那几个吟诗唱和的诗人，已经不值得评论了，他们完全忘记了“行己有耻”的概念，自觉沦为宫廷拍马诗人，极尽谄媚之词，尽显阿谀之态，达到了顾炎武所说的“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