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后必须的主流认同纽带
--假如台湾统一后，我们需要“皇汉认同”主流纽带吗？
楼主开宗明义啊：
第一啊，为什么中共主流力主的是“武力威慑下的和平统一”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梧桐？因为收复失地是短期的，而统一国家的人心建设与治理是长期的，活儿必须做细，必须全方位未雨绸缪，必须汲取遗患后世的“228”事变的教训（例如，催生出了民进党与台独怪胎）；
第二啊，中华民族讲五伦纲常，无论过去现在都必须的，君君臣臣，那你问我现在中国还有君吗？当然有啊，中华民族，中华国族就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甚至每一个华人心中的君，这是关乎延续我们的文化血脉、国族与寰球天下中我华夏足够的生存空间生存时间的问题，咱们国族在天下的死生之计，大焉！
假如台湾统一后，我们需要“皇汉认同”主流纽带吗？ 你看楼主小姐姐我已经超越了你们男人所谓要不要统一，能不能统一，梧桐就还是和统等命题，直接进入了必然统一，统一后的思想统一大中华再造的般若境界了。
毛泽东与历史所王震中先生观点我比较赞同!我花了一周业余时间，给提炼总结了一下。
毕竟我们华夏贵胄不能学朝鲜半岛南北两家，他们共谋小统一时候，已经在合谋篡改大历史了，无论长白山、高句丽、公无渡河、朱蒙帝还是所谓他们支撑起秦汉，汉唐大杀四方的宇宙历史观哈:)*****VIP里面精神蒙元满清八旗遗民也不少哈，希望我的文章能够一把扯下这些人心里永不倒的老佛爷精神大拉翅，变成耷拉翅也好。
关于中华民族认同，皇汉的我自愧不如毛爷爷 *****十二年来，老网友都知道，楼主姐姐一直以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民族的文化正统，士与仕女的风骨正根自傲，看样子我从今天起有必要在经济版恢复中断许久的华夏文明源流考连载了。
不过，我现在有点纠结，本人源流是上古东夷的少昊赢姓男子即大禹的拍档伯益入赘给华夏族轩辕黄帝嫡次子昌意-颛顼的后代公主，生下的娃，随后N代跟着轩辕黄帝直系后稷家的周文王周武王造同为东夷族的商王室的反，革命成功以后，融入了姬姓国姓了，三千年前分封在山东章丘的国姓爷。
即我的始祖从母系氏族社会习惯，从母姓，还是轩辕黄帝的后裔，或者现代点说是少昊东夷男与轩辕华夏女的共同后代，与周王室沾亲带故，妥妥地皇汉一枚。
不过，我这比起轩辕皇帝与周王室（轩辕黄帝嫡长房后稷一脉相传）直系后裔的毛泽东（周文王姬昌的一百一十世孙，源于文王第十八子毛叔郑又称毛伯郑）、周恩来（周太王到周赧王八百年周王室、周勃、周亚夫、周瑜、周敦颐一脉相承的直系）还是弱爆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毛泽东毛爷爷如何看“皇汉”。 少典（太昊）-姬轩辕（黄帝）-姬玄嚣-姬蟜极-姬俊（帝喾）-姬弃（后稷）-姬不窋-姬鞠（鞠陶）-姬公刘-姬庆节-姬皇仆-姬差弗-姬毁隃-姬公非-姬高圉-姬亚圉-姬祖类（公叔）-姬亶父（太王）-姬季历-姬昌（周文王）-姬旦（周公旦）
清明祭陵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有座中外驰名的黄帝陵，据说是黄帝殡葬的地方。数千年来，每到清明前后，海内外华人都要来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以纪念炎黄子孙的始祖。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情绪高涨，祭祀活动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国共两党商定，每年清明节由双方代表一起到黄帝陵扫墓，以此向国人昭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决心。
1937年，中共派往祭陵的代表是周恩来和叶剑英。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国民党方面将派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出席，按照惯例，中共方面也要派相应级别的官员前往共同主持仪式。张国焘认为这是金蝉脱壳的绝好机会。
4月1日，张国焘上门求见毛泽东，要求去黄帝陵扫墓，说这有利于统战工作。 “你去干什么？”毛泽东摇着头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就行了。” 张国焘坚持要去，列举理由说：“去年是恩来、剑英同志去的，今年级别不能低于去年，而且国民党方面派出的代表也有很高级别，我们不能派一个秘书去应付，以免授人话柄。” 毛泽东被他纠缠不过，让了一步：“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张国焘满口答应：“好，我很快就回来。” 凭直觉，毛泽东感到张国焘可能有鬼，专门叮嘱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你陪张主席去，一是要保证安全，二是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蒋介石是有谱可考的周公旦后裔，而他原配，蒋经国生母毛福梅族源与毛泽东可以说是同宗同源，然而，现代历史却把“周公”称号无愧地赠予了周恩来----毛泽东的字叫润之，所以民主党派又尊称他为“润公”，而周恩来的字叫翔宇，却没有人叫他“翔公”或“宇公”，而是普遍尊称为“周公”。
大思想家贾谊曾评价周公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这句至高的评价，放在周总理身上，亦无不可。
华夏的自在民族阶段
所谓“自在民族”就是民族意识还处于朦胧、潜在状态的民族；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存在，但自己还不知道，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就是这样的状态。 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在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充其量也只能视为华夏民族的滥觞时期。五帝时代可称为部族时代，与此相一致的是作为早期国家的邦国——部族国家(也称为“族邦”)的诞生。
