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时代落水者的尊严，是东北文艺复兴的最大意义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1-03-17 17:06:18

作者：蹦迪班长 ，来源：往事叉烧

 

东北文艺复兴的昨天与今天

 

1.

 

如果一座城市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1995年的沈阳一定很悲伤。 

 

这一年的11月12日，甲A联赛倒数第二轮，辽宁足球队坐镇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迎战广州太阳神。

 

终场前六分钟，是辽宁足球史上的至暗时刻。太阳神连进两球，2:1逆转辽宁，把昔日的“十冠王”踢到了甲B。

 

比赛结束，太阳神的辽宁籍主教练张京天，在胜利之后却是老泪纵横，仰天长叹：

 

“辽宁不该是这个结局的！不该啊！”

 

那一刻，沈阳城里觉得自己不该是这个结局的，又何止辽足。

 

早在这年春天，有二十七万名工人沦为“下岗大军”，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富余职工”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

 

沈阳曾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技术基地。它为全国提供二十万台机床、六十万台冶金设备、两亿千伏安的变压器，还有四十万中级和高级人才。

 

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还有80年代，单论一个城市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没有几个城市敢说能赢过沈阳。中央政府给它一元钱，它就还给中央政府三元钱。

 

可是，一个城市的过去越是辉煌，面对猛然来临的剧变，往往就越是狼狈。

 

政府手里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金。当时的市长张荣茂竭尽全力，让下岗工人每月可以领到119元失业救济，或者85元最低生活保障金。

 

对张荣茂来说，这已是竭尽全力，可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

 

他跑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街道，走进劳力市场，希望在这里为他们找到出路。

 

结果一大群人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我们该怎么办？”

 

工人们还不明白“下岗”意味着什么，还等着政府为他们安排工作呢。

 

他们还在怀念自己在车间里生龙活虎的年代，还在盯着政府颁发的金灿灿奖状，还在反复盘算怎样用下岗救济金养活全家人。

 

时间长了，官员们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大道理没有人听了，电视里播的新闻没有人关注了，大堆大堆的报纸看也不看就扔掉了。

 

过去大半辈子的辉煌，渐渐都成了一场游戏一场梦。

 

1995年即将过去的时候，一个名叫毛浩的记者这样写道：

 

“沈阳的痛苦在于它承载了某种中国的宿命。”

 

沈阳痛苦，但它并不孤独。整个辽宁，整个东北，都陷入到相似的痛苦之中。

 

曾经冒着浓烟的烟筒渐渐沉寂，曾经轰鸣作响的机器慢慢生锈。许多旧式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新建筑里，有不少是卡拉OK厅、娱乐城、洗浴中心和洗头房。

 

破败的、新兴的景象，就这样混杂在整个东北大地。

 

2.

 

沈阳陷入痛苦的1995年，双雪涛12岁，班宇9岁，郑执8岁。三个男孩都生活在沈阳铁西区，那里聚集着100多万国企职工。

 

那时，和他们同龄的东北孩子们，能享受到的物质条件说不上有多好，但精神娱乐却并不贫瘠。

 

黑吉辽的城镇化程度在当时领先全国，加上铁路公路网发达，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鲜文化潮流在东北平原畅通无阻，奔涌在各个大城小城。

 

音像店、录像厅、游戏厅成群结队地涌现，有线电视的铺设速度也快过多数内陆省份。

 

计划经济时代，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有译制国外电影的传统。80、90年代，东三省的许多文化事业单位延续了这个喜欢睁眼看世界的习惯。

 

长春电影制片厂、辽宁儿童艺术剧院译制的国外动画片：《布雷斯塔警长》《聪明的一休》《百变雄狮》《魔神英雄传》《大力水手》《机动战警》《圣斗士星矢》《七龙珠》《海底小精灵》《灌篮高手》......在东北各地电视台接连上演。

 

《布雷斯塔警长》，长春电视台引进，长春电影制片厂配音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在为《聪明的一休》配音，前排左二为给一休配音的李韫慧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动画，对一代东北少年进行了最早的文艺启蒙。他们并不富足的童年，却拥有一个与现实并存的庞大精神世界。

 

他们当然也会听到大人们对下岗的抱怨，听到“刨锛队”的恐慌传说。

 

走在街头，他们还能听到街边录象厅响起的港片国语对白，听到迪厅里动次打次的嘈杂伴奏。

 

这些纷繁杂乱的记忆，通通驻留在东北少年的脑海里。

 

至于这些记忆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要等到许多年以后才看得清。

 

3.