西周时期，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得到进一步扩充和发展，民族文化中的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也更加完善，民族意识也开始显现，这才使得周人自称“我有夏”，以夏为正统。再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名存实亡，礼仪征伐不出自天子，天下处于混乱状态，在本民族共居之地时常出现异族的人们，致使“华夷辨”思想和危机意识凸显出来，它强调华夏民族的一体性。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在戎狄等异族的刺激下升华的。
“ 民族可以划分为“古代民族”与“近代民族”两种类型，“虞、夏、商、周”四朝，古代华夏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两个发展阶段。例如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在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
五帝时代，则属于华夏民族的滥觞期，这一时期经过族邦联盟，众多的部族国家最后走向多元一体的民族的国家。 从《五帝本纪》所说的黄帝到尧舜这一序列，尧、舜、禹三位传说人物距离夏王朝的时代较近，作为“神话传说”所表达的“时间深度”不应该很长；而诸如黄帝之类的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时间深度应当是很长的。
以此为依据，可把五帝时代划分为两大段：颛顼之前的“黄帝时代”与颛顼以来的“颛顼帝喾尧舜禹时代”。
这样的划分，与这两个时代在社会形态方面的差别也是一致的。黄帝时代实为国家产生之前的“英雄时代”，亦即“中心聚落形态”或“酋邦”阶段；而颛顼至禹的时代则是邦国产生和族邦联盟的时代。
《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是一个男耕女织、刑政不用、甲兵不起、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社会；黄帝之世，开始出现尊卑礼仪，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外用甲兵，战争突起，这是一个出现不平等、社会发生分化、但尚未产生国家的所谓“英雄时代”，即人类学中的酋邦社会。
颛顼帝喾尧舜禹时代，大体上相当于考古学上广义的龙山时代(前3000-前2000)。在文献上，这是一个史称万邦(万国)的时代，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存在的时代。 酋邦即中心聚落形态与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后者出现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公共权力。这种强制性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刑罚。文献记载，最早的刑罚出现在颛顼至禹的时代。
颛顼尧舜时代，南方苗蛮集团也已制定刑法，其中有劓、刵、椓、黥等极残酷的刑法。夏朝之前，即已产生刑法，强有力地说明颛顼、帝喾、尧、舜、禹时代是一个具有强制性公共权力的早期国家时期。
颛顼尧舜禹时期中原地区有两大政治景观：邦国林立和族邦政治联盟。 在尧舜禹时期的“万邦”中，由于尚未产生像夏商周三代那样作为中央王国的“国上之国”，所以当时邦国联盟领导权的产生，多以和平推举的方式进行，这就是尧舜禹禅让传说的由来--尧舜禹禅让传说反映的所谓民主制，说的是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并不是某一邦国内部的关系，因而不能用尧舜禹禅让的古史传说来衡量各邦国内部的社会性质。 同样，《礼记·礼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因为当时政治实体体制的最高层次为邦国和邦国联盟，尚未出现一元政治的王朝体系；《礼运》说小康的家天下始于夏朝，这是因为从夏代开始才出现了多元一体的以王国为核心为顶点的复合制国家体系。 尧、舜、禹是双重身份，他们首先是本邦本国的邦君，又都曾担任过联盟的“盟主”亦即“霸主”。
唐尧、虞舜、夏禹都先后担任过“族邦联盟”的盟主而已。这种盟主地位就是夏商周三代时“天下共主”之前身，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之君“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由尧舜禹时期族邦联盟的“盟主”或“霸主”转化而来的。 中原地区的尧舜禹族邦联盟正是由不同部族所组成，它为其后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有虞氏、偃姓皋陶和赢姓伯益等。 黄帝时代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战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列子》都记载有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了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以及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此外，《逸周书·尝麦》、《山海经·大荒北经》、《战国策·秦策》、《庄子·盗跖》、《尸子》等，都讲到黄帝曾进行的这些战争。
中国史书中说“部落曰部，氏族曰族”，部族是指比部落更高一层的族共同体，古代民族是比部族更高一层的族共同体，部族有血统因素，古代民族超越血统而以“大文化观念”为纽带，大文化既是古代民族亦是近代民族的血脉。在一个“大文化观念”为纽带古代民族的国家中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部族，这种国家的结构每每是复合制国家结构，例如中国。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华夏起初称为诸夏，在古时候，华夏的意思就是指繁荣的大国。
如今我们多以炎黄子孙自称。而其实最早的时候，这是属于两个族群，因当时同住在中原，所以统称为华夏族。当时中原之上，黄帝族群多数都是四处流动，以游牧为生，炎帝族群呢？多数都是固定居住于一处，他们多以种五谷为生。当然当时还有一个族群也就是九黎族，多数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此三族后世称之三大族。
九黎族，顾名思义九个姓"黎"的部落，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蚩尤，蚩尤便是九黎族的大首领，而其余八个部落都是蚩尤的八个兄弟。
黄帝，据记载是古华夏部落首领，其父为有熊国国君少典，其母为附宝，据说是女娲氏的后人。黄帝本姓为公孙氏，因其后来先后居住于姬水，和河南轩辕之丘，于是改姓为姬，取名为轩辕。在怀胎24个月后，黄帝出生，而后继承了有熊国国君一位。
炎帝后人逐渐衰落，九黎族首领蚩尤趁机进攻炎帝部落，灭了炎帝后，蚩尤自称为炎帝。炎帝后人求助于黄帝抵抗蚩尤，此时的蚩尤部落实力不小，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黄帝先兵于阪泉之野，收服炎帝一族；而后便是世人皆知的角逐涿鹿郊野，这一大战后，黄帝击溃九黎族，杀了蚩尤。自此一统，黄帝即位称帝。 当时黄帝一族算是三族中实力最强的，在位期间，大力发展农业，曾播下百谷，新创衣冠服侍，更是发展医学。
黄帝共娶四妃十嫔，一共生下25个儿子，其中14人有封姓，一共有12个封姓。分别是：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这12个姓氏便是黄帝的直系子孙，后代也都是黄帝的直系后裔。百年后，黄帝去世，葬于桥山；然后便是其孙即位，为颛顼帝；然后其子高辛即位，为帝喾；而后就是尧舜二帝，黄帝也因此是五帝之首。
黄帝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以婚姻缔结经济生活共同体的父系社会，他共娶四名正妻即四妃，十名从妻夫人即十嫔，一共生下25个儿子，其中14人有封姓，一共有12个封姓。在《百家姓》中，绝大多数大姓都是黄帝后裔姓氏，据说有86个大姓都是黄帝直系子孙。
黄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祁姓陶唐氏属于黄帝部族集团的“北狄”分支之一。虞舜有虞氏为东夷族。舜的出生地、虞舜族的发祥地在今山东诸城。虞舜族另一居地是陈地，即今河南虞城。此地可以看成是虞舜由诸冯向西迁徙发展的第一站。其后，虞舜及其族团又进一步向中原迁移发展，从而在今山西平陆也出现虞城。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申、吕、齐、许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四岳与诸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颛顼在中国史前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他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了后世天文历法意义上的年代记忆，相传有“颛顼历”说明当时已出现专职的神职人员，这意味着一个祭祀兼管理阶层的形成，宗教祭祀已被统治阶层所垄断，从而使得社会进一步复杂化，这是文明化进程中划时代的现象之一。进入颛顼时期，可以看到男尊女卑、父权已成为“颛顼之法”， 华夏民族的自觉意识 华夏、诸夏、诸华、华、夏等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对华夏民族的称呼。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应该说此时的华夏民族已经是一个“自觉民族”。
“自觉民族”之前还有一个“自在民族”的阶段，民族形成的起始应该从“自在民族”阶段算起。 在古文献中并不存在“夏”与“华”相并立的二族，《左传》定公十年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是互文，裔，与夷同义，夏与华同义，表述的就是夏即华的意思。《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楚失华夏”，这是把“楚”与“华夏”相对应。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姜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戎人驹支称中原的华夏民族为“华”，称自己为“戎”。这说明“华”、“华夏”等称呼，既是华夏民族的自称，也是他称；同样道理，“戎”、“诸戎”等称谓，既是戎人的自称，也是他称。
华、夏、华夏、诸华、诸夏中核心是“夏”，而在春秋之前的西周时期，周人已用它来表示自己的正统性和与夏王朝相一致的民族一体感。如《尚书·君奭》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周公曰：“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这两处是周公说自己周族为“我有夏”。 周人为何把自己说成是“我有夏”、“我区夏”？刘起釪的解释是：“历史的真实是，周族的族系渊源确系沿自夏族，而且更可上溯源自姬姓的黄帝族。”这里，夏王朝的大国家结构与夏代的民族是一体的，可简称为民族的夏或夏民族。