 

1995年不过是下岗大潮的序幕，自1998年到2001年，东三省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下岗。

 

其中1999年是最为惨烈的一年，有将近180万工人失去了饭碗。

 

为了让下岗工人振作起来，刘欢唱了一首《从头再来》。那些年，这首歌在电视台里，在街头巷尾任何有喇叭的地方回响。

 

 

几年后，赵本山导演的《马大帅》在央视开播，范伟饰演的范德彪失业后带着几个老乡一起创业，给自己打气时引用了这首歌的歌词：

 

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没了经济来源的工人们，当然需要鼓励，但从头再来的出路却不是打打鸡血就能找到的。

 

当年吴晓波去东北调研时，就听到了这样一件事：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那年春晚，黄宏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台词：

 

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然而不论工人怎么想，黄宏这个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领导，是不太可能下岗的。

 

从此，东北人民心里的小品王只可能是赵本山，再无半点可能是黄宏。

 

而在此三十多年前，有句口号响彻全国：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谁又能想到，光荣地成了工人以后，不仅没有领导了谁，反而成了国家的累赘？

 

没错，谁都知道时代要前进，总是免不了新陈代谢，总有人要承受断臂之痛。

 

总结原因时，有个无比正确的答案：

 

谁都没错，都是时代的需求。

 

但能把控时代的究竟是谁，更有能力承担痛苦的是谁，谁又能说清楚？谁又敢说清楚？

 

4.

 

1999年，有人站在最高舞台上，未经选举就主动为下岗工人们代言。有人引吭高歌，想为他们的苦涩日子灌点鸡汤。

 

只是少有人直接将镜头对准这些被逼近时代角落的工人，记录他们是怎么活着的，听听他们到底想说什么。

 

不过少不等于没有，32岁的导演王兵就这么干了。

 

1999年年底，他单枪匹马来到铁西区，将自己的DV镜头对准了工人们，每天早上8点和他们一起上班，晚上12点甚至凌晨2点多和他们一起回家，完全融入了他们。

 

这一拍，就是18个月，积攒的素材足足有300小时，连工人们爆粗骂领导不管厂子死活、洗完澡一丝不挂在办公室聊天、赌钱看毛片的镜头都有，可见拍摄进行得非常自由、顺畅。

 

 

后来，他将这些素材剪辑成纪录片《铁西区》。

 

许多年以后，当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当时的工人时，有说他们混吃等死的，有说他们只会吃大锅饭的，甚至还有说就是他们把国企搞垮的。

 

昔日的先锋队沦为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弱势，在道德上也要被踩进洼地。

 

但是在《铁西区》的镜头里，人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

 

 

在下岗之前，他们依然在破败的厂房里炼着矿，冒着生命危险维修漏着高温钢水的管道，哪怕上面没人当回事。

 

 

尽管厂子就要黄了，有位工人依然在操心，对着镜头仔细算着账：

 

一吨原料炼成铜的纯利润是3000元，一天能产300吨，一年就算只开工十个月，净利润也能有2个亿。但是厂子进的全是假料，炼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能不亏吗？

 

可这事上面根本没人管，他更管不着。

 

 

有个工人在反思自己的前半生。他上小学时就学造反派，没好好念书。这样一个时刻紧跟时代潮流的人，最终落了个被潮流反噬的结局。

 

 

有位工人的媳妇已经下岗。两口子买了一辆倒骑驴，在菜市场卖菜为生。他和媳妇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到菜站买菜，然后推着一百多斤的菜，花七八十分钟才能走到市场，然后他再来上班，一天下来能睡4个小时就不错了。

 

 

下了岗的工人们被召集到疗养院疗养。由于常年在严重污染的环境下作业，很多工人的血液铅含量超标，必须接受注射治疗，代价是血液里的有益细胞也一并被杀死了。

 

一位工人在疗养院用萨克斯吹着《红星照我去战斗》

 

谁还不是如此的过了三十年

 

更多时间里，他们或严肃或调侃地聊着没有着落的未来，满面愁容，眼神黯淡，无力地等待着洪水的冲击。

 

年底工人们聚会，他们知道下一年的日子更不好过，但依然享受着短暂的欢乐，轮番提酒，唱着《走进新时代》。

 

 

 

轮到一位领导提酒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今日有酒今日醉。

 

 

《铁西区》分为三部，全长9个小时，王兵没有对工人们做任何摆拍，也没有给片子做任何配乐。

 

但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工人们的迷茫、挣扎和无助，依然被这些没有任何加工的画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代人的痛苦历史，也是共和国长子的痛苦历史。王兵评论自己的作品时，说到：

 

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们最终失败了。

 

《铁西区》在墨西哥、法国、日本都拿了奖，可惜的是不能在国内上映，也不能发行。

 

 

每一个人都说要铭记历史，但真铭记起来，却往往有选择性。

 

我们记住了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中沦陷。每年纪念日，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句勿忘历史。

 

但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苦难史，被新的宏大事业抛弃、碾压的痛苦，很多人却不愿铭记甚至回避，习惯性地说一句：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但如果连亲历者都忘记了，还能指望后来人从这些历史中找到什么经验和教训吗？

 

在宏大事业依然高于一切的舆论氛围里，个体被轻易抛弃的历史，真的不会循环上演吗？

 

5.

 

就在王兵拍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工人时，有个22岁的摇滚青年，在夜幕下的哈尔滨唱着不挣钱的摇滚乐。

 

这个青年名叫梁龙，他给乐队起名叫二手玫瑰。搞摇滚之前，他在宾馆里干过保安。

 

大半个世纪前，东北作家萧红也曾在哈尔滨生活了8年，在这里深受现代文明冲击，走上文学之路。

 

 

那时的哈尔滨，一眼望去都是俄式与欧式建筑，西餐馆林立，外资企业有上千家，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化都市，人称“东方小巴黎”。

 

但不论哪个时代，哈尔滨似乎只能完成对青年们的文艺启蒙，却无法成为他们的归宿。

 

一年以后，梁龙第二次南下走入山海关，到北京去唱那些还无人问津的歌谣。

 

他在舞台上穿着大红大绿的棉袄裤衩，他的歌词总是充斥土了吧唧的俗语，所以有人说他的摇滚不过是二人转加了一把贝斯，还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

 

还有很多人，在他的歌里听出了时代变幻与命运无常。

 

2005年，管虎导演的《生存之民工》在很多东北的电视台开播。

 

 

这片在吉林松原拍摄，讲的是农民工讨钱的残酷经历，画面质感与纪录片很接近。

 

电视剧的最后一幕，梁龙带着二手玫瑰乐队登场，在大草原唱起新歌《生存》，后来也叫《命运》。

 

 

在这首歌里，梁龙反复吟唱，生存啊，命运啊。两句歌词之后，人们能清楚听到他的哀叹。

 

那是隐藏在戏谑外表下，保持克制的忧伤。每一个在生活中真正挣扎过的人，都能听出许多滋味来：

 

为何人让人去受罪，为何人为人去流泪。

 

就算心里滋味再苦，东北的文艺工作者们也不愿意用伤春悲秋的调调唱出来。

 

这种即便悲伤也正经不起来的美学倾向，对他们来说似乎已是根深蒂固。

 

那些不识真正愁滋味的小布尔乔亚们，又怎会听得明白。

 

6.

 

世纪初，梁龙的歌无人问津。但从东北走出的歌手里，却不乏火遍大江南北的大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