部族的夏是指在夏王朝尚未建立之前鲧禹时的夏族，以及夏王朝建立之后王朝内部以夏后氏为主的姒姓部族集团。民族的夏是指夏王朝建立之后，既包括姒姓的夏后氏部族，也包括子姓的商部族、姬姓的周部族等王朝内的众多部族的民族共同体，所以民族的夏就是华夏民族的意思，也是夏王朝的意思。部族的夏有血缘血统上的局限，而民族的夏即夏王朝超越了这种局限，以大文化为纽带。这种以文化为血脉的民族的夏，是夏商周三代正统之始，正统之源。
“华”、“夏”、“诸夏”、“诸华”、“华夏”这一系列的民族称呼，凸显了华夏民族的形成始自夏王朝，华夏民族在夏代时就是夏民族，它与考古学界以前所谓“夏文化”的夏民族不是一回事，它是夏王朝内包含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等众多部族在内的民族，它以夏代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为基础。
在某些时候，国家可以视为民族的外壳(即外在框架)或民族聚合的一种形式。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就是华夏民族的外壳，是复合制国家机制促使以华夏文化为纽带、为血脉的华夏民族的形成。 所谓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是指在王朝内包含有王国和从属于王国的属国(或称为诸侯国)两大部分：在夏代，它是由夏后氏与其他从属的族邦所组成；在商代，它是由“内服”地的王国与“外服”之地的侯伯等属邦所组成；在周代，它是由位于被后世称之为王畿之地的周邦(周王国)与各地的诸侯国所组成。 夏代的王邦即王国就是夏后氏，夏后之外，据《史记·夏本纪》，夏的同姓族邦有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夏王朝内的异姓族邦有：己姓的昆吾、彭姓的韦国、任姓的奚仲、子姓的商族、姬姓的周族，等等。
周人是处于夏王朝的国家框架中的。 商王朝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用《尚书·酒诰》的话来说，就是由“内服”与“外服”相构成。内服之地，由在朝为官的百官组成，它是商的王邦、王国，亦即后世所谓“王畿”之地；外服之地，则由商的侯、伯等诸侯邦国所组成。《酒诰》的这一记载恰可以与《大盂鼎》“惟殷边侯田粤殷正百辟”铭文对应起来：“殷边侯田(甸)”说的就是“越在外服”的“侯、甸、男、卫、邦伯”；“殷正百辟”指的就是“越在内服”的百官。
这一复合制国家结构的机制，一是强大的王权；另一是外服的地方邦君能够在朝廷担任各种要职，成为在朝为官者。 在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在统一王权的支配下，王邦与属邦是不平等的。王邦即王国，为“国上之国”，处于天下共主的地位--《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属邦为主权不完整的(不是完全独立的)“国中之国”。在周初青铜器《何尊》铭文中，“中或”(中国)是指成周洛邑(在今河南洛阳)。
大概从西周开始，与西周金文中的东国、南国等相对而言，“中国”也就演变为指中央之地的地域，这就是中原之地。自汉代以来，“夏”字义训“中国”，与夏王朝的王都位于中原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当然可作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应当以夏王朝的出现来算起的证据。 特别是在周代，由于大范围、大规模分封诸侯，使得这种复合型国家结构达到顶峰，形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牢固理念，而这一理念也从王权的视角对复合型国家结构的整体性作了形象说明。
不同部族的人们来到中原地区后，在建立各自的部族国家的同时，也组建了一个族邦联盟。这样，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
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
这种复合制以王为天下共主而把不同部族的人们包含在王朝体系之中，从而使得我们所说的古代民族四大要素或四个自然属性——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和相同经济生活，在夏、商、周王朝已经具备。
具有共同语言，我们可以从唐虞、夏商周的汉字体系得到证明。我们知道，文字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与周代的铜器铭文、商人殷墟的甲骨文与周人周原的甲骨文，以及商代甲骨文与周代的金文，它们完全为一个文字系统即汉字系统，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还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但夏代之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都邑遗址却发现有使用文字的情况，目前已经公布的两个字，尽管在具体字义的释读上还未成为定论，但这两个字属于汉字系统是没有疑问的。 具有相同的经济生活，并非指王朝内各个从属于王室的族邦向王室的贡纳，也并非指中原与各地的经济贸易往来，而是指生活在复合制王朝国家中的人们，因地理和生态环境相同，经济类型相同，因而具有相同的生产与生活的方式和生活习惯。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把国家称作民族的外壳，在这点上，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就成为华夏民族外在框架。具有共同的文化，是指自夏朝以来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民族在衣冠服饰、礼仪制度、典章制度、宗教崇拜和祭祀以及宇宙观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性。